很多人开玩笑说《一出好戏》很是“名如其人”，骨子里透着黄渤式的狡黠，因为无论影片怎样，他都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作品是“一出好戏”。作为中国影坛中生代明星中的佼佼者，有着徐峥和陈思诚的成功案例在先，黄渤从演员到导演的跨越似乎水到渠成，但影坛从来都是只以成败论英雄的残酷竞技场，若雄心不能兑现，哪怕口号喊得再响，名字起得再靓，也不过是博了些眼球流量，徒增笑料而已，所以在上映前夕，人们对这部黄渤的导演处女作大都只是谨慎看好。

　　所幸的是，《一出好戏》这部人类寓言式的电影不仅故事精彩，而且制作水准也属上乘，虽然卓越的天资让黄渤作为演员尚能得心应手，但《一出好戏》显然不是一部为“演员”量身订制的电影，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一出好戏》让人们充分领会到作为导演的黄渤对这份事业的真诚以及付出的努力。

　　《一出好戏》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2012》，黄渤试图以“灾难后的诺亚方舟”为起点进行构思，来思考如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试管”中开展一次人类生存实验，经过8年的不断打磨，一个“荒岛求生”的故事应运而生。

　　一提到“荒岛求生”题材，人们可能首先会联想到《荒岛余生》《六天七夜》以及《蝇王》《迷失》等经典作品。这类电影的叙事往往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残酷博弈，以及剥离了传统社会身份的个体/群体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影片的主题，则是关乎个人心智的成长、对于人与自然和人际关系的重新审视、乃至对社会生态和人性的拷问等等。《一出好戏》的故事虽然并没有跳出传统“荒岛求生”电影的既有框架，但影片选择了其中最为难以把握和表现的主题：社会权力背后的人性逻辑——没有凶猛野兽、没有食人部落、没有诡异事件，影片有意剔除了大部分影响角色的显在外界压力，所有的叙事推动力几乎都来自于基本的人性动机。黄渤试图通过表现一群人不断崩溃和重构的社会关系，抽丝剥茧地将其人性底色一层一层剥开、咀嚼。显然，这对于创作者讲好故事的能力是一项极大的考验。

　　人们喜欢用“人类社会简史”来概括《一出好戏》的主题。然而，它既不是《蝇王》那样讲述由“原初人类”（少年）逐渐衍生社会结构的故事，也不是《逃离冰魔岛》那样表现身份类似却又离散化的人群（犯人）不断聚合和重组的故事，《一出好戏》是将原本封闭的权力结构（公司团队）放置到全新生态中再去重新建构。从原先颐指气使的张总被小王无情嘲笑的那一刻起，权力的不断更迭就成为了影片的主题，在这个由30人组成的微缩社会群体中，精炼地推演出了从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到乌托邦社会的历史进程，它们分别对应了人们的安全与生存需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深谙生存之道的小王在人们食不果腹的原始阶段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首领；偶然发现宝藏的张总将所有生活资料牢牢控制，从而成功复辟，又搞起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那一套；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马进则在受尽冷落之后，依靠从天而降的鱼雨、跟班小兴的修理技术和恰逢其时的激昂演说一跃成为精神领袖，并顺便收获了爱情。故事的有趣之处还在于，“世界已经没了”是这个“盆景式”社会得以存在的最大前提，所以，当马进等三人发现“世界还在”，在“回到世界即失去一切”的痛苦抉择中，在他和小兴之间不同的现实抉择中，影片的戏剧张力也被推至顶点。

　　整体来看，《一出好戏》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荒诞的形式背后，是严谨的叙事和严肃的主题，尽管影片对于社会和人性的体察，有其粗陋之处，而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呈现如此宏大之主题，也难免有管中窥豹的局限，但即使是那些最心不在焉的观众，应该也能从中感受到黄渤的责任和抱负。有信心、有勇气展现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寓言，这在如今普遍醉心于杯水风波的国产电影创作大环境中显得尤其难得，而这部体察人性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黄渤自己所秉承的创作观：影片虽然请来王宝强、舒淇等明星坐镇，但它显然不是一部单纯以票房为目标导向的电影——至少它绝不是消费大数据的产物。《一出好戏》没有跟踪热点话题，没有嫁接热点IP，没有套用传统的类型片模式，也没有遵循黄渤自己驾轻就熟的商业喜剧套路，影片中没有网络流行语、没有无厘头搞笑、没有卖弄情怀、没有摔碎节操、更没有消费眼泪，它从一个冷门题材入手，以完整地讲好一个故事为目标，试图在观众的底层意识中寻找共鸣，并引发思考。

　　一言蔽之，这个由电影工业时代所捧起的非典型男星黄渤，努力创造了一部电影工业时代的非典型作品。对于黄渤来说，从鲜花环伺的“影帝”身份中挣脱出来，真正以一个负责任的电影人的身份脚踏实地地创作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一出好戏》无疑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这部电影的名字不是肤浅地卖弄辞藻，黄渤是真的很想拍一出好戏。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商业明星与文化精英二者身份缝合的可能性。个中缘由，黄渤自己已有表达：“其实你已经从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去做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稍微有点责任。在前人的路上，哪怕往旁边再拓宽一厘米、一毫米，再往前进一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