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节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课堂
——中国民协2018“我们的节日”清明文化论坛内容摘登
清明礼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萧 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清明是传统社会节气、节日合一的重要时间。节气是“天时”，是纯粹的自然时间，节日是“人时”，它是社会文化的时间选择。清明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它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社会的重大春祭节日。清明真正体现中国天人合一观念。
一、清明两大节俗传统
清明节俗丰富，但归纳起来有两大节俗传统：一是礼敬祖先，慎终追远；二是亲近自然、珍重生命。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传承千年，至今不辍。
（一）礼敬祖先，慎终追远
清明虽然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向来十分重视，上古四时祭仪中春季祭祀宗庙的大礼称为春礿（后为春祠）之礼，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名为“尸”的神主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渐起。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扩大，人们因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念日益增长，人们对于祖先魂魄托寄的坟墓愈加重视，上墓祭扫之风转盛。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的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清明地位逊于寒食的话，那么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明清时期，寒食基本消亡，春季大节除新年外唯有清明了。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上坟祭扫，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挂纸烧钱；一是培修坟墓。唐代以前已有烧钱祭亡的习俗，但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亦不能火化纸钱，人们将纸钱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费用。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挂钱成为清明墓祭的特色之一。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是清明扫墓的又一活动。在雨水到来前的春季，人们借清明祭祀的时机，对坟墓进行清整，既保全了先人，又尽了孝心。
清明祭祖除扫墓的“山头祭”外，后世还有祠堂祭，有的地方径直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团聚宗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清明处在生气旺盛的时节，也是阴气衰退的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挂青的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这样，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乡里庐墓。
（二）踏青游春，珍重生命的仪式行为
清明是踏青郊游、珍重生命的节日。踏青是清明的又一重要节俗。清明时节，杨柳青青，自然界生机一片，人们借祭墓踏青郊游。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其原始的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气的流行。踏青、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斗蛋等大都是有助于阳气发散的活动。
插柳或戴柳是清明踏青与护佑生命的仪式行为。柳树为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除门户插柳外，清明还有戴柳的习俗。人们以结成球状的柳枝或柳叶戴于头上，民谚曰：“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城居的人们很喜欢这一习俗，鬓插青柳，既吉祥又有生气。插柳与戴柳在民间还有招魂与安魂的解释，有说“插柳留春”。青柳留春，意味着在春季将逝的时节，人们用青青的柳枝来象征对青春的挽留，“留青”，也就留住了“红颜”，留住了生命。
中国人重视时令养生护生，清明的饮食与春季养生护生相关，有寒食燕、清明团、清明饭等。这些清明食品的原料来源于中草药，人们认为清明时节食用它们可清凉解毒，驱邪保健。
春天饮食中，不能不提春茶。清明茶是清明时节采摘的茶叶嫩芽，它色泽翠绿，叶质柔软，茶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香气四溢，味道醇厚，清明茶是饮食民俗中的养生佳品。“新火试新茶”曾是古代最流行的时尚。
在生命之花竞相绽放的明媚春天，中国人传承着古老天人合一的理念，追念亡人，祭祀祖先，踏青郊野，助阳护生，践行着生命传递的意义。
二、清明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清明是传承民族信仰、家庭人伦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亲近自然、珍重生命的重要时间。清明关系到民族的文化生命，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重视的节日。我们需要传承清明所蕴蓄的伦理观念与自然意识，同时也要看到当今时代变化的环境，对清明节俗作适应性的调整与更新。
（一）感念先人，进行生命传递的伦理教育
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尤其重视家族、祖先。几千年来，我们民族并没有绝对意义的宗教信仰，更多时候是对祖先亡灵的崇拜、返本归宗的意识特别浓厚，在清明节祭扫祖先是对亡故先人的特殊的缅怀方式。古罗马哲学家西赛罗早就说过：“血缘通过善意与关爱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具有同一家庭的传统、同一家族祭祀的仪式、同一祖先的墓地，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每逢清明佳节，海内外华人也会共同缅怀中华民族人文祖先，让华夏儿女感受到血浓于水的殷殷情愫，从而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清明祭祀重在祭扫过程的严肃与真诚，祖先祭祀实际上是一次生命传递伦理的教育、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我们尤其要提倡感恩的情怀。感恩是社会基本的伦理基础，对亡故先人怀有一颗尊重之心和深深的缅怀之情，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朴素的感情有利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感恩文化的培养。
慎终追远是清明节的文化精神。我们利用清明时节，追思祖先业绩，提倡家庭、社会对先辈历史的尊重，保持对先人的敬畏之心与感恩之心。在人心躁动的现代社会，清明节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能够给人一个理性、冷静思考人生的机会。
（二）贯彻环保理念，传承与更新祭祀方式
清明祭祀是我们的文化表达，是感恩先人、密切人情的重要方式，传统社会的一些祭祀方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调整与更新。传统的乡土祭祀是独立的家族墓地，祭祀是私人性的表达，祭品在祭祀之后由家人分享。在城市公共墓地，清明祭扫的空间较之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祭祀活动处于开放状态，因此清明祭扫不纯粹是私人活动，而是成为公共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祭祀方式上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传统的三牲祭品让位于果品、鲜花，纸钱鞭炮也因环境问题而大大减少。我们应该倡导祭扫中的环保理念与安全理念，尽量减少祭扫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财的耗费。
清明节是传统节日，清明节给我们预备了祭奠先人的时间与机会，这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它让当代的人们在春天停下脚步，跟自己的先辈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如果不能回到故乡亲自叩拜，只能遥寄思念。人们可在网上献花、虚拟祭扫，在形式上也满足了部分人的心理需要。现代技术为传统节日活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与途径。清明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寄托，也是民族文明的一种传承方式。
（三）踏青郊野，激扬生命
清明是厚重的，同时也是轻盈的。中国人在春天哀悼亡者，同样在春天激扬生命。人作为生命个体，因生理与社会原因，总会周期性地出现一定程度的这样或那样的身心疲惫与精神困顿，所谓“春困”是现象之一。要调节身心，振作精神，就需要特定的仪式与娱乐活动，以“动心劳形”。清明时节我们在与祖先对话中获得了精神力量，同时我们也通过踏青郊野，与自然对话，获得身心的放松与精神的愉悦。
清明是春天的节日，是我们亲近自然、品味春天、激发生命活力的时节。踏青郊游，是清明时节与春祭并存的古老主题。在春意盎然的郊野，人与自然交融，放风筝、荡秋千、踢毽子、蹴鞠、拔河等娱乐，成为人们踏青郊游的时令娱乐。人们在生命成长、展开的季节，以户外活动的方式，娱乐身心，调节精神。
除了游春踏青之外，春天是需要品味的。清明的时令饮食值得我们总结与推广，清明的野菜饼、青团、清明茶是健康的美食时饮，我们可以利用清明尝春的口号，促成清明时令饮食风尚在城市生活中的回归，让更多的人在清明时节走出水泥森林，品味春天的美好。
清明是庄重的，我们面对先人，在祭拜的静默中，回想祖先的恩德，增强持守祖先基业、传递民族香火的责任。清明是愉悦的，我们踏青郊外，沐浴温暖的春风，让生命在自然中清新地跃动。清明常在，民族不老。
建构中国寒食-清明节祭祀文化的谱系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的寒食-清明节的祭祀文化很丰富，也很复杂，当然也就有点纷乱，很有文化整合的必要，进行知识谱系的建立和文化共识的达成。
中国的端午节，虽然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多种说法，但是纪念屈原成为主流的形式，大家是认同的，传播面非常广。端午竞渡，两千多年来，从凤舟到龙舟，舟船竞渡也是共识。端午节从来就是正能量，几乎没有异议。
但是寒食-清明节就不同，寒食是一个良俗还是陋俗，其争议延续良久。清明上坟扫墓与否，也是极富争议，唐朝皇帝提倡，但是臣子反对，到顾炎武时代还在《日知录》里斥责扫墓行为。这种矛盾是礼俗制度的坚持与与时俱进的矛盾，也是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以及权利诉求带来的矛盾。直到新世纪，人们对于寒食-清明还是态度迥异，就是到了寒食-清明节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明节成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后，竟然还是有人说：寒食是陋习！清明节要革除陋习！不要烧纸，不要供饭，要使用鲜花祭祀，等等。
清明节负载着强大的文化功能，我们不能在吵吵嚷嚷中，忽略了清明文化传统传承的大业。建立寒食-清明文化的知识谱系与祭祀的实践体系，让这个节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承担其使命。
寒食-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成员祭祀权利平等的重要节日。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的制度体系里，平民祭祀先祖，感恩前辈的权利十分有限。有权有势的人在庙里祭祀祖先，没有庙的庶人，墓祭上坟是无奈的选择。唐人建立这样的制度，给了上坟和墓祭以合法性。这是大唐王朝的胸怀。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的设立，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一伟大传统。清明节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家风建设，其意义不可估量。国家层面祭祀先烈，是对为国家与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的缅怀和报恩；国家祭祀炎帝黄帝伏羲女娲，是对于人文祖先与创世领袖的缅怀与感恩。清明祭祀的微观与宏观方面都是做得较好的。
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等中观层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土壤，是一个最值得感恩的处所：单位提供了个体的生活资源，为生计所系、发展所系。这些企业、单位和学校等，都有其开创者与牺牲者，是单位和地方的先贤、乡贤。地方与单位的参与构成了清明祭祀的强大腰身，构建了清明文化的完整谱系。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建立中国寒食-清明节的国家-地方与单位-家庭的祭祀系统十分迫切。
祭祀层次与祭祀对象系统也有待完善。如黄帝祭祀，我们当下的规格还有待提高。秦汉以来，历代帝王祭祀黄帝，或亲临、或委派代表，两千年来的中国最高领袖祭祀黄帝，俨然是一传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过去的层次，这与黄帝的崇高地位及其应该享受到的身份不符。
节日的传说与神话一定是节日必须讲述的问题。相对于屈原投江龙舟拯救粽子祭祀故事系统广泛流布，介子推护卫文公隐居绵山火焚致死的故事的知名度在当下要低很多。屈原的爱国主义忠君思想传播及其广泛，龙舟粽子两大节日符号与仪典，每年端午节辉煌上演，都在讲述屈原故事，这就是行为叙事与景观叙事。
对于清明节来说，节日的主角不是介子推，而是国家层面的黄帝炎帝孔夫子，家庭层面的列祖列宗，以及社区层面的乡贤先贤。对于山西之外的地区，寒食-清明节的故事主角的叙事分散，介子推故事怎么能够广泛传播开去呢？清明节缺乏整体性的神话传说的有效推广，缺少整体性的节日食品系统的认同，缺少一些民族整体参与的共同对象祭祀的仪式，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清明应该祭祀的对象远比屈原更重要。怎么说，屈原的忠君爱国都不如炎黄子孙的叙事更为重要。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缺乏基本文化常识的所谓学者还在鼓吹什么黄帝是汉族的祖先，黄帝是中原汉族的祖先，祭祀黄帝会伤害少数民族什么的，根本不了解中国各族人民已经祭祀黄帝为共同祖先几千年了，黄帝是人文之祖，而这些人散布的是落伍的种族论意识，所以一方面各族人民在清明节祭祀黄帝，庄严神圣；一方面少数缺乏常识的学者出于沽名钓誉的目的，冷言冷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代表，所以我们称自己是黄帝子孙，是认同黄帝的德治文化，这可是基本常识。
中国清明祭祀应该是一个系统，不是零散的小型活动。节日的发生之灵魂人物应该得到祭祀。我们的节日——寒食-清明是一个系列。清明祭祀神灵的第一位应该是介子推，他是寒食-清明之神，忠孝之魂；其次是炎帝黄帝孔夫子，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然后是各地乡贤先贤与先烈，是忠孝文化的地方楷模；最后是各家各户的列祖列宗，是各家各户最需要感恩的对象。这是四个层次的祭祀对象，前二者是全体民族需要共同祭祀的，第三层次可以各地不同，家庭层面各家不同。这样便形成了统一的多彩的寒食-清明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明祭祀，岂可不慎焉！
古代戏曲中的清明文化与感恩意识
彭恒礼（河南大学教授）
在古代戏曲中，清明节是个重要的存在，据不完全统计，仅元杂剧中，出现清明节的剧目就是十几部。戏曲剧本虽然是文学创作，但是，因为文学源于生活，故仍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了解古代清明习俗的材料。戏曲中提供的民俗材料远比方志中的记载详细。例如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三折：
（张郎云）自家张郎的便是。自从父亲将家私都与了我掌把，兀的不欢喜杀我也！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我将着这春盛担子。红干腊肉，同着社长上坟去来。
（社长上云）自家社长是也。今日清明节令，张郎请我去上坟。张郎，我和你上坟去。
（张郎云）浑家，每年家先上你刘家的坟，今年先上俺张家的坟罢。
（旦儿云）张郎，先上俺家的坟。
（社长云）大嫂，你差了也。你便姓刘，你丈夫不姓刘。你先上张家的坟，才是个礼。
（张郎云）浑家，你嫁了我，百年之后，葬在俺张家坟里。还先上俺张家的坟去。
（旦儿云）依着你，先上张家坟去来。
这出戏里反映的当是宋元时期的清明习俗。由这段表演可知，当时人们清明上墓，并非完全以家庭为单位，而是有“社”这种社会组织的参与。而且在古代，夫妻之间会因为上坟的先后次序发生争执。通常是先去夫家的坟地祭扫，然后去娘家坟地祭扫。当然，如果妻子在家中的地位高，也有倒过来的情况。这些关于古人清明祭祀的细节，古代方志文献往往不会记载得如此详细。古代戏曲在这方面弥补了方志文献的不足。古代戏曲中的清明扫墓场景，往往集中于感恩意识的表达。如明传奇《双螭璧》第九出：
（生上白）今乃禁烟佳节，你看村村拜扫，树树悬旌，我想哀哀父母，生我勤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
小生在这里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清明为父母扫墓就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种恩情达到了“昊天罔极”的程度！无论怎样都报答不尽！
古人清明墓祭不仅仅是报答父母的恩情。有时也报答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有恩于己的人。如元杂剧《张千替杀妻》，剧中张千与人结拜为异性兄弟，平时多受义兄照顾。清明节令，恰逢义兄外出，家中无男丁祭祀，张千于是代替兄长前往祖坟尽孝。张千唱道：“青盛茂竹林松坞，早来到祖宗坟院。先挂着纸钱，躬身拜从头参见。忘不了哥哥恩重，小可张千……到寒食不禁烟，正清明三月天。”可见，清明感恩并不只局限于血缘关系。
戏曲中感恩的对象有时会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如明代戏曲《元宵闹传奇》，取材于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戏剧开头，宋江出场道：“今乃三月三日，清明佳节，又值天王生忌，欲同众兄弟致祭。”这里的祭祀对象是水泊梁山革命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晁盖天王。由于在曾头市中了史文恭的箭而光荣牺牲。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晁盖在梁山事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晁盖等人占据山寨之前，梁山在白衣秀士王伦手里，充其量就是草寇。正是由于晁盖等人的加入，水泊梁山的事业才实现了由江湖草寇向农民起义的转型。也正是由于晁盖等人的肇基之功。宋江等人才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了安身的可靠基地。才可能以此为据点，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梁山好汉在清明节祭奠晁盖天王，是出于对开创水泊梁山事业先烈的崇敬与感念！由此可见，清明感恩的意识在古代戏曲中相当突出。这种意识通过清明拜扫习俗的表演得以彰显。
戏曲的重要性在于，宋元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它一直是民间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戏曲中对传统美德的弘扬，是寓教于乐，是雅俗共赏，是润物细无声，让观众在嬉笑怒骂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戏剧中所传达的观念。这样的剧目千百年来在民间反复上演，受其影响与教化的百姓何止千万！
当然，戏曲中的清明习俗并非只是单纯为教化而存在，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功能。无论是才子佳人戏，还是情节曲折的公案戏，打斗热闹的战争戏，都有赖清明节帮助营造剧情发生的动机和氛围。例如元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中，英俊书生王焕正是在清明踏青的过程中“偶遇”了美女贺怜怜，生发出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同样，《元宵闹传奇》中宋江等人如果不是因为下山祭拜晁盖天王，就不会引发后来一连串的历险故事和戏剧冲突，就不会出现梁山好汉们劫法场，大闹大名府等连台好戏。古代的戏剧家们正是利用了清明必须墓祭的习俗，编排出一出出精彩的大戏。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这些成功经验，值得今天的剧作家们学习，借鉴。
介子推传说叙事形态的演变
钟亚军（宁夏大学教授）
寒食节与清明节是山西省最隆重、最有影响力的传统节日，这一传统节日的内在核心历史人物——介子推，以及其所蕴涵的精神寓意，被历史典籍、诸子经典、经典文学与民间的社会群体，以及当代旅游景区的共同塑造，由此形成了全社会集体参与塑造，集体参与传承，集体共享，集体向外传播的格局。
纵观介子推传说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大概分为历史典籍的文字叙事、民间口头叙事与当代景观化叙事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历史的介子推，口头文学塑造的介子推，以及在当代旅游经济的带动下，相关旅游景区对介子推传说的景观化塑造。
我国古代典籍记载介子推事迹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典籍，诸如《左传》《史记》等。另一类是古代文人的著作，诸如《庄子》《韩非子》、屈原《九章》与刘向《新序》等。前者是以历史的真实为要，而后者就有了杜撰与虚构的成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基本采用了《左传》的内容，只增加了晋文公封绵上为介山。历史典籍对介子推的记载相对谨慎，一般都不加以粉饰。但介子推进入古代文人的笔下，其事其形就有了较大的变异。《庄子·盗跖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韩非子·用人篇》也有类似的记载：“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与史家记载的介子推形象相比较，这些情节或许源自当时民间社会的口头流传，而被庄子借来“抨击儒家礼教规范及俗儒富贵显达的观念”，被韩非子用来宣扬忠义思想。
所以秦汉前后，介子推在屈原、刘向的笔下都有借彼抒志、以古讽今的意味。屈原的“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不就是他自己行吟江边，悲哭楚国的写照。而刘向在《新序·节士》借介子推之口说出了“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许正因庄子、韩非子、屈原和刘向等人的参与塑造，才为后世留下众多的文字资料。尤其介子推的气节、清修而淡泊名利的品格也受到了后世的文人墨客最热烈的追捧。
与历史典籍塑造出的介子推形象相比较，民间社会口耳相传的介子推传说从不拘泥于历史与精英文学的内容，民间社会更看重口头讲述的活态性、社会习俗的传承性，以及生活化与娱乐性。因此介子推传说从单纯讲述割股奉君、归隐山林与抱树被焚等情节，扩展到婚姻习俗、游艺习俗和饮食习俗，甚至是祭祀仪式等领域。由此围绕“介子推”这一传说核心，产生了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化的异文本。流传在晋中地区“清明柳的来历”，讲述介子推被焚的第二年，晋文公率领群臣登山祭奠介子推时，发现坟前那棵老槐树不仅复活了，还绿枝飘舞。于是晋文公摘取柳枝编成柳圈戴在头上，并给老柳树赐名“清明柳”。从此清明节有了戴柳、登山的习俗。除此之外，子推蒸饼、子推燕都是以介子推命名的食品。据说，燕子用山西介休方言读“念念”。人们在寒食节用面粉包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柳条穿起来挂在门前祭奠介子推，表达敬意。可以说，在山西民间社会，介子推传说已不仅仅是一个民间传说，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生活观念，一个精神寓所，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了。
景观化叙事的悄然兴起离不开近些年旅游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的影响。景观化叙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民间传说与景观结合在一起，以民间传说诠释景观，以景观强化传说。当然景观化叙事绝非要脱离历史、文学经典和民间传说，而是从它们中提炼精华，攫取“营养”，丰富景观化叙事的内涵。风景秀丽的绵山也称介山，据说是介子推母子隐居、被焚和成仙之所。每年寒食节绵山旅游景区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介子推的仪式大典。景区内现存有介公祠、超凡洞等与介子推相关的文化景观遗迹，且景区内配以文字说明、导游的口头解说，使听众通过空间化的景物，立体化的情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景观化叙事之所以悄然兴起还有另外的因素，各地对介子推文化资源的述求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据史籍记载，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其出生、生活与归葬之处语焉不详，于是给后世留下了许多附会、想象的空间。灵石县介林有一块大石板叫作“忌板”，当地流传着“忌板传说”。据灵石县介子推文化研究会李树忠介绍，据说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后，介子推母子被困在石板上无法逃脱。等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熄灭后，人们发现介子推母子被烧死在石板上，石板也被烧的滚热，人不能靠近。于是，村民们为了让石板快点变成寒石，就家家熄火，户户禁烟。三天三夜过后，石板果然变成了寒石，从此人们把这块石板称做“寒石”。寒食的本意为“寒石”，是介子推隐居和归葬的地方。为此，当地人在介林里建造了介子推传说的大型雕塑景观。雕塑包括割股奉君、携母隐居、被焚等内容。人造景观的出现并不偶然，这其中既有强化当地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价值的需要，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清明中的生命意识
王 娟（北京大学副教授）
清明节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清明”从最早的二十四节气之一，逐步融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习俗，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
清明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扫墓祭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就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宋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述了人们扫墓祭祖的场景：“（清明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出门上坟的人群充盈道路，摩肩接踵，而街道两旁的纸马铺也“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场面相当热闹，气氛也很严肃。
但是，扫墓并不是清明节唯一的活动，更重要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扫墓之后的踏青和游戏。对此，《东京梦华录》也有记载：“四野如市，（人们）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炊饼、黄胖（一种泥娃娃）、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由此我们看出，“清明”期间，扫墓之外，人们的活动不仅非常丰富，而且气氛也相当的欢乐。
北方一些地区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的说法，传言清明节这一天，妇女们忌做针线杂务，说是这一天的针线能令人“目盲”，因此，女孩儿们都要结伴出外游春，并参与各种户外活动，如荡秋千、蹴鞠、放风筝等。清明的桑间野外，花红柳绿，芳草如茵，士女们艳妆浓饰，金翠琛璃，接踵连肩，翩翩游赏，男女杂沓，歌声笑语，连绵不绝。有人甚至说，清明节，与其说是扫墓，还不如说是为了“寻芳讨胜，极意纵游”。
清明期间的很多习俗都是以女性的参与为主，或者说为女性设计的，如“秋千戏”。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清明、寒食期间“为秋千戏”的记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古今艺术图》云，每至寒食，人们要竖秋千，即“以彩绳悬木立架，女坐其上推引之”。唐代《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记载，如“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安徽等很多地区延续了古代“清明”“秋千戏”的习俗，如明嘉靖年间的《夏津县志》中记载说“季春之月，寒食断火，祭墓，为秋千戏”。清康熙年间山西的《猗氏县志》中也有此说，如“竖秋千于空地，有架杆、车轮二式，儿女盛饰，竞攀翩翻缥缈，唐开皇以来所传半仙戏也”。关于清明期间“秋千戏”的目的，根据清雍正年间的《定襄县志》的记载，人们设“秋千”，目的在于“以达阳气”。《灵石县志》则认为妇女儿童的“秋千之戏，相传为去百病”。如今的秋千已经演变成一种日常游戏活动，在一些地区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体育竞技项目。
清明节也是女孩举行成年礼的日子。《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笄礼，指的就是女孩儿的成年礼。早在周代，典籍中就有了有关“笄礼”的记载。一般说来，女孩到了十五岁就要举行“笄礼”。所谓的“笄”就是“簪子”，在举行笄礼的时候，人们要把女孩的散发梳起来，绾成一个髻，再用簪子固定住，民间又称为“上头”。“笄礼”之后，女孩子就可以“谈婚论嫁”了。而清明节则是人们为女孩举行成年礼的节日。
如何理解清明期间的郊外踏青、游戏，而且女性的参与不仅不受限制，反而被鼓励的情况呢？我以为，清明节正值初春时节，大地回春，万物生长，郊外一片生机盎然。春天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季节，而祭祖、扫墓活动的主题却是死亡与悲伤，这种情绪与春天的主题——繁衍与生命相悖。因此，为了寻求一种“平衡”和“补偿”，在完成“沉重”而又“悲伤”的祭祖仪式之后，用青年人，尤其青年男女共同参与的踏青郊游活动来“淡化”死亡就成为清明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明节祭祖扫墓的意义在于“祈求”，这与秋冬“祭祖”（主要目的是为了答谢）正好相反。人们乞求的是祖先的保佑，希望祖先保佑人们子孙繁衍。因此看来，清明节强调女性的参与突出的是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繁衍的重视。
三月三：浸润人心的符号建构
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三月三”是壮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它充分体现了壮族民众的生活方式、经济形态和信仰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壮族民间传统知识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政府以不同方式弘扬“三月三”文化，举办“三月三”歌节，建设“三月三”文化品牌。“歌王”“歌匠”“歌手”以“三月三”期间“歌圩”为舞台走向世界，成为壮乡和八桂大地鲜亮的文化标志。
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的基质是地方性，但是在现代生活作用下，“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具有世界性意义。
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包含了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及符号系统。首先，立足于“三月三”文化原型，结合文化原型的意义，赋予“三月三”作为文化品牌的新的意义。其次，“三月三”文化品牌生成阶段开展与“三月三”文化品牌相关的活动，最大限度扩大“三月三”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超越广西范围之外，让更多受众了解和接受“三月三”文化品牌，如举办“三月三”相关的系列比赛或文化节庆活动等。最后，随着“三月三”作为壮族文化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受众对“三月三”文化品牌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壮族“三月三”品牌授权等策略延伸到有形产品领域，如传承、创造与“三月三”品牌相关的工艺品、食品或者其它一些物质产品推向市场。这些做法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传承“三月三”传统的重要作用，作为从民族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品牌建设的路径具有普遍性示范意义。
壮族“三月三”积淀了丰富的历史传统，是壮族民众长时期生活行为、价值观念的表达。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涉及地方历史、地理、人文、艺术、旅游、生活等多个方面，是综合性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活动。也就是说，除了目前享誉国内外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将“三月三”从广西乡村带到了世界舞台以外，“三月三”始终在广西各地民众生活中传承、传播和发展，各地壮族民众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三月三”文化过程中，以不同方式推进“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的力度，并且将这些作为“三月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期更好地促进“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更好地将壮族民众的生活与“三月三”传统结合起来，彰显“三月三”传统的特殊力量。
广西壮族“三月三”是诸多文化符号以历史传统逻辑和民众生活逻辑构成的传统意义链。“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既要从关键性文化中提炼出象征符号，又要充分考虑象征符号体系的整体性，以此实现“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生活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
历史上“三月三”象征符号形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并且具有明确的地方性意义系统。但是，“三月三”的许多关键性要素常常跨越时代，并且不断累积，沉淀为“三月三”的基本结构和母题。这些跨越时代的“三月三”象征符号以及由此构成的象征符号体系在当代“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中仍然被沿用，成为彰显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的标志和边界。
壮族“三月三”习俗丰富多姿，每种习俗既具有独立的意义，又依附于其他习俗，这些象征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基于生活上的有机联系，由此构成了壮族“三月三”的意义系统。
“五色糯米饭”象征着吉祥如意、五谷丰登，是祭祀和宴客必不可少的食物。壮族民众认为五色糯米饭是神祖的恩赐，吃了这种饭，身体健康，生活富足。“绣球”作为象征爱情的信物，早在花山壁画上就留存“飞砣”的记忆。宋代，广西壮族“歌以传情，球以定情”的求偶风俗盛行，宋代朱辅的《溪蛮丛笑》记曰：“土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彩新囊豆粟，往来抛接，名为飞砣。”随后，绣球逐渐演变成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恋的媒介。壮族民众生活地区每年都有数次定期“歌圩”，《武缘县图经·卷六》记载：“答歌之习，武缘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三月初一日至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每年“三月三”歌圩开始前，人们祭拜歌仙刘三姐，祈求她赐予歌才，保佑人人对歌如意。歌圩期间，壮族民众歌唱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动物、植物、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歌圩中相遇的姑娘、小伙子是否中意，碰彩蛋行动中传递出的信号寓意深刻。壮族认为生命之花由花婆赐予。“三月三”期间，人们用铜钱缠上彩带，放入土炮，并点燃。铜钱花朵飞升上天，落下来时谁抢在手，就是花婆赐福子孙，赐予福禄。
“三月三”的民俗活动源于壮族民众传统生活，它们在不同时代黏合在“三月三”活动之上，这些习俗并非随意组合，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穿越时代的普遍性意义和跨越地域的传统力量，因此，当代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建设中应该充分吸收和利用这些象征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
壮族传统“三月三”的象征符号都有来源，而且有许多符号并非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这些象征符号要么是壮族民众享用的传统，要么是当下壮族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即使是共时层面的“三月三”，其每个象征符号也都具有特殊性，不同象征符号融合成为意义明确的传统“三月三”，构成了传统“三月三”品牌蕴含的整体意义，并且成为浸润人心、凝聚民众、整合社会的壮族优秀传统文化。
清明寒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田 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华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源远流长，清明寒食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的忠孝文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如何促进其传承与创新，一直是各界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目标。2018年清明寒食节期间，我们在清明寒食文化的发源地——山西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节日文化作为群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活态传承方式与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然不同，它需要群体的广泛参与。在山西，清明寒食文化的核心介子推精神可谓家喻户晓，上到耄耋老人，下至学校孩童，都参与到了清明寒食文化传承的各种活动中来。以灵石县马和乡为例，通过设立“忠孝石”“介公路”“介子推忠孝文化主题宾馆”“忠孝精神先进村”“忠孝文化教育基地”“忠孝文化墙”等方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忠孝节义特色小镇。在寒食节当天，很多老人自发的到绵山祭奠先贤介子推，马和乡小学也以“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忠孝儿女”为主题在绵山介公像前举行表彰活动。不仅如此，马和乡各个学校都在学校隐性课程建设过程中突出了忠孝主题，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校风、教风、学风均明显好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清明寒食文化的内涵是多元的，在古时，清明寒食文化不仅包括祭祀祖先与英烈，还包括一系列丰富有趣的体育活动，例如荡秋千、蹴鞠、打马球等。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祀祖先与英烈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节日。在山西的张壁古堡，就在清明寒食节恢复了荡秋千、射箭、投壶、放风筝等很多体育活动，并邀请游客一起参加，在潜移默化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自觉地传承了清明寒食文化的精神内涵。
忠孝文化在当代有很多表现，在保持文化内涵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雇佣当地劳动力是资源开发领域国际通行的惯例。在山西，很多企业在忠孝文化的影响下也都在寻求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尽可能地雇佣当地劳动力。在张壁古堡景区，张壁村的村民200多人（占全村村民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都成为公司的员工，从事景区管理、演员、保洁、保安等工作，几乎所有有意愿到景区工作的劳动力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景区的开发也为其他村民提供了更多的从事各种商业经营活动的机会，如餐饮业、文化产品等。无独有偶，绵山风景区也与此类似，在经营过程中雇佣的多数都是介休本地的员工。
对于清明寒食文化如何在山西更好地传承发展，特别是如何在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将每年的4月4日寒食节列为山西省或者晋中市的法定假日。全国的很多地区都有本地方的传统节日及法定假日，如广西的“三月三”等。由于山西地区的传统是每年4月4日过寒食节，4月5日过清明节，如果山西欲将清明寒食节进一步发扬光大，需要为民众传承节日文化创造最基本的时间条件，建议在国家法定假日的基础上增加4月4日作为地方的法定假日。如果能够列为山西全省的法定假日肯定效果最佳，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可以先列为清明节的发源地晋中市的法定假日，待条件成熟时上升为全省的法定假日。
第二，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促进民众的有效参与。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6版）在几个条款中都明确强调尊重民众的意愿、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清明寒食节的传承创新也要建立在该原则的基础上。在清明寒食节期间，我们的每一项活动都要尊重民众过节的传统，过去怎么举办的现在就怎么办，过去的仪式怎么搞现在还是怎么搞，时间、地点、流程等都遵循传统。服务型政府在此将体现得更为明确，政府的职责就是“服务”，政府要做的是为民众的文化传承创造积极必要的条件，如应急管理、消防、医疗等具体的服务。
第三，将文物保护与非遗保护紧密结合。文物与非遗在很多情况下是“形”与“神”的关系，二者密切相关。以山西的王家大院为例，其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氏宗祠的“孝义坊”可谓是其典型代表，在文物保护的同时特别重视其所承载的忠孝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让游客在赞叹其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王家大院也因此成为“晋中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王家大院保护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清明节源流考
陈连山（北京大学教授）
清明从节气演变为节日，跟寒食节直接相关。
首先，隋代灭火寒食两天之后，于清明节取新火。隋代初年，王劭上表要求效法《周官》四时变火的礼仪。于是，重新复活了改火仪式。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二：“今世常于清明节前二日断火。”清明节前两天灭掉旧火，到清明日改生新火。
唐代统治者来自太原，宫中仍有改火仪式。《辇下岁时记》云：“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皇上得到新火之后，派人用蜡烛传送火种给各位公卿。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韩濬《清明日赐百僚新火》更加详尽：“玉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荣耀分他室，恩光共此辰。更调金鼎膳，还暖玉堂人。灼灼千门晓，辉辉万井春。应怜萤聚者，瞻望及东邻。”
这样，清明就成为寒食节结束的日子。南宋《梦粱录》卷二：“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也有类似说法。这证实了清明作为节日和寒食节的关系。
其次，隋唐时代出现寒食节墓祭，就是扫墓。
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祖先崇拜，认为死者有魂灵，而且祖先的魂灵能够保护子孙，这是一种信仰。它跟科学与否无关。我们不必为祖先崇拜感到羞耻。五四以来，流行用科学观点干涉信仰，把祖先崇拜批判为迷信，这是不对的。
崇拜祖先，体现在行动上，就要祭祀。而祭祀祖先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庙祭，一个是墓祭。
上古时期有无墓祭，学术界有争论。王充《论衡·四讳》云：“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于是，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时代只有庙祭，没有墓祭，墓祭是汉代才出现。这种说法太绝对了。《周礼·春官·冢人》云：“凡墓祭，为尸。”证明先秦时代有墓祭。《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既然辛有对“披发而祭于野者”感到诧异，表明三代以上本来无墓祭。杨琳认为，辛有感到诧异的不是“祭于野”的现象，而是“披发”。正如杜预所指出：“被发而祭，有象夷狄。”先秦时代，披发左衽被看作是夷狄的装束，是野蛮人的标志。如果伊川人束发而祭，就不会诧异了。因为当时的确存在墓祭。《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里，那个齐人就是“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东郭墦间，就是城东的墓地。
但是，上古时代墓祭的时间跟寒食、清明无关。
隋唐时期民间开始流行寒食“上墓”，就是在寒食节的时候上坟扫墓的习俗。唐初政府是禁止的。根据北宋王溥《唐会要》记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朝廷发布诏令，禁止民众“临丧嫁娶”和“送葬之时，共为欢饮”。同时，也禁止寒食节上坟，禁止在扫墓之后郊游：“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唐会要》卷二三）。主要原因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寒食扫墓之时往往有其他娱乐活动，没有悲伤气氛。
但是禁令无效，民间照样。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朝廷顺应民意，发布新诏令，准许寒食扫墓，并定为常式：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用为常式”（《唐会要》卷二三）。虽然承认了寒食扫墓习俗，但是，仍然禁止在墓地用餐、禁止娱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十五日，玄宗敕令：“凡庶人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典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可是，民间扫墓仍然无法禁止就地吃祭品，顺便春游踏青。当时交通全靠步行，实在难以达到政府的要求。现代清明节扫墓，交通方便了，也就不需要在墓地吃饭了。
唐政府的节假日制度（根据日本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复原的《假宁令》）：
“一甲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唐会要》卷八十二云：“（开元）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
这两个节日越来越大，至贞元六年（790年），寒食与清明的节假日已经增加到7天之多。唐代王冷然的《寒食篇》中说：“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
寒食扫墓如何发展为清明扫墓？
由于寒食节很长，扫墓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天。唐代熊孺登《寒食野望》诗：“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寒食节中两三天都可以，自然包括清明日。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诗云：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写的就是清明上墓。
后代普遍采用清明扫墓。其具体时间也是清明前后数日均可。甚至十日之内均可。《兴化县志》：“清明佩柳祀先，先后十日扫墓。”《永丰县志》：“清明扫墓以前三后七为期。”今年清明期间，我到浙江嘉兴南湖区新丰镇调查，当地习俗也是清明节前后10天（一说7天）都可以扫墓。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跟寒食扫墓向清明扫墓发展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那就是唐代普遍流行为死者烧纸钱的习俗。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云：“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已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金钱，今纸钱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由于寒食节禁火，所以，如果在寒食期间扫墓，实际是无法烧纸钱的。而清明日重新点火，正适合扫墓烧纸钱。这一点可能导致那些需要烧纸钱的人们逐渐选择清明扫墓了。
宋代是生活日趋都市化的时代，也是民俗向娱乐方向发展的时代。为了让人们能够在清明扫墓、踏青，宋代延续七天假期。并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放假一日。《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盛世清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邓之诚按语：节、日二字，疑当互易）。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祭祀阵亡军阵亡殁孤魂）、祀诸宫人坟。……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清明扫墓与踏青，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主题，唐、宋时代就融为一体，并不断地被赋予肯定的文化意义。
很明显，清明节跟着寒食节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了节日。明代后期，寒食节开始衰亡。清明节取代寒食成为以扫墓为核心的节日。
清明节民俗有两个主要方面，祭祀祖先和踏青娱乐。
到野外坟地去扫墓祭祖是最主要活动。修理坟墓，除草，培土。摆好供品，烧纸钱，磕头祭拜。现代有用鲜花作祭品，用冥币代替纸钱，用鞠躬代替磕头的。
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祖先崇拜，一度禁止给祖先上坟。现在政府不再干涉民众崇拜祖先，而且于2007年正式宣布，从2008年开始，清明节成为国家法定假日，放假一天。
近年来，各地祭祀民族始祖活动一般也在这时进行。陕西黄帝陵、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湖南炎帝陵都是清明节举行公祭。
清明时节春光最好，扫墓同时顺便就有踏青娱乐活动。人们常常阖家携带酒食，到郊外园地亲近自然。
远足踏青中常见的活动有传统的插柳与戴柳。这是清明特有的风习时尚。柳树为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另外还有荡秋千、拔河、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植树等习俗。民国时期，清明节还曾一度成为“植树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