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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雷达”走了,但雷达留下了永远的精神档案

时间:2018年04月02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邱振刚 金涛 何瑞涓 马李文博

文学的“雷达”走了,

但雷达留下了永远的精神档案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罗琪 绘

      3月31日,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逝世,享年75岁。

  消息传来,很多人难以置信。雷达先生直到去世前,一直活跃在文学批评第一线,他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还在很多人耳畔回响;他眼镜后面略带疲惫又洞察秋毫的目光,还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他孩子气的、温暖的笑容,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定格。

  雷达说,自己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

  雷达原来不叫雷达,叫雷达学。他曾说,自己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名字又由不得他。1943年雷达出生时,甘肃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父亲给他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雷达后来写道。

  1978年,雷达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他听从了老大哥们的建议。雷达真正介入当代文学评论,要从1978年在《文艺报》上的关于王蒙的访谈和评述算起。那篇文章题目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当时王蒙还在新疆,没有被完全平反。另一篇是重评《在桥梁工地上》。这是新时期有关“干预现实”作家的最早的一组评论文字。从步入评论至今,四十年矣。岁月老去,思想不老。雷达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不炒冷饭、不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

  雷达正如“雷达”,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

  “乒坛文坛两相知,孰料一朝竟永辞。精进猛士九天上,犹有佳句伴诗思。”获悉雷达去世,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写下上述诗句,痛悼好友。高洪波说,他和雷达是40年的文友、球友、好友,而且是近邻,两人同年同月进入文艺报社,均是著名作家冯牧的老部下。1978年8月,高洪波从部队转业,雷达从《中国摄影》调入文艺报社,同年进入报社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雷达后来和高洪波同在《文艺报》文学评论组,雷达负责小说,高洪波负责儿童文学、诗歌、民族文学。“雷达和我关系特别好,他性格阳光,有孩子气,业余爱好打乒乓球。我们曾一起骑自行车采访丁玲等一批老作家。雷达还为我们非常尊重的作家李季写过一篇很好的评论文章。李季是著名的诗人,写过《王贵与李香香》等名篇,还写过石油的诗作。雷达诗歌评论写得不多,当时我俩一起聊天,他采纳我的建议,将给李季写的这篇评论命名为《泥土和石油的歌者》。一转眼四十年了。”高洪波说,他和雷达一起在文艺报社十年,后来他从中国作协办公厅岗位到《中国作家》接替雷达担任副主编,雷达则调到中国作协创研室,两人又是前后任,共同配合冯牧工作。“今天正好又在参加冯牧文学奖评奖的活动,商讨明年冯牧百年的纪念活动。知道雷达去世的消息,勾起我太多的回忆。”高洪波说。

  听闻噩耗,作家王蒙表示:“雷达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家,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耕耘者,他走得突然,他的实事求是的声音仍然响在写作者与阅读者的耳边。”作家贾平凹认为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大”,是他有大局意识,看问题常从大处看,看趋势,能“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文章也就会写得通达顺畅,文采飞扬。

  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指出,雷达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他印象最深的是雷达采访王蒙的访谈《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年评论家里,雷达和曾镇南是影响最大的两位。直到晚年,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念。他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文学批评的第一线,很多批评家是不看作品的,而他始终对创作情况保持关注。他所参加的研讨会,无论作家有名还是没名,都会在会前认真阅读作品,而且他每次发言,都会写一篇稿子,从不随口就说。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拥有这么高的地位,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是非常有个人见解的评论家,很多评论文章都成为了‘名文’,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在回过头做当时的研究时,往往会发现他的很多文章都已经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当时的很多意见,仍然能不断给人以启发。再就是他对文本、对作品的感觉非常好,经常对作品中作家对细节的处理进行很深入的分析,所以他的文学批评能在40年的时间里保持活力,屹立不倒,受人尊敬。我对他的治学态度一直非常敬佩。”

  谈到雷达的评论特色,文学评论家温儒敏认为是“粗粝、敞亮而有力,总让人感到西北汉子那种质直和倔强,较少学院派文人的做作”。文学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得知雷达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震惊与突兀。他说,雷达先生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在当代小说评论界,他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他不仅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不只一代的小说家,而且透过他的大气而又细腻的评论文字,也展示了一个优秀评论家的胸怀”。

  作家陈世旭听到雷达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和难过。陈世旭的处女作《小镇上的将军》1979年在《十月》发表后,在有关的评论里雷达的文章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篇。后来,陈世旭的创作经过了一个沉闷期,长时间没怎么写东西。再次受到雷达关注是在十年后,他写了一部以大学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在北京开了研讨会。雷达到会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这也是陈世旭和雷达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刚从很长的沉闷期走出来,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行还是不行。他的意见对我鼓励很大。后来我的创作一直受到他的关注,他只要觉得我的创作有了进步,都会尽快告诉我。我和他都担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后,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随着交往的增加,觉得他非常亲切谦和,就像一位长兄。”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作家张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认识了雷达并有来往,那时张策还只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名小干部。去年6月,张策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雷达有事未能参加,事先给张策发了段数百字的短信,逐篇点评作品,指出优点,批评缺点,绝不留情。“我最感动的是这句:如果在会上,我不会这样说,但我相信你能接受!”张策说,雷达一向如此直率,绝无奉承之意,却永远让人心服口服。

  在诗人王久辛看来,雷达不是写随笔式的评论,而是以文本、人物及性格、命运为主,他写的《论陈忠实》《论唐浩明》《论贾平凹》之宏文,均三四万言。其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中国的別林斯基,他点石成金,他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指引。

  甘肃作家弋舟和很多人有共同的经历,即在没有开始文学创作之前,便对雷达的大名早有听闻。不过弋舟情况还有些特殊:“因为雷达老师与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且是同班同学。父母与朋友们聊天,多有提及这位昔日班上‘年龄最小的才子’,大人们说话,被我听了去。后来自己提笔写起小说,逐渐知晓文坛光景,才恍然将大名鼎鼎的雷达与自幼灌在耳朵里的那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弋舟回忆,中国作协开他的长篇小说研讨会,雷达骑着电单车前来,发言鲜有表扬,但也不是一贯地严正乃至严苛。“我自知,自己写下的所谓‘长篇小说’,与先生内心那个‘长篇小说’的标准有多远的距离,于是,为他的‘鲜有表扬亦不苛责’而感到温暖。那就像一个晚辈与一个长辈之间的情感方式:彼此或者在审美上各有所向,但依然葆有着人伦的宽厚。”弋舟说,当看到先生写下的《韩金菊》,涌起热烈与之交谈的冲动,“我跟他表达与交流的,是一个晚辈从中理解了父辈的心情。雷达先生,正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父辈。如今,他走了。我的手机上留有他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弋舟贤侄,新年进步,再创中国文学的奇迹。”弋舟说,这首先是来自一个父辈的新年鼓励,雷达从来胸有“中国”,也朴素而由衷地乐见一个晚辈在新的岁月里与中国的文学共同进步。

  获知雷达去世,甘肃作家、评论家唐翰存非常吃惊。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30日中午吃饭时,他还收到雷达发来的微信:“责编在推我新书,请多批评!”唐翰存说自己网上买一本,不用麻烦再寄,雷达回复:“也好,我连寄书都寄不动了。”31日晚上,同样也是吃饭时,翻开手机,唐翰存突然看到朋友发出“雷达先生走好”的信息,再翻看朋友圈,关于雷达去世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仅仅一天之隔,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唐翰存回忆,2015年夏天雷达到兰州作“金城大讲堂”,一下飞机就感到不适,直接被送往省人民医院。在病房里,雷达跟唐翰存谈起他申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一本评论集,说书稿充实得不错,体例也更清晰了,如果不出意外,今年就出版。后来真的出版了,雷达负责编定和写序。唐翰存说,在序言中,那些赞誉和肯定,他受之有愧;那些意见,一针见血,令他警醒。雷达那时写道唐翰存“现在的手脚还没有完全放开”,从此唐翰存铭记教诲,放开手脚去写,“我刚‘放开手脚,您却已经走了!’”

  在雷达新著《雷达观潮》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批评家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若说到后一种,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他提出了一系列产生重要影响的判断,但雷达说,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雷达观潮》中,雷达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但他又诚恳地说,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

  作为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雷达”,雷达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这份精神档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弥足珍贵。

 
(编辑: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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