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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市范儿

时间:2018年01月2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何瑞涓
   老北京,城市范儿
  ——《胡同范儿》《北京:城与年》书写北京记忆
   
  《胡同范儿》刘一达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北京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京城历史的见证者,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新著散文集《胡同范儿》,作家宁肯的散文集《北京:城与年》,都是书写北京这座城市的佳作,不久前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月12日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北京文化主题活动“老北京 城市范儿——作家刘一达、宁肯对谈”中,刘一达与宁肯畅聊分享关于老北京的记忆以及用散文书写北京城、北京人、北京事的创作体会。
  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胡同范儿》一书收入他的二十余篇散文作品,讲述捡煤核儿、晾床板、倒脏土、打家具、小人儿书等等胡同里的掌故和风情,以地地道道的北京语言,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上世纪中后期老北京胡同大院里的百姓世俗画卷。什么是“范儿”?刘一达说,范儿简单说就是劲头儿,它从戏曲术语“起范儿”引申而来,起范儿就是演员在舞台上做动作之前的招式,引申为劲头儿,也体现某种心路、性格、气质等形而上的东西。北京的胡同已经八百多年,八百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深沉厚重,使它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范儿”,皇天后土的胡同人大气、宽容、厚道、局气,一口醇厚的京腔京韵,都来自“胡同基因”,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拍胡同、写胡同的书特别多,这些书有一个通病就是书中占有的材料都是已有的,东拼西凑,而《胡同范儿》是接地气的,所有材料都是鲜活的。”刘一达举例说,比如写胡同里的官茅房,就是公共厕所,不仅仅是回忆小时候官茅房什么样儿,还会追溯它在老北京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叫官茅房,发生在官茅房里的一些故事,以及官茅房现在成了什么样儿,等等,通过过去感悟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一个厕所,能写出这么多故事,文化感就出来了。”刘一达表示,北京胡同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个,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改造,现在北京胡同越来越少,这么多年写胡同,主要目的是想给后人,尤其是没有在胡同生活过的“80后”“90后”“00后”留下一点儿东西,这些故事都是他的亲身见闻,是他在胡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记忆印痕,即便有一天北京胡同彻底消失了,胡同范儿依然会存在,这就是胡同文化的魅力。
  宁肯同样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作家,《北京:城与年》是对北京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北京,和“北漂”或新北京人写北京,有哪些不同?宁肯认为二者各有优势,本土作家写作是地域文化自然的结果,自在、不刻意,不用琢磨北京是什么样儿,只要把握文学规律把作品写好,地域感自然就出来了,那是源源不断的东西,你就在源头里。不是这个地域的人想表现这个地域,就会出现一种刻意,比如语言上加儿化音,北京说大前门,他说大前门儿,这就是刻意了。非本土作家也具有本土作家基本不具备的优势,其敏锐的发现能力是本土作家无法取代的。文学规律中有“陌生化”,就是把熟悉的东西写出陌生感,本土作家对常见事物感觉会变得迟钝,习而不察,而外来作家的眼光一下子就能捕捉到新意,容易获得“陌生化”。
  “文化需要不同身份的人去反映、挖掘它的不同方面,各有所长。”宁肯强调,本土作家应该多向外来作家学习,需要用外来目光审视自己。《北京:城与年》中穿插新加坡摄影家陈希希的多幅黑白作品,静谧中隐约有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宁肯文字于今昔对话中两相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宁肯说,作家的主动性不在于提供北京的写作范围,而在于提供我们对于北京的理解,自己也有很有味道的摄影作品,但这些作品与文字有同构性,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而陈希希照片具有“陌生化”效果,使文字敞开了一个更大的不同的空间,与文字形成了双重目光、双重文化,这本书就是两种目光的交织。
  北京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发源地,京味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老舍到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再到肖复兴、叶广岑、刘恒、王朔等作家,北京城在变,书写北京城的作者在变,不变的是作家笔下那醇厚的北京味儿,《胡同范儿》《北京:城与年》正是当下京味文学中的翘楚。
 
 
 
   

     

(编辑:刘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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