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胡同范儿》一书收入他的二十余篇散文作品，讲述捡煤核儿、晾床板、倒脏土、打家具、小人儿书等等胡同里的掌故和风情，以地地道道的北京语言，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上世纪中后期老北京胡同大院里的百姓世俗画卷。什么是“范儿”？刘一达说，范儿简单说就是劲头儿，它从戏曲术语“起范儿”引申而来，起范儿就是演员在舞台上做动作之前的招式，引申为劲头儿，也体现某种心路、性格、气质等形而上的东西。北京的胡同已经八百多年，八百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深沉厚重，使它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范儿”，皇天后土的胡同人大气、宽容、厚道、局气，一口醇厚的京腔京韵，都来自“胡同基因”，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拍胡同、写胡同的书特别多，这些书有一个通病就是书中占有的材料都是已有的，东拼西凑，而《胡同范儿》是接地气的，所有材料都是鲜活的。”刘一达举例说，比如写胡同里的官茅房，就是公共厕所，不仅仅是回忆小时候官茅房什么样儿，还会追溯它在老北京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叫官茅房，发生在官茅房里的一些故事，以及官茅房现在成了什么样儿，等等，通过过去感悟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一个厕所，能写出这么多故事，文化感就出来了。”刘一达表示，北京胡同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个，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改造，现在北京胡同越来越少，这么多年写胡同，主要目的是想给后人，尤其是没有在胡同生活过的“80后”“90后”“00后”留下一点儿东西，这些故事都是他的亲身见闻，是他在胡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记忆印痕，即便有一天北京胡同彻底消失了，胡同范儿依然会存在，这就是胡同文化的魅力。

　　宁肯同样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作家，《北京：城与年》是对北京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北京，和“北漂”或新北京人写北京，有哪些不同？宁肯认为二者各有优势，本土作家写作是地域文化自然的结果，自在、不刻意，不用琢磨北京是什么样儿，只要把握文学规律把作品写好，地域感自然就出来了，那是源源不断的东西，你就在源头里。不是这个地域的人想表现这个地域，就会出现一种刻意，比如语言上加儿化音，北京说大前门，他说大前门儿，这就是刻意了。非本土作家也具有本土作家基本不具备的优势，其敏锐的发现能力是本土作家无法取代的。文学规律中有“陌生化”，就是把熟悉的东西写出陌生感，本土作家对常见事物感觉会变得迟钝，习而不察，而外来作家的眼光一下子就能捕捉到新意，容易获得“陌生化”。

　　“文化需要不同身份的人去反映、挖掘它的不同方面，各有所长。”宁肯强调，本土作家应该多向外来作家学习，需要用外来目光审视自己。《北京：城与年》中穿插新加坡摄影家陈希希的多幅黑白作品，静谧中隐约有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宁肯文字于今昔对话中两相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宁肯说，作家的主动性不在于提供北京的写作范围，而在于提供我们对于北京的理解，自己也有很有味道的摄影作品，但这些作品与文字有同构性，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而陈希希照片具有“陌生化”效果，使文字敞开了一个更大的不同的空间，与文字形成了双重目光、双重文化，这本书就是两种目光的交织。

　　北京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发源地，京味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老舍到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再到肖复兴、叶广岑、刘恒、王朔等作家，北京城在变，书写北京城的作者在变，不变的是作家笔下那醇厚的北京味儿，《胡同范儿》《北京：城与年》正是当下京味文学中的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