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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缝纫机乐队》:尽是癫狂的想象狂欢节

时间:2017年10月1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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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缝纫机乐队》剧照
  激烈、狂喜、怀旧,大鹏的《缝纫机乐队》延续着小人物大情怀的路线,讲述了一群人组建乐队逐梦的故事,故事简洁而幽默,如同一首关于青春和梦想的诗,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轻快而明亮。大鹏将集安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有笑声和泪水,人们在想象中重拾理想,为青春而热血高歌。
  集安,是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摇滚、热血、梦幻触碰到现实,都是梦碎的声音。《缝纫机乐队》塑造了一群“神奇”之人:执迷吉他的老中医、热爱弹琴的小萝莉、弹奏贝司的叛逆少女、寻找恋人的台湾鼓手……大鹏借鉴了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的人物设定,小人物貌似普通,却身怀绝技,与众不同。在大鹏的电影中,程功和胡亮承载主要的叙事功能,意味着城市和小镇在观念上的碰撞,城市意味着妥协、堕落,小镇则意味着善良和纯真,正如同《泰囧》一般,小镇青年并非叙事的主体,他的存在只是作为娱乐的点缀,是一种想象的在场。
  在现实中,集安是大鹏的家乡,但它并无诗意,是回忆让小镇变得五光十色。电影中,程功在城市中落魄不堪,依靠谎言重返家乡。城市,在电影中,是一种遥远的存在,是想象的神圣和救赎;小镇则在“城市化”进程中摇摇欲坠,年轻人面对着日渐变化的现实,只能以梦想之名冲撞着顽凶的现实,他们落魄不堪,又百般无奈。在现实中,小镇青年并没有真正在场,面对浓厚的商业性倾向的时代,小人物质疑、惶惑、冲撞,沉溺于摇滚,向现实诘问、抗拒或者挑衅,而现实留下的只是残破的城镇,摇滚变成一个关于语言、时间、空间、姿态的词语。
  随着数字电影技术的普及,《缝纫机乐队》的成功是一次小人物的狂欢节,电影观照小镇青年的成长状态,同时,数字化时代为普通人打开一扇参与影像制作的窗口。新生代导演大鹏拍摄的《缝纫机乐队》迎合了这个时代缺席的人群:城乡变化中小镇青年,他们极具草根精神,面对现实,他们乐观、不服输,又混杂着对现实无奈的调侃,他们参与写作历史,却从未得到话语权。《缝纫机乐队》如同一个社会透镜一般,折射着小人物的悲欢,他们心怀梦想,憧憬着改变未来,哪怕微不足道,却依然追逐梦想,不惧失败。
  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的创作,大鹏的叙事语言变得更加娴熟,以好莱坞经典的叙事模式讲述着小人物逐梦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时代的产物,意味着庶民的狂欢,它梦幻、不真实,却有笑声和泪水。大鹏将摇滚乐中的歌词进行化用,调侃了毕赣的诗,“为了寻找你,我搬进了鸟的眼睛”。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他邀请Beyond乐队进行集体合唱。这部电影并不崇高,但也绝非低俗,面对着无法更改的现实,小人物躲进梦里笑一次,哭一场,缅怀已逝的青春,然后重返日常生活的轨迹。
  与《煎饼侠》不同的是,电影《缝纫机乐队》更怀旧、更具野心,小镇青年尝试组建摇滚乐队,既是对理想的追寻,也是对初心的回归。程功并非成功,他失意又落寞。他的理想曾被金钱打败,在胡亮的感召下,他的纯真渐渐被唤醒,重拾对音乐的勇气。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缝纫机乐队》中,人物形象虽各具特色,但缺少与观众心灵上的碰撞,这些人物形象单纯地变成一种承载记忆的符号,借此唤醒观众对时代的缅怀和思考,影片的人物一味沉溺于对摇滚的想象中,又从侧面反射出小人物对现实的畏惧感。
  在电影中,理想变成怀旧的场域,歌曲《我们都选C》融合多种摇滚元素,光辉街、岁月路、佩斯理发店,在导演眼中,逝去的东西均被蒙上浪漫的、忧伤的气质,这次怀旧伴随着年少时的不甘与失落。但这种想象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现实生活,小镇如同“空中楼阁”,人们心怀理想,却缺少对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让《缝纫机乐队》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它从未真正观照理想,又亟须某个场景的快照以证明在场;它在制造全民娱乐之时,浅尝辄止,大合唱如同一场幻觉、一次自娱自乐,城乡变迁中的小镇青年仅仅变成娱乐的编码。在影片的结尾,颇为吊诡的是,在乐队中,只有程功实现了个人梦想,他结识恋人,再次远离家乡,其他人依然是无名之人。摇滚仅仅是一场梦,梦醒了,所有人都要离开:小镇回归平静,城镇化建设将持续进行下去,梦想再次被淹没。
  作为一部喜剧片,尽是癫狂,尽是过火,《缝纫机乐队》融合了诸多电影类型,其中包含音乐片、动作片等叙事元素。在后现代语境中,《缝纫机乐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迷影作品,复制、拼接、创造,在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中,大鹏为这个时代的小人物建立了一个话语场:为了梦想,他们渴望、迷茫、执著,哪怕曾站在舞台上短暂一瞬,但他们顽强、乐观、不退缩,也曾努力过。
(编辑:王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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