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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吟诵的艺术魅力

时间:2017年10月13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刘勇刚

  中华吟诵是汉文古典作品口头表现艺术形式,系古人口传心授的读书法。吟诵介于诵读与歌唱之间,主要依据文字的声调行腔使调。吟诵堪称“美读”,注重从声音证入,因声求气,涵咏入境,乃国学传承之大法,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原生态的吟诵本无乐谱,表现形式上自由、即兴,却自有其特点与规律,并非任情而发,信口成腔。方言不同,文体相异,吟诵的行腔与调式亦各具形态。吟诵源于我国诗乐一体的传统,吟诵声腔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来的佛经转读有关,主要得力于有清一代桐城派古文家的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渐趋式微。在现代朗诵与流行歌曲盛极一时的今天,吟诵几乎沦为绝响,抢救、采录、传承吟诵实属当务之急。吟诵之声堪称天地之元声,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位高雅,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

  何为吟诵呢?简言之,“吟”是用长音“拖腔”,长言咏叹,节奏较舒缓;“诵”则短音急读,节奏较快,不拖腔。“吟”与“诵”交错在一起,相间而行,宽紧相济,相反相成,是吟诵在音乐节奏方面总体上的情形。吟诵的规律大致有三条:平长仄短、平低仄高或平高仄低、平直仄曲。平长仄短是汉语平声长仄声短的自然语音决定的。平声字多吟,仄声字多诵。这是吟诵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律。平低仄高或平高仄低则关乎南方方言与北语(普通话)各自的声调系统,方言不同,音值亦不同。南方方言吟诵普遍采用平低仄高的调式,普通话吟诵则转用平高仄低;平直仄曲系吟诵旋律形态之规律,平直即平声字用平直的音去吟,仄曲即仄声字用变度音(曲折的音)去吟。此外,吟诵如唱法,还须讲究起调、断腔、顿挫、轻重、徐疾等。

  吟诵源于我国诗乐一体的传统。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序》)。先秦的诗三百篇是诗与雅乐的结缘,汉魏六朝的乐府则是诗与清商乐的结合,隋唐以来的曲子词则是伴随燕乐的蕃盛而勃兴的,依次而演进,宋代的说唱文学、元明清的戏曲,无一不是诗乐的配合。有诗有乐,斯有吟诵。诗乐结合的历史即吟诵的生成历史。《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秦时期,诗、歌名为二而实不可分,诗是吟,歌亦是吟,曼声咏唱,又以律吕调和之。此后,诗与乐逐渐分家,诗是诗,乐是乐,然“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文心雕龙·乐府篇》),诗依然不失声音的美听。迨至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自觉的标志即体现在对文采和声音的重视。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绮”言其色彩,“靡”说的就是声音了,“绮靡”即辞藻华丽,声情并茂。吟诵之风与汉末以降的佛经转读有关。南朝梁时善声沙门慧皎《经师论》指出:“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之谓也。”转读最重四声,具有修饰之美,对永明声律影响甚大,声律最终落实到声音上,也就是声文两得:“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文心雕龙·声律篇》)。

  吟诵是对音节韵律的感性体验,在创作与鉴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写诗有妙手偶得的好运气,但真正的好诗,往往是长期苦吟出来的;历代多苦吟诗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苦吟所考虑的因素虽是多方面的,但无疑包含着音律的推敲。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之七),卢延让《苦吟》也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长吟”“吟安”就是放出声音来,曼声吟哦,用心体会诗的韵律节奏。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论诗最重音律,堪称探本之论:“《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诗乃乐教,诗与乐虽判为二而实为一,诗不徒为格律化的“排偶之文”,而应有乐声之和,音韵之美,这样才能“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至于说到“手舞足蹈”,实乃吟诵之境界。

  王夫之说得好:“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古诗评选》卷四《古诗》评语)古人读诗词文皆曼声长吟,品尝其音节之美,进而由音节之美体悟意境之美。所谓“因声以求气”,就是纵声朗吟或低声讽诵,这历来被视为鉴赏古典诗词的妙法。现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吟诵体会亦颇深,他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指出:“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吟诵即“亲切地体会”,沉吟其中,不仅能提高古典文学鉴赏的水平,久而久之,“内容与理法”即能内化为自己的质素。欣赏诗的要务无非是营构一个美的意象世界,而吟诵对于诗歌委实是一种有意味的、合目的性的再创造活动,因为从诗的音声韵律中能生成出形象,品味出意境,领略出情趣。诗出于音乐,这注定诗歌与音乐声息相通,即使原初的乐调或工尺失传,不复可歌,但依然会“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音调”,所以“诗人不得不在文字本身上做音乐的功夫”(朱光潜《诗论》)。

  吟诵是诗教、乐教,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吟诵传播国学,系人才培养之大法。吟诵作为具有音乐形态的口头表现艺术诚然有自娱娱人的价值,但深层次的意义绝不止于表演,而是本之情性,体之于心。《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音乐之声来源于人的心灵的感应,文采节奏看似无形而实乃有形,乃乐之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乐不可以为伪”。钱锺书《管锥编》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乐论,指出:“声音为出于人心之至真,入于人心之至深,直捷而不迂,亲切而无介,是以言虽被‘心声’之目,而音不落言诠,更为由乎衷、发乎内、昭示本心之声,……要知情发乎声与情见乎词之不可等同,毋以词害意可也。”可称抉微之论。叶嘉莹先生论诗最重感发,而内心感发的唤起与吟诵有莫大的关系,她说:“我理解的吟诵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序》)进而论之,吟诵的声音要与古人的心灵相通,“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就必须反复揣摩古人的文字,这样“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刘大櫆《论文偶记》)。

  虽然就具体音乐形态而论,吟与诵各有偏重,但都具有节奏韵律之美。《周礼·春官》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兴者,兴发感动;道者,引导也;讽者,不开读,即背诵;诵者,以声节之。“言”和“语”则是对答,也就是引诗,运用于外交场合的赋诗断章。赋诗即诵诗,而“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说文解字注》),是讲究腔调和效果的。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的最终目的在于作育人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授之以政”和“使于四方”。音乐关乎性情之邪正,乐教的功能即陶冶人之性情,“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礼记·乐记》)。吟诵乃陶情养性之法,在人才培养上具有重要价值。人的性情亦如天地之道无非是阴阳刚柔,但性情之塑造离不开读文,读文乃教育精神之所在,读文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读文的过程也就是品行文章,交修并进的过程。吟诵绝对不只是技巧层面的东西,它承载着国学,而古文则通乎阴阳刚柔之道,诵读古文的根本就是培养人阴阳刚柔的性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诵读古文委实是培养人才之大法。

  综上所述,吟诵有其独特的魅力,如老树新花,生意婆娑。在多元艺术存在的今天,传统吟诵与流行歌曲、普通话朗诵可以并行不悖,然而传统吟诵的行腔使调更具韵味,更能因声而入境,让人徜徉其中体验到古典意象世界的意境之美。一句话,传统吟诵是现代朗诵与流行歌曲之外的别一种境界。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与现代朗诵和流行歌曲相比,问津传统吟诵的人群仍然显得寥落。说白了,古典吟诵是小众文化,乃阳春白雪,但阳春白雪不接地气也会枯萎,所以吟诵不宜走士大夫式的雅化路线,当然吟诵也不是流行文化,很难步趋大众传播的道路。吟诵教育适宜以经典诵读的方式展开,与学校人才培养相结合,同时积极向社会文化团体渗透,让人们领略到吟诵的魅力。随着吟诵队伍的壮大,吟咏弦歌之声的不断回响,吟诵艺术便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空间。


(编辑:段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