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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奖获得者赵旭: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是对演员自身的洗礼

时间:2017年07月1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怡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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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对演员自身是一种洗礼”

——记第28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获得者赵旭

赵旭凭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中毛泽东一角获得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我,毛泽东,字润之,41岁,1932年宁都会议开始,我被解除了所有权力……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喽!”演员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人物,叙事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最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莫过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物言语、行为入乎历史之中、出乎历史之上的“穿越感”。有“穿越感”的毛泽东好不好演?以《从湘江到遵义》中毛泽东一角获得第28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的总政话剧团演员赵旭说:“演员一定要生活在人物之中,一定要从剧本规定的情境出发,万变不离其宗。”

  “这场戏实在要劲儿,不能取巧”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演员走进一个角色,进入表演状态,根据戏剧情境的变化,要调动全部身心尽量接近人物此时此刻的状态。”赵旭说,剧中有一段音乐名为《心在流血》,情境是湘江战役中,红军的装备和国军的装备相差悬殊,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炸弹硬拼”,从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军事指挥权,牺牲的都是从井冈山就跟随他的老部下,从一个普通红军指战员的角度出发,他在思考红军的路该怎样走,岂止是‘心在流血’,简直是‘心在喷火’。”

  湘江战役惨败后召开的通道会议,是全剧中赵旭演得最累的一场,这场戏交织着激烈的戏剧矛盾,毛泽东不仅要与李德辩论,还要与战士的英魂对话。这场戏中,毛泽东一个一个点着战士的名字,战士的英魂答“到”,并自我介绍,简要叙述自己牺牲的经过。“他多希望战士们都还活着,可现实是那样残酷。”赵旭说,这种悲痛的状态要保持住,紧接着又要面对李德扣给他的“违抗共产国际指示”的大帽子,要提出对敌作战“避免硬碰硬”的主张,要铺陈“为了死去的同志要说,为了活着的同志也要说”的慷慨陈词,台词量很大,人物彷徨、痛苦、挣扎、反抗,情绪跌宕起伏,“这场戏实在要劲儿,不能取巧,每次演下来心力都濒临透支”。赵旭说,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比其他时期有更丰富的侧面,给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创作过程是艰难的,但成功呈现在舞台上之后,他的喜悦、满足也是加倍的。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演员的任务就是不断找到新鲜感。”赵旭说,一部戏刚刚上演,就像一个新生儿,此后的每一场,绝不能也不可能一板一眼、原封不动地复制,“每演出一场,一段台词的另外一层意思也许会忽然闪现,人物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有多种尝试,演出完了,我和其他演员都会交流这些问题。通过演出,找到人物新的创作空间,令人物形象更丰满,这样,新生儿才会越走越远。”赵旭说,戏、演员和舞台就像一台机器,演员和演员之间、戏和舞台之间要不断磨合。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谁主沉浮》《从湘江到遵义》……赵旭扮演了多部话剧中的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觉得驾轻就熟,因为“每个时期的毛泽东,每部剧本中的毛泽东都是不同的”。“演员的功能,是用形象、声音、动作把剧本中的人物呈现在舞台上,能不能正确地呈现,考的是演员理解人物、理解剧本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剧、导演是演员的镜子。”因此,赵旭坚持从每句台词出发,以理解编剧、导演想要表达的内涵,包括其他人物台词中涉及自己角色的内容,一点一滴都不放过。

  前人的研究资料也是赵旭表演的支撑。“在中西方很多研究毛泽东的资料中,传记类更能让我产生灵感,其中的情节感非常吸引我,包括对他儿时、少年时的一些记载,以及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让我渐渐走近了他。”传记中提到的一件小事,赵旭至今依然难忘,那是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衣衫褴褛地来到井冈山,身心疲惫,士气低沉,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准备集合继续走,很多人放弃了,不肯站起来排队。“传记中描写,此时此刻,一个又黑又瘦的大个子从人群中站起来,说:‘我排第一。’我对这段描写印象非常深,战士们陆续被这看似简单的行为鼓舞,毛泽东的坚韧性格、敢为人先的革命斗志是这么生动、真实。”深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对演员自身是一种洗礼,赵旭说,这是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要演好军人,先做好一名合格的军人”

  1992年建军节,赵旭考入总政话剧团学员班,到团里学到的第一课,是“要演好军人,先做好一名合格的军人”。半年的时间里,学员按新兵标准严格训练,吃了不少苦。开始专业学习以后,赵旭回忆,“团带班”就像一个家一样,“团里有好传统,老演员是好榜样,我们都是传承者”。当时话剧团缺少年轻人,演员都是40岁左右,战士、孩子等形象没人演,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为团里的大戏“跑群众”,参加、观摩演出的机会多,接触到很多老演员,“我们从团里老同志的身上,学到了对艺术的执著、对自身的约束,他们认真的态度、优秀的品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与前辈演员共同演出,令赵旭获益匪浅。他曾和郭达一起出演话剧《日出》。“我演王福生,郭达作为前辈,给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教给我许多窍门。后来他一直关注我,我演《生命档案》《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等剧目,他看了戏,第一时间给我发了很长的短信,告诉我哪里演得好,哪里还可以再琢磨。”两人曾一起和北京人艺的演员出演话剧《白鹿原》,导演要求剧中所有人物都说西安话,郭达主动担起台词辅导工作。排练的两个月中,每个演员都找他“过台词”,他耐心地教给大家每句台词在西安话里怎么说。北京人艺的工作作风、艺术氛围也令赵旭深受感染,“老演员给年轻演员说戏,无论演什么都一丝不苟”。赵旭回忆,有一场演出发生了误场,白嘉轩的扮演者濮存昕上场迟了几分钟,“第二天,他工工整整在剧组公示栏写了一封致歉信,要求贴到这一轮演出结束,表示决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赵旭说,“大艺术家、男一号,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深受感动。”

  在创作过程中给予赵旭巨大启发的,当属导演宫晓东,赵旭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宫晓东的指导下完成的。赵旭说:“他喜欢在排练中发现演员的闪光点,有一些下意识的言语、动作,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他鼓励我们先张扬出来,像一棵树,先长出许多枝枝杈杈,他再来修剪。”

  在话剧《生命宣言》中,赵旭扮演马克思。演到青年马克思与对手辩论,翻着对方的著作,满是不屑一顾,导演宫晓东问,你翻着翻着,该怎么样了?赵旭把书一扔,宫晓东说,扔得好。赵旭说:“后来我想,越是演这样的人物,越要寻找他身上接近于普通人的情感,这样才更真实,马克思年轻时血气方刚,跟不同理论者激烈辩论,书一扔,跟观众就更近了。”

  马克思有个习惯,身上总带着一支笔,想起什么都会记下来,他去世前的一场戏,恩格斯来看望他,女仆要走了那支笔,表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思考问题了。排练中,演到马克思把笔交给女仆,女仆满意而去,宫晓东问,交完了怎么样?一提示,赵旭让马克思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对恩格斯一笑,大思想家晚年可爱的一面,跃然舞台之上。“这支笔并没有结束用途,当马克思与恩格斯结束了对话,他的灵魂进入天堂,音乐响起,是一曲《欢乐颂》,他坐在轮椅上,笔幻化成了指挥棒。”赵旭说,“是导演和演员之间互相激发、反馈带来了更丰富、更巧妙的舞台呈现。”

  在话剧《谁主沉浮》中,赵旭也是毛泽东的扮演者。他回忆,刚进入剧组,分发剧本之后的闲谈中,他发现宫晓东桌上有一本书《毛泽东最后风雨七年路》,作者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跟踪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记录了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就拿起来翻看,看了图片,还想读一读文字。我不知道,导演一直在暗中观察我。”赵旭问宫晓东借这本书,宫晓东欣然应允。后来赵旭才知道,这本书原本就是为他准备的,由于当时赵旭比较年轻,导演担心他把握不好老年毛泽东形象,在机场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打算给他作参考。“我背台词期间,一有时间就把书翻出来看,对我演好老年毛泽东形象太有帮助了。”赵旭说,演员要先在自己脑子里形成人物的影像,经过恰当的外化,才能演得惟妙惟肖。在《谁主沉浮》中他设计了一个细节,老年毛泽东不戴老花镜,用放大镜看竖版《红楼梦》,很多人说“太像了”。“其实这是书里写的。”赵旭说。

  舞台上的得心应手,还得益于常年下基层演出。“每一次下基层,给官兵演出,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质朴,他们给了我们一块可以回归的土壤。”赵旭说,他如今“上了点岁数”,演不了战士,就比较关注基层干部,“十年前,农村战士比重大一些,近几年城市战士多了,城市青年思维活跃,基层干部带城市兵和带农村兵,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下基层主要体验、了解基层干部跟城市兵、农村兵怎么交流。”赵旭说,基层宣传队创作了很多部队题材小品,就像营养包,能帮他补充许多素材和灵感。这几年下基层,小品晚会的形式居多,在战士中大受欢迎,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同时,很多基层指战员反映,这样演出一次,胜过许多思想工作。

  “我还到过两个人的哨所,七八个演员为他们演出,两个战士很不好意思。到过夫妻哨,两口子看守一处军事设施,他们养了一条狗,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天从哨所骑电摩托到山脚下,才能等到学校的班车,山路崎岖,很不好走。他们都是老士官,坚守多年,他们承担的也不是多大的任务,但正是这种平凡奉献,尤其不易。还有一个战士在铁路边的小房子里值班,每天两点一线,走几十公里往返岗位和连队。”赵旭说,为他们每演出一次,就更深切地感受到战士在基层的艰苦和默默无闻,重新坚定了自己为军人服务的信念,“他们为我带来洗礼,也为我带来动力和创作冲动,激励我不断思考,怎么把更好的作品奉献给他们。”

(编辑:王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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