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
年轻时的李德伦在指挥
“他的名片上没有什么头衔，只有李德伦三个字，还有电话。只要有人听，只要有时间，他就办交响乐讲座，到学校、农村、工厂去讲，万人广场上也讲，几个人的办公室也讲。”李鹿说，父亲办讲座，地方招待采风，他都不去，而是把时间省下来为高校里的年轻人普及交响乐。
“先生离开我们十六年了，在新中国交响乐史上，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李大爷’。”6月6日，是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者和拓荒者、指挥大师李德伦诞辰百年纪念日，中国音协主席叶小纲回忆起“李大爷”时说。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李德伦提倡培养年轻人、扶持新创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大爷”自称“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中国普及交响乐”，时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生不逢时” 生恰逢时
李德伦之女李鹿回忆，1957年，李德伦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恩师希望他留下当助教，他选择了回国，不久，中国就进入了特殊时期。“‘文革’期间，很多文艺团体下乡改造，父亲为保住中央乐团和交响乐，想了一系列办法，比如交响乐为样板戏伴奏、改编革命歌曲等，《沙家浜》《黄河》就是这样问世的。”就这样，中央乐团的艺术家得以继续从事本职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动荡时期对交响乐的冲击。叶小纲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他看过无数遍的电影《沙家浜》和《黄河》。
李鹿说，父亲在这一时期就像“走钢丝”，对很多于交响乐不利的因素迂回应对、“曲线救国”，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智慧。指挥家胡咏言回忆，特殊时期某些领导称交响乐太响了，要“拆音墙”，去掉奏得太响的乐器，斟酌之下，李德伦同意去掉大号。某些领导要求去掉两把圆号，按编制，交响乐得有四把圆号，李德伦坚持至少要保留三个，就这样保住了三把圆号，加一把长号，凑成四个声部。“《沙家浜》《白毛女》的总谱上都只有三把圆号，现在学音乐的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就不能明白为什么只有三把。”胡咏言说。
因为一度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特殊时期过去以后，李德伦也承受了许多误解。李鹿说，对于《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黄河》，某些领导的意见是“留曲不留词”。“父亲当时接受了这个意见，一些人对他的做法有所诟病，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他再也没有指挥过这首作品的演出。”
“他在非常时期，以非常的智慧留住了中央乐团和交响乐这个艺术门类。”指挥家邵恩说：“从个人利益来讲，他也许生不逢时，但从国家利益来讲，他生正逢时。”
动荡过去之后，李德伦又致力于中央乐团改革。“他想建立一支交响乐的‘国家队’。”李鹿说，父亲从全国各地邀请优秀音乐家，培养年轻人担任首席，把乐队里“前面的位置”留给业内的佼佼者，为此得罪了不少人。“那个时期他登台指挥，一些演奏员会对他怒目而视。”
李鹿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兴起了演奏POPS的风潮，跟风者众，严肃音乐面临危机，李德伦坚持中央乐团演奏严肃音乐，引来当时许多从业者、听众和新闻媒体的围攻，一时间“保守”“落后”的批评不绝于耳。李德伦坚决表示，中央乐团作为国家乐团，要坚守交响乐的高雅趣味。
李鹿说，李德伦不再登台指挥以后，就帮助各地成立交响乐团，呼吁各地建立音乐厅。“他希望中国交响乐实现职业化，像很多西方交响乐团一样，每天排练，每周有音乐会。”指挥家谭利华说，这是今天很多业内人士依然在追求的一个梦想。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李德伦回国后，就在中央乐团创办了“星期音乐会”，为中国观众介绍西洋乐器和交响乐。“他的名片上没有什么头衔，只有李德伦三个字，还有电话。只要有人听，只要有时间，他就办交响乐讲座，到学校、农村、工厂去讲，万人广场上也讲，几个人的办公室也讲。”李鹿说，父亲办讲座，地方招待采风，他都不去，而是把时间省下来为高校里的年轻人普及交响乐。
“他曾经讲交响乐给二十几个环卫工作者听。他跟我们说，不要因为听的人少而影响你的情绪。”指挥家张国勇说。
邵恩回忆，第一次见到李德伦是在银幕上。“那时候我在农村，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打谷场上拉起绳子，挂上银幕，放样板戏或纪录片，其中就有李德伦指挥交响乐伴奏的《沙家浜》。过了很多年我再回到村里，乡亲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学指挥，大家就会说，知道，指挥就是李德伦。”
邵恩还记得，“文革”结束后，中央乐团第一次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他花了七块五，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听到‘贝五’”。那时，指挥家汤沐海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他说：“特殊时期是不允许触及古典音乐的，经过了几年磨难，忽然听说中央乐团开始排练‘贝五’——命运交响乐，几乎所有搞音乐的人都感到莫名振奋。”
亦师亦友 如父如兄
李德伦诞辰百年纪念日当天，中国交响乐团举办纪念音乐会，汤沐海、邵恩、胡咏言、余隆、谭利华、陈燮阳、徐东晓、张国勇、李心草先后登台执棒。李鹿说，他们中有的出国留学之前到家里和父亲促膝谈心至深夜；有的就住在家里，每次演出回来，在饭桌上和父亲讨论；有的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来看父亲……每位指挥家都和“李大爷”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汤沐海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接到奥地利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邀请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我想曲目一定得先在国内实践，跟李先生一说，他马上组织音乐会让我实践，后来，他请我做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无论什么时候回国都给我机会实践。”这就是李德伦创立的“汤沐海方式”，当时卡拉扬建议汤沐海继续留下深造，李德伦就找到了这种方式，让艺术家既有机会实践，又能来去自由。
张国勇回忆，上世纪90年代，是李德伦写推荐信，促成了他跟随前苏联著名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学习指挥。当时张国勇不懂俄语，达不到有关部门的派遣出国条件，李德伦又向有关部门解释，艺术和其他学科不一样，学习交流更多在于意会，不需要十分精通语言，这才促成了张国勇出国学习。“有一次李先生在大学做讲座，他说中国交响乐是有希望的，我们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坐在第一排的张国勇将来就会成为一名好指挥，当时我还名不见经传，但这样的一句话成了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谭利华多年和李德伦一家一起生活，跟“李大爷”走了无数地方，很多小事令他难以忘怀。“先生到外地演出、讲座，不愿意给接待方添麻烦，就住在办公楼里，离开时一定要给打扫卫生的阿姨、开车的司机、做饭的师傅买礼物。有一次接待他的乐团给了他几百元讲座费，他不收，给乐团买了琴弦。”
李心草回忆，李大爷待他就像家中的长辈对晚辈。李心草毕业时二十多岁，有两个知名交响乐团有意请他担任指挥。“李大爷告诉我，先不要去，到了这两个乐团，你的才华就被压死了，会越来越没有信心。”上世纪90年代，李心草跟随李德伦夫妇到广州普及交响乐，李德伦77岁，李心草23岁，两个人加起来刚好100岁。当时条件有限，接待方腾出一个单元房给三个人住，李心草说起一件趣事：“有一天深夜，李大爷起来发现我在打游戏，把我批评了一顿，第二天晚上我回来，也是深夜，房间里灯光一闪一闪的，进去一看，李大爷自己在玩游戏呢，还说你快过来帮我看看怎么弄。”
“每个交响乐作品都包含那个时代的文化，父亲对每个音乐家的提醒，都是文化的提醒。”李鹿说。李德伦对于文化的重视，给指挥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邵恩回忆，第一次去李德伦家吃饭，李德伦说他读书太少，不能当指挥，“因为他在饭桌上轻松聊起的几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指挥家余隆回忆，随李德伦去绍兴巡演，他一路上讲古诗词，到了沈园讲陆游，“我发现作为艺术家，有文化是多么重要，我后来大量时间泡在李先生家里，就是为了向他学习文化”。
在这些指挥家的成长记忆中，都有一段关于和平里9号楼李德伦家的故事。余隆说，那里是音乐家最温暖的家，大家推门就进，无拘无束；指挥家陈燮阳说，李德伦就像一个慈父，他吃饺子一口一个，为人不拘小节，谈起话来天南海北。“总是他在说，我们在听，在轻松的聊天中，他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理念、世界观，教给我们的不仅是音乐，还有文化，还有做人。”余隆说。
“他的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次演出的节目单，新闻媒体各个时期关于他的言说，深深影响着中国交响乐界的每个人。”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他对交响乐事业的孜孜追求，遇到困难时的睿智，他的呕心沥血、点点滴滴，是我们丰厚的精神遗产，将一直激励我们，为中国交响乐的每个时期铸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