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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肃:风雨如磐,初心不改

时间:2017年05月0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谌虹颖

   

  2010年,阎肃在重庆大学和大学生艺术团的同学们在一起

  着军装的风采

  快乐在南开:高中时代的阎肃(左二)

  1951年与战友合影,前排中为阎肃

  2010年,阎肃80岁生日 郭幸福 摄
  2010年的一天,重庆南开中学迎来了他们的杰出校友——著名艺术家阎肃。可容纳800人的大会堂座无虚席,师生们兴致勃勃地聆听戎装老人阎肃的精彩演讲。这年阎肃年届八旬,仍然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他风趣地说:“这个舞台我可一点都不生疏,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常在这里表演,京剧、话剧、快板、相声,哈哈,我可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阎肃说:“在南开学习的那一段日子,学校自由的空气给了我太多发展的空间。全国有不少南开学子,只要一唱校歌,就算接上了暗号。”说到这里,老人带领全场一起合唱南开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浸浸,月异日新,
  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老人对南开一往深情,他写过一首特别抒情的诗《南开忆——难忘的中学时代》:“我问高山,我问大海,这一生哪段时光最愉快?啊,难忘的中学时代,在重庆,在南开……”
  熟悉的歌声中,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
  1946年,随着父亲阎襄臣的发迹,阎肃成为上流社会生活优渥的富家少爷。
  鲜衣怒马。花园洋房。16岁的阎肃本可以谨遵父命,成为国民政府重庆交通局长的东床驸马,但他却毅然投身学运,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本《共产党宣言》像黑暗中的明灯,照见了他的初心,他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自此,任凭风雨如磐,初心不改。
  中学:“我选择了做进步青年”
  那年夏天,阎肃脱掉了宽大的黑色教袍,穿上了鲜艳的南开中学校服,就像挣脱束缚的鸟儿,开始在无垠的天地间自由飞翔。
  南开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教地理的老师开口就是“我的老师竺可桢”,果然是名师出高徒,满腹经纶,课讲得又生动又形象。阎肃对各种知识的学习欲望异常强烈,到了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的地步。
  他后来回忆:“我那时功课中等,不是前茅,数理化根本不行,底子就差。加上老师用英文讲课,我英文不行,拉丁文派不上用场,很难懂。那三年,除了演戏,闹游行,就是读书了。可以说,高中那三年,我读了很多书,加上古文底子好,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作用。”
  他刚从宗教教育转到正规教育上来,没有上过小学和初中,就直接上高中,基础薄弱,尽管学习很刻苦努力,但考试成绩再也没有像修道院那样冒尖过。
  阎肃冒尖的领域是唱歌和演戏。
  他对音乐如此热爱,加上在修道院唱诗班打下的基础,理所当然进入了南开中学的合唱团,并担任四声部部长。一个刚从宗教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青少年,求知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是惊人的。除了音乐课上教的徐志摩、黄志等人的歌曲之外,他什么歌都喜欢学,一学就会,尤其喜欢流行音乐。
  抗战时期,举国大迁徙,上海各界大批人士迁到了重庆,他们把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许多东西带到了雾都,其中就包括“靡靡之音”,如《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之类的歌曲。几十年后,当港台流行歌曲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入中国大陆之时,阎肃并不陌生,早在解放前的重庆他就耳熟能详。
  令他着迷的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和迪斯尼的卡通片。半个世纪之后,他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放许多美国大片,比如《出水芙蓉》《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等,影响很大,轰动一时,学生是观众的主体之一,那时票价比现在便宜得多,那时的翻译比现在好,名字非常讲究,比如说《六宫粉黛》,这么多年了忘不了。”
  当然,令他难忘的还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看戏,是个小“票友”,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热情从来就没有降过温。对刚刚涌现的中国现代戏剧更是狂热追捧,郭沫若、曹禺创作的话剧,一场不落,全部看过。
  他后来回忆:“那时候是个中西、正反、先进与沉沦‘大杂烩’的时代”,“这个杂,有个来由,当你十几岁,渴望见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进来许多不同品种的东西,都在我这容纳了。古典音乐我也喜欢,京戏我熟悉极了,川剧我很多剧本都能背。川剧的剧本很讲究文学性,我写词和那有极大关系,它是文白水乳交融,非常自如,让我受益匪浅。”
  因为喜爱川剧,他全套的《川剧总集》看过好几遍,甚至不少戏能够大段大段背诵。
  “南开业余文艺活动极为频繁,什么都有,我演戏的欲望在那得到了充分发展。我记得高一、高二我写了个独幕戏,评为暑假作业的展览作品,那是我的处女作。高二我就是文艺骨干分子了,招生啊,接待啊,都是我们做的。我是学校的业余文艺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所有的演出,演英文剧、朗诵、说相声、打快板、演话剧,就没闲过,还有唱京戏,都干过。业余文艺活动我是很积极的分子。”这是阎肃深刻的记忆。
  他在南开3年,学校的所有演出都参加了。仅有一次例外,那是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一个剧叫《玉雷》,纯粹由女生表演。即便如此,他也热心参与了这部剧的舞美。
  除了唱歌、演戏之外,阎肃的另一个爱好就是读书,什么书都看。读了很多世界名著,如泰戈尔、莫里哀、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大仲马、小仲马等大师的作品,尤其喜欢俄罗斯文学,如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作品。
  那个时候,他还迷上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他认为港台流行的新派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无不是承继还珠楼主的衣钵。
  有一次写作文,他模仿还珠楼主的风格描写打雷:“天边黑云翻滚,天际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突然一道惊雷掠过,‘咔嚓’一声,整个天空为之一颤,好似天绅倒挂!”结果被老师批了4个字——“何来怪词!”
  那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变革,大潮汹涌,八面来风。阎肃的父亲阎襄臣进一步发迹,当上了旅行社的总经理,全家住进了带花园的大洋房,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阎肃的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没有选择当少爷,子承父业,继承家族的事业,也没有选择当学者或老师式的读书人。
  阎肃后来回忆:“时代大潮到来之时,我选择了做进步青年。那是个新思潮涌动的时代,当时我可以选择死读书、读死书,当个书呆子,但我没有,我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很多是苏联作家的作品。”
  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抉择,他之所以选择勇立时代潮头,做一个进步青年,与一个人有关。
  语文老师赵晶片发现阎肃有文艺天赋,就有意识安排他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让他接触各种进步文艺作品。他参加了一个叫“恒社”的文艺团体,在这里他听到了许多被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的歌曲。
  当雾都重庆的大街小巷“靡靡之音”在夜幕中飘忽,令人心生迷茫、萎靡不振之时,南开校园里却有另外一种音乐令人振奋,那是“山那边”传来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二月里来》《兄妹开荒》《您是灯塔》《跌倒算什么》……如一股清泉注入干涸的心田,是那么解渴!阎肃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并在同学间悄悄传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大部分同学都会了。
  他们还公然排演《黄河大合唱》,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他们热血沸腾。从这些昂扬向上的歌声中,阎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山那边”。
  赵晶片老师还向他们推荐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书籍。
  在赵老师的引导下,阎肃的创作开始具有“革命”色彩,比较有名的是小话剧《张天师做“道场”》和《升官图》。这两部剧都是阎肃编剧的,主题是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他们排练好之后,就在学校大礼堂公开演出,在师生中引起很大轰动。阎肃自编自演,角色还是反派,在《张天师做“道场”》中饰演国民党特务,在《升官图》中演警察局长。他的出场总能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
  在学生中有少数人是三青团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当局的眼线。突然有一天,赵晶片老师被警察抓走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赵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
  大学:“这样人家的公子会是共党分子吗?”
  这时候,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延安。同学们一直将解放区称为“山那边”,延安是解放区的首府,是照耀黑暗中国的明灯,延安的失陷令同学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
  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国民党发动内战令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直接影响了学生们的生活,许多家庭困难的学生吃不起饭。中共地下组织适时领导学生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学潮,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
  阎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刷标语、办墙报、游行示威走在最前面,带头呼喊口号。从那以后,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而且是极为活跃的分子。
  3年的中学时光,一晃而过。此时的阎肃虽然思想倾向进步,但还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1949年夏天,他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取了重庆大学。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他选择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这时候,国民党在内战中连连败北,国统区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通货膨胀令人发指。阎肃后来回忆:“当时,物价飞涨,我们拿一麻袋钱才买一盒火柴,就是你所有资产在一夜之间就成为零。四大家族横征暴敛。那个腐败程度是明目张胆的,我们自然倾向于进步。”
  他在大学仍然是文艺骨干,是相当活跃的人物,自然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成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当时,几乎所有大学的学生会都掌握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手里,重庆大学也不例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悄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夜晚,昏黄的灯光下,阎肃翻开《共产党宣言》,发黄的纸页仍然依稀散发着淡淡墨香,那般的亲切平易、和蔼近人。他沉浸在这些阐幽发微的远见、精辟入里的论述里,一种高山仰止的敬意和故交相逢的暖意油然而生。这部旷世经典改写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塑造着未来,也深深地改变了阎肃。
  他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成为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像他这样一位富家公子,在两个阶级殊死搏斗的时刻,站在了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一边,实属难能可贵。
  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江山,污泥浊水汇聚西南,妄图负隅顽抗。重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中共地下党的任务是在“第二条战线”,发动工运、农运、学运,瓦解国民党的统治,配合正面战线的解放军,迎接解放。
  阎肃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游行时我们这些人走在前头,这一点国民党也清楚。我不是在脸上贴金,当时历次的学生运动我都参加了,青年学子一腔热血。”
  正因如此,阎肃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跟踪是难免的。阎肃明知有特务尾随并不在乎,照样大摇大摆穿街走巷。特务想顺藤摸瓜,一举端掉共产党的“窝点”,可是眼睁睁地看到阎肃进了带花园的大洋房。这样人家的公子会是共党分子吗?特务们怎么也想不通。
  在重庆大学校园里,共产党地下活动异常活跃,但国民党也在学生中发展了很多特务、眼线,甚至许多特务伪装进步,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每次学运领导开会,研究、确定游行的时间、路线、口号、集会等细节,国民党很快就探知了内情。
  袍哥是四川有名的帮会,重庆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袍哥的支支脉脉。国民党特务与袍哥相互勾结,不少特务是袍哥的人,袍哥的头目往往与特务头子称兄道弟拜过把子。因而袍哥成为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
  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在大街行进时,突然就从某个小巷里横插进来一支吹吹打打的队伍,不是欢天喜地“迎亲”,就是哭哭啼啼“送葬”,有时“迎亲”“送葬”两支队伍还无巧不成书地碰到一起了。他们声称“吉时”不能耽搁,只能该学生队伍让路了。这样游行队伍就被腰斩数段,甚至冲得七零八落。
  学生们一眼就能看出是特务搞的鬼,可是一阻拦就起冲突,不阻拦人家照样找茬生事。什么“孝子”被撞倒了,什么“伴娘”被踩脚了,摩擦一起,马上就是一场街头混战。那些走卒从花轿或棺材里取出大棒,朝手无寸铁的男女学生猛抡。棒子上钉着钉子,像狼牙棒,一打血光四溅。
  街道两边卖馄饨、喝馄饨的突然抄出家伙,朝学生大打出手,这时候才明白是特务和袍哥事先打了埋伏。不少学生惨遭毒手,喋血街头,甚至丢了性命。
  阎肃后来回忆:“每次上街游行,我们都会遭到血洗。国民党特务对付学生可有一套……只要想治你,人家就有办法。你不知道谁是特务,谁是袍哥。他对你一目了然,你在明处啊。校场口血案啊,我们都经历了。特务我接触过,国民党的特务,他是生怕你不知道他是特务,你要知道他是特务,他才好横行霸道,才好为所欲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时候,我们吃大亏了。”
  那时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有一股前赴后继的气概,不怕流血牺牲,更不怕被抓、被关、被严刑拷打。
  阎肃的父亲对儿子卷入学潮,开始并未在意,后来发觉他是学生里的骨干分子,猜到儿子八成与共产党有关,也没有进行干涉,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弃学:“这是干革命,以后的日子是艰苦的……”
  中国面临改朝换代的巨变,蒋家王朝已经被推翻,共产党在北平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江南北。重庆的达官贵人正在竞相逃往台湾和香港。
  阎家何去何从?阎襄臣举棋不定。他耳闻共产党的政策是劫富济贫,作为资本家恐怕是“革命”的对象,他颇有几分担忧。朋友帮他搞到了去台湾的船票,他对蒋介石十分失望,发誓不去台湾。朋友劝他去香港,他想了想,觉得自己年过花甲,这件事应该由长子做主。
  阎肃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直在暗中跟国民党作斗争,迎接解放军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逃亡?他说:“你们谁爱走谁走,反正我是不走。”阎襄臣寻思他是白手起家,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共产党不会把他怎样,于是说:“那听老大的吧,全都留下,迎接解放!”
  阎肃后来回忆:“我能从宗教教育中解脱出来,进而信仰共产党,其实是一种必然,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度过的,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作为一个少年,我充满感情地阅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典籍,心中好像压着一块石头,我们这古老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啊?所以,我选择跟共产党走就是这种必然。”
  1949年11月29日夜,刘邓大军的炮声震撼了山城重庆。
  3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鸣放鞭炮、挥舞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阎肃和他的那些能歌善舞的大学同学更是欢天喜地,纵声高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雾都重庆仿佛云开雾散,突然晴空万里。
  重庆一解放,中共地下组织开始公开活动。阎肃被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是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参加了青年团的各种宣传活动,异常活跃,受到西南团工委的瞩目。
  1950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暑期学员班,学员是来自重庆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经过暑期培训和考试,有的人取得了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资格,有的人取得了转学清华、北大等名校的资格。
  阎肃是暑期学员班大专文艺部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团工委派来的。阎肃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组织学员开展业余文艺活动,他的才华和工作热情深受组织器重。暑期培训即将结束时,团工委组织部正式找阎肃谈话:“你是否考虑不念书了?西南团工委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准备下乡宣传土改。”
  阎肃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参加文艺工作队就得中断大学学业,可能还会危及尚不巩固的初恋。
  解放前,家里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重庆交通局长的千金,官商联姻,也算门当户对。姑娘叫李效兰,才貌双全。旧社会视“戏子”为下九流,谁会放弃大学不上,去当什么“戏子”呢?确实叫人想不通。阎肃的同学不是留学,就是上了北大、清华等名校,都走了。李效兰也考取了北大。
  阎肃偏偏就作出了令人意外的抉择。
  他后来回忆:“说老实话,我还真愿意。我当时学的是工商管理系,我想当厂长,想实业救国,共产党依靠工人。到那时候,我想,干脆搞宣传也挺好。”
  阎肃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组织还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动员有文艺特长的学生,把队伍给拉起来。他毫不含糊,答应立即招兵买马,拉队伍。
  他在大学是最活跃的文艺骨干,同学中间谁能唱、谁能演、谁能舞、谁能吹拉弹奏,他一清二楚,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动员他们参加西南青年艺术工作队。他把话说在前头:“这是干革命,以后的日子是艰苦的……”可是谁都不怕艰苦,没有一个人退出,于是一支文化素质较高、艺术水准也不错的队伍就拉起来了。
  就这样,阎肃放弃了大学生活,放弃了实业救国梦,也放弃了“冬妮娅式”的初恋。
  阎肃能作出令常人无法理解的抉择,固然与他热爱文艺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组织观念之强超乎常人,从1950年的这个暑期开始,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组织,一辈子恪守这样一个信念:组织需要我干啥就干啥,小我服从大我,没什么价钱可讲。
  在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朝鲜爆发了战争,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志愿军战歌风靡全国。阎肃有事没事哼唱这首歌,感觉特别提气,有一种鼙鼓催征的效果。没想到,有一天他真的会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
  这是1953年上半年的事,阎肃随西南青年艺术工作团去朝鲜慰问演出。
  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两年多的战火摧残,朝鲜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桥梁断裂,公路上到处是弹坑,山头上的草木像被剃过一样,光秃秃的,矗立着几根烧得乌黑的树桩,这是美军飞机的“杰作”。这宛如人间地狱的惨况,使阎肃想起当年日军重庆大轰炸时的情景,一股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油然而生。
  阎肃主动要求打前站,到了部队,先去摸底采访,了解这支部队有哪些光辉战例,有哪些战斗英雄,有哪些英雄壮举,然后将这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编成节目。有一套现成的模板,旧瓶装新酒,曲调是一首朝鲜民歌,结尾是“嗷,嗨呀”,唱词是新编的。比如:“张东海啊,打掉了美国一个加强排啊,嗷,嗨呀……”或者“三班有个李晓明呀,打起仗来真勇敢啊,嗷,嗨呀……”
  这种节目演的是本部队熟悉的人和事,因此大受欢迎,火得不行,每次演出战士们山呼海啸、欢声雷动。
  还有一个舞蹈也非常受欢迎,名叫《侦察兵》,阎肃还是演反派——滑稽的美国兵,他的出场总能掀起高潮。
  除志愿军部队之外,他们还经常去朝鲜人民军部队慰问演出,连带慰问驻地附近的老百姓,因此学会了很多朝鲜歌曲。也是走到哪儿编到哪儿,现编现演,总是“中朝人民团结紧啊……”这么几句。他的发音虽然不准,但朝鲜人能听懂。
  半个世纪后,阎肃随总政代表团去朝鲜访问,故地重游,那些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歌曲一下子唤醒了,一股脑全冒了出来,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负责接待的朝鲜人很惊讶,没料到这位中国老军人能唱这么多朝鲜歌,发音很纯正,全是金日成时代的老歌,有游击队之歌、人民军之歌,还有民歌。双方距离马上拉近了。
  阎肃第一次去朝鲜,将近3个月,经常遭遇美国飞机的轰炸。防空警报一响,马上往树林里钻,或趴到弹坑里,或就地卧倒。深入前线演出,条件很艰苦,也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尤其是“三八线”一带,冒着敌人炮火的威胁,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钻入坑道和“猫耳洞”,每天要演两三场,他们的慰问演出鼓舞了士气,也提升了演员们自身的勇气。
  由于阎肃能说会道,极富感染力,因此成了朝鲜战场的最佳“引苦员”。“诉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政治工作的一个“法宝”,每逢战前动员,就要拿出这个法宝,引导战士控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激发战士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
  具有表演天才的阎肃客串“引苦员”,被部队请到连、排引导战士们诉苦。他的保留节目是“瞎老妈”的故事。阎宇在《我的阎肃爸爸》一书中有一段很传神的描写:
  “瞎老妈苦啊……”,在听到爸爸一上来这句沉重的叹息时,本来还放松着的战士们立刻肃穆起来。爸爸接着讲:“瞎老妈原来有三个儿子,但不幸的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大儿子在抗日时被日本的炸弹炸死了,瞎老妈哭啊,哭啊,哭瞎了一只眼睛……后来,二儿子出去扛长活,回家的路上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壮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瞎老妈哭啊,哭啊,两只眼睛都哭瞎了。就剩下个三儿子相依为命,可万万没想到,老三也……”每当讲到这儿,战士们也都开始痛哭流涕了,并相继高呼口号:“打倒……!”“打倒……!”爸爸完成任务了,又转到下个连排“引苦”去了。据说,爸爸是最受欢迎的“引苦员”。
  战士们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冲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一仗下来,一个连往往损失了一半兵力。看着一具具遗体被担架抬下来,想起昨晚他们观看演出时那一张张笑脸,阎肃心如刀绞。
  战争的残酷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他一辈子忘不了上甘岭上的那棵树。据守那个山头的是志愿军的两个连,美军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航空炸弹,把山头削低了两米,土石被炮火炸松一米多深,整个山一片焦土,唯独那棵树劫后余生,树干只剩两米高,就像被砍了头,斫去了四肢,又经过了火刑,可是它居然没死,冬去春来,又发出了新枝绿叶。
  这是上甘岭上的一棵树,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顽强的生命!阎肃非常严肃地与它合了一张影。
  阎肃第二次去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双方仍在“三八线”对峙,仍能闻到硝烟味。
  有一天,他们翻山越岭去部队慰问演出,当他翻过一座山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只见漫山遍野全是墓碑,那种墓碑高二尺、宽尺余,上方雕刻一颗红五星,碑面刻着烈士的姓名、年龄、职务、所在部队番号,不少墓碑连名字都没有。墓碑横成列、竖成行,像一支整齐列阵准备接受检阅的大军,一律面朝祖国的方向。
  阎肃在碑林前久久伫立,心中涌起一股悲壮之情,嘴里反复念叨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些埋骨异国的有名或无名的烈士,他们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自己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的呢?
  回顾两次去朝鲜慰问演出的经历,阎肃坦诚地说:
  说实话,这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教育和启迪。你说抗美援朝对我有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但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以后写歌,这个印象是有的。比如我写《天职》,羊鸣谱曲的,“当我们呐喊着奔向战场,哪有那许多儿女情长……眼睛里飞舞的是雷、是火、是钢”,脑子里马上有抗美援朝的印象。上甘岭那树我还有照片,我去过。我写《军营男子汉》也是这个道理,这段生活不是白体验的。搞创作,主要是要有感受。后来有一次,抗美援越有可能去,但没有去;珍宝岛也没有去成。到朝鲜是对一生都有好处的一次体验。
  参军:“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士为知己者死”
  从朝鲜战场归国后,阎肃又面临人生的第四次抉择:他所在的西南青年艺术工作队,要由西南团工委转隶于西南军区,纳入军队编制,意味着要穿军装了。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不过这是老皇历旧观念。阎肃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3年,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纠集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志愿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威风,使新中国在世界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人充满了自豪感。
  这一年在阎肃的个人成长史具有非凡的意义,他参了军,入了党,当了模范。
  当再次面临人生抉择之时,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于是穿上了军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穿上崭新的军装,右手握拳,面对军旗庄严宣誓——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神圣时刻,也从未忘记《军人誓言》。
  他后来说过“平生最爱是军装”的大实话,穿上军装,参加国宴不嫌俗,参加劳动不嫌雅,可谓雅俗共赏。这一年,他23岁,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岂料军装一穿就是整整63年,直到86岁,一身戎装躺在鲜花丛中,向人间告别。
  经过土改的残酷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阎肃在政治思想上成熟了许多,他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更强,受到上下左右的好评。穿上军装不久,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又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时刻,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举止真实履行了入党誓言。
  入了党的阎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什么工作都抢着干。当时,上级要求每位文工团员都要“一专、三会、八能”,除了自己最擅长的专业之外,还要触类旁通,掌握其它表演技能,成为多面手。这对多才多艺的阎肃不是难事。
  在舞台上,他唱歌、跳舞、说相声、打快板、演反派……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同时,还要兼任舞台监督,拉幕布,催场,最麻烦的是看护那几盏宝贝汽灯。
  那个时代缺电,下部队巡回演出,舞台照明全靠这有些娇贵的宝贝。阎肃格外小心,生怕汽灯一灭,全场一片漆黑,非演砸不可。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里面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
  事情不管大小,他都用心去做,开心去做,自得其乐。拉大幕,他拉得比别人讲究;跑龙套,他跑得比别人认真;点汽灯,他把汽灯当眼睛一样爱护,一年演出几百场,从没熄过一盏灯。
  2015年9月14日晚,阎肃住进了空军总医院,直至2016年2月12日病逝。在他病危期间,直至离世之后,关于他不退休的问题在互联网上引起过广泛争论。
  阎肃属于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1990年,阎肃年届60,到了退休年龄。空政文工团政委张玉娄看到别的单位,将个别老专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63岁,于是提议让阎肃暂缓退休。
  对于年轻时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阎肃来说,早就功成名就,是颐养天年,还是继续工作?当张玉娄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候的阎肃身体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让他继续工作正是求之不得。但令张玉娄意外的是,他本人退休好多年后,阎肃仍然没有退休,这一暂缓竟然无休无止。
  2001年10月,阎肃71岁了,组织上专门给他下了一个“暂缓退休”的命令。此后14年,再也无人过问他退休的事。阎肃本人似乎也没觉得有退休的必要,仍然同年轻人一样忘我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并不知道其实退休命令已经下达了。
  阎肃为什么这么拼命?
  他说:“空军培养了我,这是真的。前有刘亚楼,后有许司令,都尊重艺术、重视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人才,我是其中之一。空军领导这么重视文化,这么重视我们搞文艺工作的人,而且在用人方面这么有魄力,我80了,还没退休,还在职,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了。组织上这么培养我,这么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饱读诗书的阎肃的肺腑之言。
  德艺双馨的阎肃获得了广泛赞誉,他被称之为“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对于如此高的评价,阎肃并不认同,他说:“其实我也就是年龄大、经历多,再就是身体好、能干活、听招呼,组织上一声号令我就去冲锋陷阵了!”
  80多岁的老人,仍坚持与儿孙辈们一起加班加点,经常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熟悉阎肃的人都说他腿勤、手勤、眼勤、脑勤。有人问他:整天东奔西跑、起早贪黑,累不累?想没想过“罢工”?
  阎肃沉吟半晌,认真地说:“首先,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会尽力完成;其次,我这个人仗义,经常是抹不开情面,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人家请你帮忙,能不去?不管帮忙、帮闲,浑身是伤也得往上冲啊!”
  他仰天哈哈一笑,颇有“江湖老大”风范。“其实,他们不把我当80岁的人,都觉得我年富力强!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能干就干,这其中也有很多乐趣的,创作有快乐,更有成就感,特别是灵感乍现的那一刻,简直太美妙了……”
  有人说,阎肃充满传奇的一生是不可复制的。他却说:“我这一生是在用一种歌唱和赞美的方式来爱党爱国爱军队。”他用生前歌、生后名,无声地标注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追求和理想,这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引领。他的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让他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一代艺术大师。

(编辑: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