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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承载时代的精神气象

时间:2017年01月2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书法,承载时代的精神气象

□ 张德祥

张旭《古诗四帖》

  汉字,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远古走来。它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穿越了慢慢长夜,走到了我们面前。汉字五千岁了,它依然年轻,是当今世界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世界上,除汉字之外,没有第二种文字可以通过书写而成为一门艺术。因此,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

  书写,首先是汉字的实用需要。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把自己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形态,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形成的形态,积淀着千千万万人对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的认识,蕴藏着诸多美学元素: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相互支撑,整体平衡,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堂堂正正,亭亭玉立,大大方方,不亢不卑。可见,协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艺术,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的。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汉字是书法的载体。

  纸张的发明,改变了书写材质,为广泛的书法实践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法,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自觉,始于汉代。东汉后期,草书已风靡士人阶层。在当时,读书人对草书的痴迷几乎达到了疯狂程度,彦哲贤俊,“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就是说,人们对张芝草书的追慕远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兴趣,不知疲劳,不分昼夜,专心习书。人们与墨为伍,孜孜以求,求什么?只能说,人们从汉字书写中发现了美,并不断探寻书写之美的可能性,陶醉其中不能自已。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因此,汉末即出现了许多著名书家如张芝、钟繇、蔡邕等,并出现了探讨书法的理论著作,标志着书法艺术的自觉。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莫过于王羲之。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就像李白在诗歌史上、曹雪芹在小说史上一样,独标高格,高不可及。

  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一千七百年过去了,后人望其项背,难以企及。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也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崩溃、政治动荡、豪强专制,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权力桎梏,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生命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南朝梁代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竟成千古绝笔。《兰亭序》真迹虽绝尘而去,但《圣教序》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率意而为,爽朗通脱,在放达与规矩之间随心所欲。如果不能领会王羲之书法的俊逸,那么,应当悟会陶渊明的清高。王羲之与陶渊明,同样的清风俊骨,同样的清新自然,同样的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

  时间来到了唐代,李世民偏偏痴迷于王羲之书法,但是,技法易学,风骨难追,产生王书的那种精神气候不再。唐代不可能再产生王羲之,也不可能在行书上超越王羲之。

  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决定了唐人必将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草书和楷书为代表,不让古人,直达巅峰。张旭与怀素,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拘泥,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携黄河之魂魄,倾一腔之热血,笔墨似从天上来,纵笔千里不复回,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隋唐时代,结束了四百年南北朝割据一隅的小格局,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大局面。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思想开放、文化融合的时代,不仅儒道释并存,而且西域文化、外邦文化,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气量决定格局。“盛唐气象”就是大气量、大志向、大格局。这狂放,是精神向上的舒展,是突破藩篱的升腾。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意境,与李白的诗意相通。诗与书,缘情言志,殊途同归,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的狂人,也正是他们的“狂放”传达了盛唐气象。看颜真卿的楷书,巍巍乎,磅礴伟岸,高山仰止,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丰腴饱满,胸襟气度,自信从容。这就是唐代的精神气象,也只有唐代的自信才能产生如此磅礴的书体。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必然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书风大变,出现了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字形结体明显外拓,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与无声的霸气。至此,可以说,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极致,成为楷书的标本,无人能过。

  是的,唐代达到了书法的巅峰。唐人不仅占尽风光,而且推向了极致,无论是奔放气势还是谨严法度,似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再创新制的余地。宋兴儒术理学,生命活力受抑,精神气象呈收敛之势。苏轼、黄庭坚等人把书法的法度先放置一边,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搓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也另有一种节奏与韵味。元明清还出现了许多书家,赵孟頫、鲜于枢、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因为他们既没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啸傲山林之精神气候,更没有唐代那开放浪漫宽博的精神环境,甚至没有北宋那浓厚的人文气氛。因此,书法,更多地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明清”,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

  20世纪,摧枯拉朽的“风雷”真的来了,席卷了摇摇欲坠的“帝制”,掀翻了封建意识的屋顶,人们获得了精神呼吸的空间,无论是“少年中国”的呼唤还是“凤凰涅槃”的再生,古老大地上响起了“呐喊”之声,古老的文脉接通了时代潮流。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也是民族觉醒、浴血新生的时代。经过20世纪上半叶浴血奋斗,浴火重生,翻过“东亚病夫”这一页,翻过“孔乙己”这一页,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站立在世界东方。那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那是怎样一种精神气象?其实,时代的精神气象在书法中就能感受到。你看一看鲁迅的字,沉郁稳健,敦厚拙朴,简约自然,自成一格,绝无为书而书的做作之态。你再看一看毛泽东的字,侧行欲倾而重心稳定,点画飞扬却整体照应,形成欹侧飞动的开张之势,挥洒自如,举重若轻。他后期的狂草,狂飙天落,汪洋恣肆,惊涛拍岸,风雷激荡,自由奔放不逾矩,天真烂漫铸天机,体现出大开大合、独步天地的气势,直达浪漫主义巅峰。毛泽东的草书,固然是毛泽东个性的外化,但更是那个时代精神气象的体现,与他的诗词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自张旭怀素之后,千余年来,何曾出现过如此发自肺腑、直抒胸臆、奔放不羁的草书?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无不使人感受到一种豪迈自信、洒脱旷达的精神力量!当然,还有于右任、赵朴初等书家,也都有新气象。

  书法,好像就是写字,但绝不仅仅是写字。扬雄说,“书者,心画也。”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精神的气象。

 
(编辑: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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