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承载时代的精神气象

□ 张德祥

张旭《古诗四帖》

　　汉字，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远古走来。它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穿越了慢慢长夜，走到了我们面前。汉字五千岁了，它依然年轻，是当今世界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世界上，除汉字之外，没有第二种文字可以通过书写而成为一门艺术。因此，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

　　书写，首先是汉字的实用需要。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把自己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形态，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形成的形态，积淀着千千万万人对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的认识，蕴藏着诸多美学元素：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相互支撑，整体平衡，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堂堂正正，亭亭玉立，大大方方，不亢不卑。可见，协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艺术，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的。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汉字是书法的载体。

　　纸张的发明，改变了书写材质，为广泛的书法实践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法，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自觉，始于汉代。东汉后期，草书已风靡士人阶层。在当时，读书人对草书的痴迷几乎达到了疯狂程度，彦哲贤俊，“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就是说，人们对张芝草书的追慕远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兴趣，不知疲劳，不分昼夜，专心习书。人们与墨为伍，孜孜以求，求什么？只能说，人们从汉字书写中发现了美，并不断探寻书写之美的可能性，陶醉其中不能自已。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因此，汉末即出现了许多著名书家如张芝、钟繇、蔡邕等，并出现了探讨书法的理论著作，标志着书法艺术的自觉。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莫过于王羲之。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就像李白在诗歌史上、曹雪芹在小说史上一样，独标高格，高不可及。

　　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一千七百年过去了，后人望其项背，难以企及。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也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崩溃、政治动荡、豪强专制，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权力桎梏，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生命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南朝梁代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竟成千古绝笔。《兰亭序》真迹虽绝尘而去，但《圣教序》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率意而为，爽朗通脱，在放达与规矩之间随心所欲。如果不能领会王羲之书法的俊逸，那么，应当悟会陶渊明的清高。王羲之与陶渊明，同样的清风俊骨，同样的清新自然，同样的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

　　时间来到了唐代，李世民偏偏痴迷于王羲之书法，但是，技法易学，风骨难追，产生王书的那种精神气候不再。唐代不可能再产生王羲之，也不可能在行书上超越王羲之。

　　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决定了唐人必将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草书和楷书为代表，不让古人，直达巅峰。张旭与怀素，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拘泥，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携黄河之魂魄，倾一腔之热血，笔墨似从天上来，纵笔千里不复回，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隋唐时代，结束了四百年南北朝割据一隅的小格局，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大局面。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思想开放、文化融合的时代，不仅儒道释并存，而且西域文化、外邦文化，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气量决定格局。“盛唐气象”就是大气量、大志向、大格局。这狂放，是精神向上的舒展，是突破藩篱的升腾。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意境，与李白的诗意相通。诗与书，缘情言志，殊途同归，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的狂人，也正是他们的“狂放”传达了盛唐气象。看颜真卿的楷书，巍巍乎，磅礴伟岸，高山仰止，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丰腴饱满，胸襟气度，自信从容。这就是唐代的精神气象，也只有唐代的自信才能产生如此磅礴的书体。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必然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书风大变，出现了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字形结体明显外拓，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与无声的霸气。至此，可以说，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极致，成为楷书的标本，无人能过。

　　是的，唐代达到了书法的巅峰。唐人不仅占尽风光，而且推向了极致，无论是奔放气势还是谨严法度，似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再创新制的余地。宋兴儒术理学，生命活力受抑，精神气象呈收敛之势。苏轼、黄庭坚等人把书法的法度先放置一边，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搓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也另有一种节奏与韵味。元明清还出现了许多书家，赵孟頫、鲜于枢、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因为他们既没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啸傲山林之精神气候，更没有唐代那开放浪漫宽博的精神环境，甚至没有北宋那浓厚的人文气氛。因此，书法，更多地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明清”，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

　　20世纪，摧枯拉朽的“风雷”真的来了，席卷了摇摇欲坠的“帝制”，掀翻了封建意识的屋顶，人们获得了精神呼吸的空间，无论是“少年中国”的呼唤还是“凤凰涅槃”的再生，古老大地上响起了“呐喊”之声，古老的文脉接通了时代潮流。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也是民族觉醒、浴血新生的时代。经过20世纪上半叶浴血奋斗，浴火重生，翻过“东亚病夫”这一页，翻过“孔乙己”这一页，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站立在世界东方。那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那是怎样一种精神气象？其实，时代的精神气象在书法中就能感受到。你看一看鲁迅的字，沉郁稳健，敦厚拙朴，简约自然，自成一格，绝无为书而书的做作之态。你再看一看毛泽东的字，侧行欲倾而重心稳定，点画飞扬却整体照应，形成欹侧飞动的开张之势，挥洒自如，举重若轻。他后期的狂草，狂飙天落，汪洋恣肆，惊涛拍岸，风雷激荡，自由奔放不逾矩，天真烂漫铸天机，体现出大开大合、独步天地的气势，直达浪漫主义巅峰。毛泽东的草书，固然是毛泽东个性的外化，但更是那个时代精神气象的体现，与他的诗词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自张旭怀素之后，千余年来，何曾出现过如此发自肺腑、直抒胸臆、奔放不羁的草书？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无不使人感受到一种豪迈自信、洒脱旷达的精神力量！当然，还有于右任、赵朴初等书家，也都有新气象。

　　书法，好像就是写字，但绝不仅仅是写字。扬雄说，“书者，心画也。”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精神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