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 陈世旭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

　　因为职业的缘故，时常奔波于旅途。车站、码头、机场，总是见到各类成功人士在书店的小屏幕上眉飞色舞，口吐莲花，教人如何成功。其所谓成功，无非掌权致富出名云云。因为心地促狭，我又总是不免腹诽：“成功人士”所说的任何成功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有权的即便一向春风得意，也难免会有旁人不知的失意；碰到金融风暴，多少财富巨子一夜之间几近乞丐；至于名气就更脆弱了，被一拨拨新的名人淹没根本就没得商量。即便是处于人生成功的巅峰，对大多数当事者来说，其心理满足也未必能保持永久。不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成功，人活到最后，终究要返归虚无。古诗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可又偏偏“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未曾饶”。

　　这样说，成功似乎不值得追求？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成功另有奥义存焉。

　　不久前去四川眉州参与一个关于苏轼的讨论会，会议组织者设定的主题是苏轼的民本思想和文化影响。“民本”云云，属于政治，我于政治无知，无从谈论；至于“文化影响”，满座皓首穷经的学者名流，我岂敢班门弄斧。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奉告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苏轼给予我的最大的教益是他的人格。作为政治和文化巨人的苏轼，我辈无可企及，但将其人格精神引作楷模却可以是一种人生方向。

　　最后一次获赦北归，苏轼已临风烛残年。总结一生，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三次贬谪且一次比一次艰难的巨大人生创痛作为平生功业，几近黑色幽默。但那的确是伟大的功业——是伟大的文化功业，更是伟大的人格功业。

　　我有幸沿着苏轼的足迹一一造访这伟大的功业。

　　黄州。元丰二年（1079）-元丰七年（1084）。九百多年前那个晦暗的春天，因言获罪的诗人蹒跚走出落满乌鸦的御史台，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华京都到偏僻小城；由高第府宅到小寺寄居“与僧人蔬食”。整整四年又四月，或竹笠草屐，与渔樵杂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或倚杖听江声，夜饮醒复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或焚香静坐于寺院，“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跟和尚聊天，尽兴处，打个喷嚏也是诗。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此“闲”非清闲，团练副使为养活二十余口必须躬耕东坡。所谓“闲”，乃是精神的解放。江上明月，山间清风，诗人回归于清纯和空灵。曹公败北的赤壁在黄州乃属“传云”，丝毫不妨碍诗人的纵情挥洒。一词二赋，横空出世，雄壮而悲凉的铁板铜琶，震古烁今。一段绚烂的文学史凝固成赤色的坚岩。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行列有了“东坡居士”。江山风月的主人跌宕出独一无二的高度和光芒。让崇拜者仰止，让嫉妒者切齿，最高的威权莫奈他何。

　　惠州。绍圣元年（1094）-绍圣四年（1097）。从钱塘到岭南，再次落入凄凉。侠义的痴心丽人，追随不合时宜的诗人，不惜万里投荒。朝为云而暮为雨，印证了直白的偈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诗人拙于谋身，直道而行，一再被贬，有词《蝶恋花》，自我解嘲“多情却被无情恼”。自“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朝云带走了失子的哀伤和病苦，连同妙曼的歌吟和灿烂的笑。与诗人始识于杭州西湖而永诀于惠州西湖，该是前生已定的安排。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悼朝云》）再没有执手，再没有伤别，再没有多情风月。但东风销不尽雪一样的记忆。“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歌女奉侍诗人，诗人奉侍谁人？名满天下的诗人，不会不知道，朝云的命运，其实就是自己的命运；朝云的路途，其实就是自己的路途。但这并没有阻止诗人捐献微薄的俸禄发动修建惠州西湖长堤。我禁不住不揣浅陋为之撰联：

　　噫 此亦一西湖 彼亦一西湖 此西湖何逊彼西湖；吁 穷其号东坡 达其号东坡 穷东坡依旧达东坡。

　　苏东坡在此一住三年，“不辞长作岭南人”，写下了一百六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在“海山葱茏气佳哉”的盛赞中，我们完全听不到政治的失意。以至于“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江逢辰）

　　儋州。绍圣四年（1097）-元符三年（1100）海南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唐宋流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有宋一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六十二岁的苏东坡，孤身携幼子，踏上琼海的万顷波涛。我们见不到之前的流人那样的落寞悲怆，听到的只有高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准备好了“生还无期”：“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可见苏东坡的精神生命坚不可摧。

　　“天地”“九州”“中国”不都是在“大瀛海”中吗？普天之下有谁不是“岛”上人呢！

　　秋多雨，“北船不到米如珠”，他记述“阳光充饥法”，“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行此法。”他是美食家，很快就喜欢上了海鲜，叮嘱儿子别让“北方君子”“分我此美也！”他自己采药，自己制墨，自己采茶找水：“自临钓石取深清”。活着却没有乐趣，在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在地狱里他也能活出天堂的滋味。

　　他与黎人“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农妇笑他“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他援以入诗：“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他指地凿井，让乡民一改饮用咸滩积水的陋习；他说服黎人重视农耕，以使“其福永久”；他在这片文化的荒野上开疆拓土，办学堂，介学风，“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

　　三年里，他写下一百四十多首诗词，一百多篇文、赋、颂、记，四十多封书信，撰《书传》，编《志林集》，修订《易经》和《论语说》；完成《五经》注释。“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风月堂诗话》）海南流放，让苏东坡的文学成就远远地走到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苏轼把海南当作了展示冠盖群伦的天才的舞台。站在文化的角度，被流放者是胜利者：失去了帝王的恩宠，得到了民众的爱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如此的“奇绝”漫游的确不输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历史的悖论决定了：落寞者成圣。

　　纵观苏轼，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相对的现象：固然是朝廷放逐了诗人，又何尝不是诗人放逐了朝廷；乌台诗案是政治迫害，却成就了文化奇观；因为歌吟，他跌入人生的“井底”，同样因为歌吟，他攀上时代的巅峰；生存下降到唯求苟活的程度，艺术上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后半生是最暗淡的，却又是最辉煌的，是最困厄的，却又是最快乐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相对于中国历代的无数文人，苏轼的心灵一直到死都像天真的孩子，而他的性格、情感和智能却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异。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一个绝对优越的精灵；一个无法攻破的精神堡垒。自由，旷达，恬静，超然，洒脱，人格的优雅，人生观念的透彻，是苏轼留给后世的最大财富。

　　千百年来，多少争夺江山的豪杰随江山兴废，而寄情天地的赤子则与天地存亡。苦难是一种宿命，永恒不需要证明。人走了，诗没有走，酒香书香如故。旷达的歌者永远不会消失，他把自己的精神桂冠留在世上，给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我们指出奔向无忧无虑的路径。

　　（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