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发展战略，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任务，电影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是有显性优势的，怎么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找到中国电影传播的新路径，以发挥文化传播的优势，带动区域交流合作，是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北师大中国国际文化传播研究院从2011年启动了关于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数据调研和总结探讨。调研以外国观众作为对象，进行主题式的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力的年度调研，至今连续6年做了六届，也形成了将近10万字的调研报告。调研组在2015年组织了第五届国际调研，调研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受访者作为人口变量进行调查。

　　据调研组负责人黄会林介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区域投放问卷，涉及46个国家， 31种语言。其中既有对受访者观影数量、传播渠道、电影类型，观影地域差异等具体的考察分析，也有对中国电影乃至中国国家形象的宏观认知方面的调研。黄会林说：“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主要途径是通过网络渠道。我们选取了7个显性的考查指标，包括故事、演艺、制作、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还有中国价值观、中国文化的特色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有将近50 %受访者认为中国电影要有中国特色。字幕翻译不到位是中国电影在这些区域传播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电影要想走向世界，需要克服的一个主要障碍。总体来看，功夫片最受欢迎，但是比较其他类型它并不占绝对优势。剧情片、纪录片、喜剧片等类型受喜爱的情况与功夫片平分秋色，还有科幻片、儿童片、家庭片等等，而最后三种是受欢迎程度相对比较低的。这一点也告诉我们，功夫片不再独步天下，中国各类电影都有很大的空间。受访者看过中国电影以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大体上反馈是，认为中国的经济不够发达，但是非常肯定中国的发展速度。 ”

　　调研组得出四个基本结论：一是中国电影的传播效果不佳；二是网络是观看中国电影传播宣传资讯的主要渠道；三是字幕翻译难懂，是传播的最大阻碍；四是对中国类型片接受是渐渐趋向多元的，中国类型片还存在很大的传播空间。对此，调研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黄会林说：“针对受访者对中国电影接受的差异性，应该根据不同的战略区域，对中国电影的传播渠道制定和实施针对政策，要有针对性的推广，要形成多种媒体，立体组合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型方式；从新媒体的角度深化、理解数字外交。国家层面要有一个互联网强国的战略以及按‘互联网+’行动的计划，重视网络效果，积极探索不同网民的行为特征，利用视听传播，克服中国的文化阅读困难，利用数字化传播，跨越国家界限，这是构建中国文化形象，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电影需要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要提高中国电影的译制水平，尤其是克服多语种带来的障碍，要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传播障碍。另外，还要强化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合作意识，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做不同突破来传播中国文化。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宗教、语言差异与隔阂问题繁复驳杂，确实无法提供一个一刀切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新媒体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网络和新媒体作为突破口，确实是一个经济、便利又行之有效的路径。然而，不光是传播的中下游要从网络发力，在上游环节也需要提升自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说：“ ‘互联网+’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极大地增强，同时个人探索和闯天下的意识也得到增强，也给每个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和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个体精神得到极大地解放。那么在这种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得提高创作的意识。 ”

　　此外，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借鉴两个模式—— “唐僧西游”和“鉴真东渡”模式，一个是去取经，一个是去传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充分的人才交流，才是让中国电影落地生根的长期保证，比如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中国留学的学生比例，当这些电影人才回到本国之后，他们天然会带有跟中国电影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