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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然代表:文艺评论要有“家国情怀”

时间:2016年12月02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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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要有“家国情怀”

 

□ 林超然(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黑龙江省评协副主席)

  “家国情怀”是中国人深层次、高等级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它极大地影响甚至规定了中国人的思想、表达和行动。从古至今,它一直是中国文艺最绮丽、最坚韧和最具概括性、贯穿性的主题和母题,是中国文艺的根基、灵魂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事实上,文艺评论家需要具有宏大的家国情怀,才能被文艺作品中那种对国对家的长情大爱所感动,才能被文艺作品里那种对民族强大、人民安康的理想切实鼓舞,也只有这样才能走进文艺、阐释文艺,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首先,“家国情怀”是文艺评论的学理资源。“家国情怀”在文艺作品中可以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表现,有时它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汉乐府民歌),有时它是“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唐·李白),有时它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王建),有时它是“此生长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宋·苏轼)。对中国人而言,很多时候爱家就是爱国,爱国就是爱家,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几者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史书万卷,好戏千台,写的演的无非“家国”二字。“重视亲情”“热爱故土”“保家卫国”,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文艺的核心内容,相关思想也必然成为文艺评论重要的学理资源。

  《毛诗序》说《诗经》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经》不仅是诗歌,还是音乐、是舞蹈、是多种艺术形式的合集,更是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教科书,寄予着“家国同构”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一直与《礼记·大学》里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身—家—国—天下”涟漪一样渐次扩大、展开,这种递进的同心圆模式,正显示出中国式人生哲学的深刻结构。

  其次,“家国情怀”是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从日常生活到传统节日都与家国情怀有关。中国文化本源于“家”,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汉代亦曾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北宋大儒张载则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之语,明确了中国人从“家”到“国”追求崇高的总纲领。当下有不少文艺评论家言必称“西方”,结果是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文艺的问题,欣赏者、艺术家甚至评论家本人都不高兴,以致文艺评论陷入特别尴尬的境地。我们有那么成功的经验,为何要舍近求远呢?“家国情怀”是重要的民族精神,是重要的社会评价尺度,也是文艺评论应该遵循的价值体系。

  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亮剑》自2005年首播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除了“让英雄走下神坛、把神变成人、让人回到人回到人群”之外,深厚的家国情怀让人难以忘记。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山本把李云龙的新婚妻子杨秀芹抓走时,李云龙说老婆让人抓走一定要救。但当山本把杨秀芹当作人质来和李云龙谈条件时,李云龙艰难地选择了牺牲妻子,下令向秀芹站立的城墙开炮。作为丈夫,救自己的妻子是男人的担当、亲人的本分;作为指挥员、战斗员,他舍家为国求取的是大义。选择过程中的摇摆与挣扎使李云龙这个由众多身份组成的人物形象冲突十足、血肉丰满,整部剧中铁血丹心、人世常情、传奇人生与战争艺术有机地编织在一起。对于剧作家的家国情怀,评论家要感同身受,李云龙撕心裂肝的疼,评论家也要有痛感。

  再次,“家国情怀”是文艺评论的职业伦理。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衍生了一整套宏观、中观、微观的思想文化体系,即如《吕氏春秋》所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作为匹夫,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传统戏剧的舞台从古代延伸到今天,经典剧目生命力旺盛代代相传,现在的观众仍然乐于接受,不是因为它是“传统艺术”,而是因为它是“当代艺术”,是不变的中国情怀和中国精神使它成为了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一旦疏远和冷落了中国情怀、中国精神,文艺评论就难免失责失位,难免违背自己的职业伦理。

  “杨家将”的故事在舞台、在坊间、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传。关于杨业之死有着不同的版本,有“绝食而死”说,见于宋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有“箭伤发作而亡”说,见于《辽史·圣宗论》;有“血溅李陵碑”说,见于明人熊大木《杨家将演义》(又名《杨家将传》);有“慷慨战死”说,见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尽管前有宋辽正史,后有顾祖禹持见最晚,但真正让人们铭心刻骨深信不疑轰轰烈烈流传至今的却是熊大木《杨家将演义》中的悲壮情节。这表明了文学的强大、人心的强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我们注意到,文艺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无限接近家国情怀的过程——人心所向即文艺所向,而文艺所向也应该是文艺评论之所向。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国文化自信之中,一定有中国文艺自信。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论与传统艺术一直并肩而行,它们有着相通的智慧、气度和神韵,相伴相生,携手前进,共同书写了中国文艺的辉煌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文论著作,以及大量诗话词话、书论画论,《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艺概》《人间词话》这些闪闪发光的著作无需细想就会跃入我们的脑海。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大批“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精品力作。近现代以来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涌现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这些文艺理论立足中西文化互动的背景,与中国特色的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中华文化的本色。

  只有带着家国情怀,评论家才能对文艺的巨大繁荣作出准确、生动、可信的理论回应。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评论家要充分认识家国情怀带给中国人、中国文艺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之地、关键意涵,也是它的终极目标、最后归宿。秉承这种精神,中国文艺评论可以做好中国文艺的阐释工作,同时也可以为世界文艺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文艺评论当然也不例外。文艺评论要刻苦努力成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理论创见,以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艺术。

(编辑: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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