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当我们还未从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带来的技术震惊体验回过神的时候，冯小刚导演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莲》不期而至。在一个依靠技术革新不断刷新观众观影体验的时代，退回到“方圆构图”的《我不是潘金莲》也许并不讨巧，更不算新鲜，但是却很“故事”，很“现实”，也很“中国”。一部独属于中国的故事周长应该如何丈量？冯小刚用《我不是潘金莲》给出了诡谐的答案。当我们冲着“潘金莲”这个着染了几分情欲色彩的字眼和范冰冰领衔出演的噱头走进影院，试图在圆形构图中窥视和臆想可能出现的一段段大尺度场面连接的故事周长时，却在不经意间发现由片名中“我不是”编织起的并不只是“潘金莲”，还有一个由她连缀在一起的男性人物群像，以及由他们构成的更具中国特色的故事图谱。窃以为，这应该是冯小刚导演试图在看似锁闭的圆形与方形构图之中突破现实半径的“心思”。

   坦率地讲，熟谙讲故事之道的冯小刚导演这次已不再满足于使观众沉浸于《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情节之中，而是尝试借助某种形式（圆形/方形构图）变换将观众置于“观察者”的位置。换句话说，调用不同于以往常规的圆形/方形电影构图，不仅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某种新的视觉体验，更重要的是将观众始终置于电影之外，获得某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一方面，观众可以站在“看客”的观影位置窥探李雪莲十余年上访路上遭遇的各种“荒诞不经”；另一方面，导演给处于故事之外的“看客们”更多的关于我们自身的遐想空间与思考可能。

    其实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会同笔者一样反问自己：主角是谁？是农村妇女李雪莲吗？“是，又不是”的疑惑始终缠绕。无疑，在冯小刚闲庭信步的画外音配合下，《我不是潘金莲》为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确实是围绕着李雪莲展开的：一位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因为一桩弄假成真的“离婚案”和求证那句“我不是潘金莲”，将一个由圆形画幅呈现的南方县城乡野和由方形画幅搭建的“北京”联结起来。但是，在影片中李雪莲承担得更多是“线索”的功能。由李雪莲串起的，小到厨子果农，大至省长与“首长”，这些影片中为李雪莲搭戏、戏份并不算多的28位男配角们才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影片中，由这位“农村妇女”牵出或搅动的“大男人们”，或满足私欲，或克己奉公，或丑态毕露，或义正词严，他们都无法用“对/错”来辨识，更不能用“好/坏”贴标签。在法律范畴内，基层法官王公道的判决并没有太多的问题，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官员也都在职责范围内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并未见异样。但就是如此，我们却总感觉别扭。而这份“别扭”的感觉，恰恰是影片的精致之处：也许这些“大男人们”都没有错，他们都只是在面对李雪莲时完美地呈现了各自“身份”赋予的角色使命。这种由于“身份”驱使的做事儿或解决“问题”，关注的并不是作为“人”的李雪莲，而是作为“问题”或“麻烦”的李雪莲。这就是我们会有“别扭”之感的原因。这些看似配角，实为主角，看似忙碌地解决问题，实则制造麻烦的“大男人们”与看似备受重视，实际却被悬置的女主角李雪莲，恰恰构成了被导演置于“旁观者”的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的现实图谱。

    诚然，表面上看《我不是潘金莲》的确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执拗的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冯小刚在这部影片中全部的情节设计应该聚焦在李雪莲“假离婚案”和“我不是潘金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上，但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冯小刚导演将原本可能成为影片核心情节点的“案件”或李雪莲“冤”与否放在括号里，而围绕“一粒芝麻如何成为一颗西瓜，一只蚂蚁如何变成一头大象”去做戏。我们在影片中并没有看到导演过多地放大李雪莲的冤屈有多么深重以及这桩所谓的“假离婚案”有多么复杂，更没有看到导演过分地纠缠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看似是核心的议题上。换句话说，“假离婚案”和“我不是潘金莲”仅仅是这部影片的引子或者由头，《我不是潘金莲》的戏核是女主角农村妇女李雪莲的内心诉求与作为“集体男性形象”的男配角们提出的看似积极主动的“解决方案”的错位。

    其实对于李雪莲来说，与前夫离婚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上访与否也并不是必须的，她所期待的仅仅就是一个“说法”或是“公道”。不论是影片开场她拎着香油与腊肉去基层法官王公道家说的那番关于“离婚-结婚-再离婚”的“谬论”，还是在北京首长的关心下，省长撤了市长、县长和县法院院长后，她跪拜在菩萨像前说的那段可能不太会被观众注意却有意味的关于“芝麻还是西瓜”的话，再或者是十年后在全国人大会议前，她对已是县法院院长的王公道、县长郑众和市长马文彬对她“不再上访”的再三求证、步步紧逼所表现出的“逆反”，都在明证这一点：这些走马观花式出现的“大男人们”其实并不关心这位农村妇女李雪莲到底想要什么。或出于私欲，或出于公心，他们关心的都只是如何解决“麻烦”。其实，随着剧情的推进，那个情节的原初动因“假离婚案”或“我不是潘金莲”早已不再是李雪莲和卷入其中的男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将李雪莲视为需要解决的“麻烦”本身时，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才是“麻烦”的制造者，他们对于麻烦的“解决方式”才是一次次将李雪莲推向“上访”之路的缘由。用李雪莲的话说，是“他们逼的”。可以说，这种期待“一个说法”与解决“麻烦”的错位设置在为情节的推进提供了动力，抖落了一地一本正经的喜剧包袱的同时，也完成了冯小刚对隐在的现实半径的测量。

    当然，问题也好，麻烦也罢，总归是需要解决的，毕竟这是一部电影，是由戏剧冲突搭建起的假定性情境。前夫秦玉河意外身亡让“麻烦”与解决“麻烦”戛然而止，“以不解决方式解决”不仅将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众推向了方圆构图的纵深，也将影片最终导向了尾声。影片结尾处，“我不是潘金莲”早已不再重要，果农不经意间说出了那句早该被说起的话：“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也许这才是李雪莲想要讨的说法。

    行文至此，我不太愿意用“大词儿”去概括所谓这部电影的主题或风格。荒诞喜剧也好，现实主义也罢，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只不过为观众呈现了当下中国的某一现实截面。如果非要有一个关于这部电影的概括，我觉得《我不是潘金莲》或许在提醒我们：在“圆”与“方”构建的镜语内外，如何看到并关注“人”而不仅仅是“事”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