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的耿生廉（左一）

　　1978年元月带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赴安徽采访著名歌手姜秀珍

　　与耿先生的实际交往时间不算太长，但只要见面我都会唱几首他唱了一辈子的山西民歌给他听，以至于后来在病重期间连自己亲属他都不认识的情况下，见到我都能非常清晰地喊出“小弓、小弓……”也许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吧。去年年底，恰逢中国音乐学院成立50年，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杨红教授希望将耿先生生前分批捐赠给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的图书、音像、手稿等民歌史料展示出来，以此为线索呈现中国音乐学院曾经走过的50年历程，由我来担任设计制作、整理资料等工作。展览开幕后，我每天都会去展览现场看看，在这些实物中感受先生一生对大地的爱。民歌成了耿生廉的血肉，他与中国民歌的研究及传播已经无法分离。在耿生廉的世界里，课堂、教室、病房都是无限广阔的山野，响着他对大地的爱——

　　耿生廉1927年9月11日出生在山西大同城里。童年时代，耿生廉听到乡下人把叶子吹出声响，自己也从树上采摘一片叶子，放在嘴里，慢慢琢磨出了属于自己的“木叶音乐”。吹着树叶的耿生廉，音乐天赋被学校老师发现了，于是，学校重大活动中，他在民乐队里吹笙或者吹笛子。

　　全国解放后，耿生廉到北京投考北京师范大学。这时候，贺绿汀是考试官。耿先生曾对笔者讲：

　　我考大学的时候，贺绿汀就问我：“你是山西大同的，你会唱大同民歌吗？《大同府》会唱吗？”我心想：“《大同府》里面哥呀，妹的，又是‘要命鬼’，不好。考大学怎么能唱这个？”我就撒谎：“我忘了。”回避着，不想唱这首歌。

　　贺绿汀挺遗憾的样子，他就继续问：“你还会唱什么？”我回答：“梆子还可以。但是我哼调子还行，不记得唱词。”他说：“那么，你就哼哼调子吧。”

　　哼过之后，我主动说：“我还会吹皮皮（树叶）。”因为跟前没有树叶，我就拿了一块塑料放在嘴上，吹出各种调子来。实际上就是嘴和塑料配合的，跟演奏乐器一样。

　　贺绿汀招收下了这个晋北来的小伙子。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对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来说是幸运的。声乐专家沈湘、钢琴专家老志诚、戏剧理论专家焦菊隐，他们和其他教师一起，给大同来的小伙子以不一样的艺术滋养。最幸运的是，他碰到了引领他人生方向的导师——马可和刘炽。

　　马可比耿生廉年长9岁，是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民间音乐课教师。说到民间音乐的价值，马可指出：“有些人常常将我们的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作不恰当的对比，从而证明民间音乐的‘落后’和‘不科学’。比方，我国民间音乐缺乏和声，就认为它没有完善的表现能力；因为我国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不符合西洋固有的某些作曲规律，就认为说唱音乐根本不能算作音乐，说戏曲音乐不能表现人物性格，必须全部推翻按照西洋歌剧的规律来改造它。这些都是对于祖国文化传统的粗暴态度，是十分错误的。”马可对于耿生廉的影响，不是技术上的，是思想上、分析方法和艺术感受上的影响。

　　1952年3月，马可开设的《民间音乐》课程正式与学生见面，这时耿生廉在读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可是，不到一个半月，马可忙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去了，不得已，北京师范大学又请了刘炽来继续上同一门课程。耿生廉回忆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北师大读书时期，马可老师、刘炽老师给我上民间音乐课。那时候教室里有一个大的三角钢琴，他们就站在钢琴旁边开始上课。”

　　北京师范大学四年里，耿生廉接触了民歌。领导看中他对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毕业时就让他留校，把未来学校民歌教学的任务分派给了他。当时北师大副教务长是钟敬文，音乐系理论教研室主任是张肖虎。从学生到教师，这两位先生发挥了关键作用。

　　耿生廉说：“既然领导把讲授民歌课的任务交付给了我，我就决心把课教好。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就进入了备课状态。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收集感性教材——民歌的音响和曲谱；二、收集有关民歌的文学资料；三、拟定授课方式、制定授课计划；四、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那时，耿生廉还兼着系秘书的工作，一天到晚，把系秘书的工作处理完后，剩余的时间就都用在备课上。一方面跑图书馆、跑书店、跑民族音乐研究所，收录广播中跟民歌有关的节目。另外，就是旁听钟敬文讲授的民间文学课。遇到问题就去请教张肖虎或刘炽、钟敬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耿生廉在毕业后的第二年——1954年春，独立开起了民歌课。

　　耿生廉是一个对传统相对迷恋的人。那时刚刚进入新社会，对旧的东西的否定是相当彻底的。耿生廉小心谨慎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1964年，耿生廉成了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教师中的一员。这时候选编民歌，“民间小调”里已经没有一首“情歌”。1965年至1966年，他编选《民族音乐·民间歌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非常盛行。耿生廉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选编《民族音乐·全国少数民族民歌选》，不得不突出时代主题。1966年4月，耿生廉编选《作曲系教材·民族音乐民歌部分讲义》，就开始尝试批判传统民歌了。

　　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环境不同，所选取的民歌也不同。但是，这门课耿生廉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他委曲求全，努力让民歌活着。1975年，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为干部进修班使用所编写的教材《民族音乐·民歌选》中，耿生廉选取了25个省区26个民族的158首民歌，几乎都是迎合政治需要重新填词的红色民歌。耿生廉喜欢那些民间情歌，但是在很多年里，他提心吊胆地编写民歌教材，哪些歌在哪些年代可以给学生传授，他的思考一定是一部“20世纪民歌政治史”。

　　中国音乐学院后来培养了一大批歌唱家，成了歌唱家的摇篮。王士魁说：“从民族声乐角度讲，耿老师作出了巨大贡献。彭丽媛、宋祖英、张也等等，很多歌唱家都跟着耿老师上过课。他非常朴实，朴实得就像原生态民歌一样，没有半点污染。他唱歌时那种神态，真的就和民间的一个老艺人没有两样。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师！他在表现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情感上的诠释是那样淋漓尽致。金老师特别强调：声、情、字、味、表、养、象。金老师的七个字，只有第一个字强调的是技术。情啊，字啊，味啊，你都得跟耿老师学。一个学科要有很多东西来支撑才行，而耿老师还有我们学校的其他老师，无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神曲《忐忑》成名的龚琳娜1992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后来升入中国音乐学院。那时在校园操场上，她看到一个老头自己唱着民歌，很有滋味，哪怕没有观众。她很快就被老头这种歌唱的状态吸引住了，里面满满的都是快乐和生活。这个老头就是耿生廉。1998年，龚琳娜每天早上跟着老头听歌，几个月后，她正式拜他为师。龚琳娜回忆说：“跟耿老师上课陆陆续续大概有一年，现在回忆起来他教会了我唱歌的态度，就是很快能开口就唱，而且很有韵味。我现在觉得跟他学的东西太重要了，因为他教的东西不是表面的一种技术的问题，好多时候是民歌里体现出来的生活感受。”

　　半个世纪以来，耿生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五所大学，为学生们编写了36本油印“民歌教材”，支撑这些教材的是数不尽的辛苦和辛苦凝聚成的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49本《民歌采访札记》和99本《民歌学习随笔》……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也是耿生廉的学生，他说：“耿先生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唱，每一首地方民歌他都会讲歌曲的特点，自己示范唱，然后教给学生。他给我们的教材资料里面大概有100多首民歌，这些民歌定期会在课堂上唱，让学生把握不同地区民歌的风格、特点，以及联系、区别在什么地方。”

　　耿生廉谦称自己为“民歌的二道贩”。然而，他像小蜜蜂一样采撷各地民歌酿造出了“中国专业民歌教育”这坛蜜，用他对民歌的爱，哺育了耀眼的明星和一个宏大的事业。他一生坚守在民歌阵地上，植根于民间，小心呵护民歌种子，用爱心为水，浇灌和播种到年轻的生命中去，这既孤独了耿生廉，也富足了耿生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