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引领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革新文艺机制、健全文艺组织、壮大文艺队伍、繁荣文艺创作，再造中华美学，开辟了中华文艺的新纪元。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发表后，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广泛地传播，受到各国文艺界、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成为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工作读本，为国际革命文艺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讲话》的海外出版和传播情况
朝鲜
《讲话》在国外最早的译本，是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出版的朝鲜文译本。
1972年，为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朝鲜劳动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朝文最新版本。
日本
《讲话》在日本翻译出版也是比较早的。1946年，千田九一将《讲话》翻译成日文，由新日本文学会出版，书名改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
1951年，鹿地亘重译，改名为《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出版。
1952-1953年，《毛泽东选集》日译本在东京分为六卷出版，《讲话》又有了新的日译本。
1954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再次出版了《讲话》单行本，题名为《文艺讲话》。
越南
抗日战争时期，《讲话》就在越南革命者中广为传阅。先是中文，后是越文，开始还是手抄本。
1955年，越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南莫翻译的越文《讲话》单行本。
印度
1950年，《讲话》在印度出版，除了英文版本，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译本。
苏联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苏联就有几种不同译本。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原“苏联中国学图书馆”还收藏有延安最早的1943年10月解放社出版的版本。
50年代起，苏联翻译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1952年、1953年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法国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开始传入西方。
1949年10月，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法译本。这个译本曾流传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国家，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讲话》最初译本，大都以此法译本为依据。
德国
1949年10月，柏林《东方与西方》杂志根据英译本节译，并同时出版了德文的节译本。
1950年12月，柏林汉舍尔出版公司根据法译本出版了德文全译本。
1952年5月，德国艺术学院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新德译本。
美国
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英译单行本，此前纽约《工人日报》曾摘译刊登过。
1952年，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等人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中，收入《讲话》，并加评论。
198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了由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尔亲自参考80余种中外译本后重新翻译的《讲话》。
古巴
1951年，古巴《基本》杂志刊载了《讲话》的译文。
1961年，古巴《马埃斯特腊山报》刊登了《讲话》。
1962年初，古巴国家印刷局又出版了《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其中收入了《讲话》全文。
此外，1949年英国《现代季刊》第四卷第一期刊载《讲话》的译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兰读者出版社以波兰文出版了《讲话》单行本；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出版局出版了《讲话》捷克文单行本；匈牙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小丛书》译载了《讲话》的《结论》部分；意大利《再生》和《新生活报》也发表了《讲话》译本，后出版了单行本并连续发行三版；巴西《为了全体》杂志译载了《讲话》；埃及、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讲话》。
《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西班牙文版，图源：《光明日报》
《讲话》在海外的反响和评价
1946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组织过关于《讲话》的学习讨论会，参加的有作家、评论家、诗人、戏剧家等约四五十人。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的研究文章指出：
《讲话》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为提高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曾把《讲话》列为首要的研究课题。日本的一些进步剧团曾反复学习《讲话》。日本多位文艺理论家、作家、学者曾这样评价：
《讲话》是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的工作指针。
——日本文艺理论家评价
《讲话》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
——日本学者在其日译本的后记中写道
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
——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在《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曾谈到《讲话》对他写作的影响和启发
越南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邓台梅这样评价《讲话》：
抗战时期，越南革命文艺工作者曾普遍学习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今《讲话》已成为越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和越南文学院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组等专门机构经常学习的重要文献之一。
一位印度作家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它不仅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一位孟加拉文的小说家说：“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就对作者以极其简朴和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表达了困难而复杂的思想的惊人能力，和从头到尾处理主题的科学态度感到惊讶。我认为，这是这篇文章对各国进步思想家都如此有价值的最大因素，只有在作家对主题有了很深刻的、清楚的科学领会时，才可能这样清楚地、简明地处理主题。”《讲话》的马来雅冷文译者写道：“《讲话》一文在许多问题上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印度的大多数进步作家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获得了一致的意见。”
斯里兰卡作家赫·毛希丁在《爱国者》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讲话》“是不朽的宝库”，也“是一座灯塔，不仅给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而且给全世界的文艺工作者照亮了道路。”
曾经长期担任蒙古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达木丁苏伦在题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文章中写道：
我初次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一著作，还感觉不到它有什么新奇惊人的地方，误认为它和我们现在所走的方向相似而没有指出今后所要遵循的新方向。其实不是这样，我感到它有了不起的惊人之处，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新的创作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从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导到正确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们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美丽的远景。
《讲话》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它不是古圣贤的珍宝，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纲领。《讲话》不仅给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给世界各国的先进文艺工作者和蒙古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密切结合实际的工作方向。
印度尼西亚进步作家、评论家阅读了《讲话》后，积极探索文艺如何更好地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1959年1月，在召开的第一次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树立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一位作家在《革命机器的螺丝钉》中写道：
在创造为印度尼西亚工农和人民武装力量服务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锐利的思想武器。
重新认真学习这一《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站到革命和人民的一边，这是为了正确地解决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使革命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使我们的文艺作品成为团结人员、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
苏联文艺界重视和熟知《讲话》，并给予很高评价。他们在翻译的一些中国小说的《引言》中称《讲话》是“中国进步文学的战斗纲领”，“进步的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路标”，“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
中国悠久文化的真正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向来非常注意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早在1942年5月，当抗日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在解放区首都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他的话成了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战斗纲领。
——1949年《李家庄的变迁》俄译本引言
毛泽东1942年在解放区首都延安召开的作家会议，是进步的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路标。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于发展文学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详尽的回答，他号召作家创作真正人民的作品。
——1950年《中国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引言
属于人民的、使用活的语言的、为中国广大劳动群众所了解的现代中国文学，是依照毛泽东1942年指示的道路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这些指示，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在像赵树理、刘白羽、周立波、柳青、草明等作家的著作中。
——1951年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俄译本序言
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的《讲话》法译本在卷首写道：“这本书里的毛泽东的论文是在好久以前发表的，但是它对目前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方向仍旧起着指导作用。”
1952年5月，德国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讲话》作为代表大会的参考文件之一送给作家，同时还举行了《讲话》发表10周年纪念会。许多报刊对《讲话》分别发表过摘要或评论。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说：
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向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二、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
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说：“这篇讲话给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使我看清楚了我们的时代使美国以及今日的中国产生这样的文艺问题的新因素。”美国黑人作家布朗说，他发现许多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常常引用《讲话》，说明“他们都在设法寻求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思想上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了。”
古巴著名诗人纪濂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的概念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文件。”《今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讲话》“确实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纲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永恒的，是每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文艺家的工作中不应该也不可以缺少的。”
波兰《人民论坛报》的评论文章认为，《讲话》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成了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纲领和艺术政策的宣言。
匈牙利一位诗人、文艺评论家在《文学报》发表题为《毛泽东论文学》的文章，说《讲话》“已成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奋斗的国际武库中的光辉武器。”
《讲话》和红色文艺讲好中国故事
包含《讲话》在内毛泽东著作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塑造了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大国形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以及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沉重打击，同时国内又面临着工业化初期的繁重任务，新中国却在外交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连一些美国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广泛影响力，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
包含《讲话》在内毛泽东著作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在世界上培养了一大批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朋友和伙伴。伴随着毛泽东著作的大量传播，一大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图书、书画、艺术品进入到苏联、东欧等地区。从基辅到彼得堡，从莱比锡到柏林，一些中国画报、中国书刊能够及时在这些城市销售。根据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第一任柏林办事处主任郭毓基先生的回忆，当时一些咖啡馆、酒吧都挂有徐悲鸿的《奔马》，户县农民画也摆在莱比锡书展的展台上，连东德高速公路的收费处都要挂一幅中国画。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参加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博览会的当地人表示他们读过中国画报和书籍，能够当场说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的名字证明自己对中国的了解。
与此同时，在《讲话》精神的激励和感召后，大量红色文艺作品涌现，以“秧歌”为雏形、载歌载舞为主要特点的文艺工作团队成为传播红色文艺的生力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红色文艺就已走出国门，开始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1
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1949年7月，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受邀参加。
1949年7月，来自各解放区文工团的领导和骨干约70人组成中国青年文工团，随萧华率领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代表团带着毛主席和周总理“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要加强和各国青年的友谊，要向他们学习”的殷殷嘱托，演出了一组反映中国人民斗争生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其中包括秧歌剧《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独舞《牧马舞》（表演者贾作光），双人舞《希望》（表演者斯琴塔日哈、乌云），民乐合奏《放驴》（表演者王铁锤、王小寿），集体舞蹈《大秧歌》《胜利腰鼓》以及李波、王昆、郭兰英的独唱和合唱等，全部节目均以中国民族乐器伴奏。
演出结束后，法国代表对中国代表说：“你们的节目，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懂”“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英勇的解放军和军民关系，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一位导演激动地说：“你们的表演、舞蹈和音乐都很好，是生活与艺术的美妙结合。”
青年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后来回忆说，美国代表团看了我们的大秧歌、腰鼓舞之后说，从那种精神状态，看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豪气。
2
“乌兰牧骑”在法国
《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乌兰牧骑”在法国马赛街头演出的报道
1965年9月，应法国学联邀请，中国学生代表团参加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十三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代表团挑选精兵强将，组织起一支7人文艺小分队，只携带一架手风琴、一部伴奏用的录音机、几套舞蹈服装和几件简单道具，在联欢节开幕式上演出。
在联欢节开幕式的首场演出中，“乌兰牧骑”和代表团的5位代表一起演出。演出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充分领略到中国红色文艺的强烈魅力。4位舞蹈演员跳起“红绸舞”“女民兵舞”“丰收舞”等，迸发出强烈的红色激情；两位歌唱演员引吭高歌《红梅赞》《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赶着大车跑得欢》《火车来到了戈壁滩》等红色歌曲，展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手风琴表演者演奏了《回延安》和法国的《游击队员之歌》，使人们感受到器乐展示红色历史的魅力。最后，整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意气风发地合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刚落，全场观众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开幕式后，法国方面又热情邀请“乌兰牧骑”去马赛附近的几个小城市和巴黎、里昂等大城市巡回演出。“乌兰牧骑”不愧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工作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场合，先后与200多名法国青年和学生座谈，积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不少法国青年说，此前觉得中国是个神秘的落后国度，但观看演出并听取介绍后认识到，中国已经从东亚病夫一跃而起，和法国一样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大国。有的青年还特地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
3
《白毛女》剧组在日本
中国上海舞剧团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
1972年7月10日，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对外称“中国上海舞剧团”）应日方邀请，在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的率领下到达日本，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次民间性质的出访成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
7月14日晚，舞剧团在东京举行首场演出。1200多名观众欣赏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和钢琴协奏曲《黄河》。演出非常成功，观众掌声此起彼伏。谢幕后，舞台上打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岁”的横幅。日本国务大臣三木武夫和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看后夸奖道：“真不错，一定很受欢迎。”
舞剧团的活动改变了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一些来帮助剧团工作的朋友同剧团成员相处后了解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羡慕中国人民平等安定的生活，并主动向亲朋好友宣传。一些人原来对中国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经相处和交流态度明显改变，纷纷称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送行时还特地打出大幅标语“我们永远不忘红太阳”。有工人观看演出后说：“感到一股和日本芭蕾舞不同的坚强力量和亲切感。”日本舞蹈评论家安景正夫说：“演出具体体现了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思想……中国的芭蕾舞不像日本那样单纯地移植，而是积极吸取对革命有益的部分。”戏剧评论家石泽秀二说：“无论《红色娘子军》还是《白毛女》，都不仅仅是芭蕾而且是舞剧。它们不局限于芭蕾的表现形式，还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和京剧的动作，使用了民族乐器，表明它们已和西欧的芭蕾完全不同了。”
《白毛女》舞剧团的访日，为揭开中日两国关系新篇章发挥了特殊作用。由《白毛女》促成的“芭蕾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佳话，也成为中国红色文艺对外传播史上一次辉煌时刻。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辟了中华文艺新纪元，而《讲话》及它所引领的中国红色文艺的海外传播，为树立新中国的崭新形象、促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红色演绎，也为新时代如何用文艺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范本。
参考文献：
涂武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岱宗学刊》）
邵 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文史杂志》）
刘 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中州大学学报》）
胡新民《1949—1972年：中国红色文艺海外行片断》(《党史文汇》）
何明星《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