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物鉴定，向来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一个极为复杂难知的领域。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老一代鉴定家之难能可贵，不仅在于他们的学养、阅历与见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胸怀、操守与学术良知。

　　伴随着规模扩张与价格飙升，中国的艺术品市场鉴定，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在“利”字面前，道德底线十分脆弱。大量伪专家和无德专家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中上下其手，有两条最根本的原因：一是目前的文物鉴定缺乏科学标准，比如古玉，运用机器只能检测其材质，无法确定制作年代，只能凭借专家的主观经验和眼力。至于书画，更是几乎完全局限于“眼学”。二是在现行法律中，还没有专门针对鉴定人员在文物鉴定环节承担责任的规定。

　　所以，有人指出，中国的文物鉴定业“已陷入万劫难复的困境”。连带而来的是，造假、卖假无所顾忌，拍假、假拍大行其道。一些机构甚至主动为客户作出虚假鉴定并收取鉴定费。

　　即便如此，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资金不断地涌入艺术品市场。作为收藏者，要么抱着“碰运气”的想法，要么，为证据“埋单”，艺术品是否来源可靠、传承有序、有“铁证”可据，市场价格可能因此有几十上百倍的差距。而对于那些投资或投机者而言，去伪存真不是最重要的，赚钱才是硬道理，于是学术标准、鉴定标准、估值标准都可以降低，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博傻”心理，明知是假货也要买，只要能找到比自己更傻的下家。

　　面对收藏领域的现状，一个无法回避的常识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没有哪个具体的市场会成为“孤岛”，欺诈盛行的市场不可能长久存在。

　　从“汉代玉凳”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媒体的力量，正如我们在中国足球打黑反赌风暴中看到的一样。借助媒体的监督力量，促进行业自律和交易规则的改进，从而重建市场秩序，未必不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复苏并大踏步发展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来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