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迎来中国最重大的传统节日——农历年的元旦，民国后称春节。从这一天起，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都将正式跨入牛年，按中国传统纪元，是辛丑年。

　　庚子年的一场大疫，让人们无比盼望这个牛年的到来，希望新的一年里除旧布新，和不如意的庚子年彻底告别。在经历大灾大难之后，中华民族都会以不屈的精神，顽强地揭开发展的新篇，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牛年确实值得期盼。

　　其实，作为农耕民族，中华民族和牛的感情一直十分亲近，遇到牛年，打心眼儿里感觉踏实，多了份期盼。鲁西南至今流传着“牛马年，好耕田”这样的谚语。从远古时代起，牛便是我们祖先忠实的伙伴和助手。中国西南部仫佬族关于谷雨节的传说认为，牛本是在天上为天帝看守仓库的，人间每年的收获，大部分要被天帝收进仓库。有一年年成不好，人间大饥，牛深为同情，就把谷物和着雨水降到了地上，救人间饥荒，这就是谷雨节的来历。但牛也从此被天帝贬到地上为人们耕种。这个传说颇能体现人们对牛的敬重和感恩。在汉族，民间有关于牵牛星的崇拜，立春的习俗中还把牛看作春天的使者。《梦粱录》记载了南宋临安立春的习俗，迎春先从迎春牛开始，立春前一日临安府以鼓乐将春牛从迎春馆内接出，到立春这天知府率领临安府大小官员鞭春，祈盼丰年。在广州，立春牛还有占验年景、驱散瘟疫的功能。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有云：“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着帽则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勾芒就是司春之神，立春这天官府派人将勾芒和土牛迎出，往牛身上洒红豆和杂米，以消除瘟疫。又据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载：“立春候，府县官吏具公服，礼勾芒，各以彩仗鞭牛者三，劝耕也。”这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班春劝农礼，鞭春牛，提醒人们春天已来，又到了耕作的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始于牛，春牛，不仅驮着人们丰年稔岁、避瘟驱疫的愿景，还犁耕出人们未来一年美好的生活。

　　如果说游牧民族为马背上的民族，农耕民族则更像牛背上的民族。“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唐人崔道融的这首《田上》小诗，生动地道出了传统社会人牛相依的景象。牛，不仅是传统农耕时代人们离不开的生产助手，也融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在我们的文化中，牛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形象，人们喜欢把脚踏实地、勤恳负责的人称之为老黄牛。常拿来与老黄牛作对比的是千里马，似乎马更胜牛一筹。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三国时期庞统那里就有了答案。庞统把陆绩比作有“逸足之用”的马，把顾劭比作“负重致远”的牛，有人问他陆绩是不是更优秀，他回答说：“驽马虽精，所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岂一人之重哉！”“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老黄牛看起来节奏不快，但力气大，耐力强，有韧性，负重致远还真非牛不可！中华民族每到危难时刻，总有老黄牛出来把民族驮在身上，负重前行，两宋之际的李纲就是这样的老黄牛。朱熹称赞他在南宋初期的作用说：“自有李纲，始成朝廷。”李纲有一首咏牛诗，恰恰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性格温和，但并不是软弱无能，相反，牛有牛脾气，容易上牛劲儿。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不肯轻易放弃，一任路途多么艰难，“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也是牛能够负重致远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牛人”，子产、林则徐就是典型的代表。子产在郑国搞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令城乡秩序井然，上下职责分明，兴修水利设施，清理田疆，厘定贡赋。由于涉及到新旧利益的调整，上至贵族下至老百姓全都反对他，子产上了牛劲，毫不动摇改革的决心，几年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赢得老百姓的衷心拥戴。林则徐坚持禁烟，坚持开眼看世界，坚持师夷长技，他的爱国忠心不被理解，更不被接受，遭到腐朽清廷的一连串贬谪。但林则徐所开的风气，则直接影响了近代社会。“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子产、林则徐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牛脾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老黄牛。柳宗元有篇《牛赋》：“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称赞牛冒着日头承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全部劳作却不食一口粮食，浑身上下皮肉骨角全部为人所用的牺牲精神，堪称牛的知音。

　　疫情未散，仍需我们共同攻艰克难。牛是春天的使者，总能给人丰年稔岁、避瘟驱疫的期盼。希望我们不负牛年，像老黄牛那样，不怨天，不尤人，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负重前行，发扬牛脾气，上牛劲儿，耕耘出中华民族更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