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之夏，我和李瑾赴津探望病中的岳父。老人家让我们收拾一下他的书柜，看看哪些书还有用，就都带走吧——“你们一家子都爱读书，你们拿去了，我就安心了！”老人家费力地说着，直到我俩点头应允。
那一次，我俩装满两个行李箱，冒着酷暑，一路艰辛，把这些水木斋（岳父的斋号）旧藏，搬到了北京寄荃斋中。
这应该是近十多年中，一次性“入斋”最多的一批图书了。按照前文《书扉旧题》中讲到的“三个机缘”齐备的条件，对这批特殊的“馈赠”，我自然要题跋一番了——花了两天工夫，我把此次携归的新旧图书，统统写了题记。当时并未想过会演绎成文，只因日前写了篇《书扉旧题》，忽生一念：何不把这次从水木斋携归之书，归拢归拢，再写一篇《书扉新题》呢？这么一想，顿时来了兴致，不惮繁难地把已经上架的书们，重新倒腾出来，一边翻阅，一边构思，还真翻出了不少有趣的记忆。
（一）
先说说几本“返流”的书。所谓“返流”，是指本为我赠给老泰山的书，此番又回到我的手中。
老岳父一向喜欢侍弄花花草草，也善于养鸟。九十年代中期，他来深圳住了一段时间，养了几只金丝雀，他能让这几只小鸟在我家里下蛋孵鸟，成活率百分之百。回到天津，又养了几只鹩哥，他能培养它们各说各话，还有一只会唱《东方红》。这些都缘于他善于学习，喜欢读书，学了就灵活运用到实践中。
我知道老人有这些爱好，便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书籍。有一次，在天津古文化街文林阁书店淘书，发现了一套柳萌主编的《闲趣丛书》，四本小书分别为《花草情》《收藏迷》《宠物趣》《鸟虫曲》，这不都是老岳父喜欢的玩意儿么？当即买下，直接给老人家送到家里，他自然是非常开心。
孰料二十多年后，这套书又被我携归寄荃斋——翻看着已被老人家勾勾画画好多处的书页，我在想，这套书于我而言，更多的已是寄寓一种纪念和怀想了。于是，我在其中《花草情》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此套丛书共四册，为当年余赠给老岳父以表孝心者。今复携归，感慨系之矣。”另外一本“返流书”是日本学者依田新主编的《青年心理学》。这本书可不是我“奉献”的，而是老岳父开口要去的。那次，我和李瑾去岳父家吃饭，岳父问我近来读了什么书，我刚好读完了这本《青年心理学》，就谈了一些感想，特别强调这本书对年轻人的“人生设计”大有裨益。他听罢当即就说，既然你这么推重这本书，哪天也拿给我看看——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年轻人都怎么“设计人生”呀……
得，我尽管心里并不情愿，也只能遵嘱奉上，自悔言多语失。不过，还是李瑾深谙乃父的心理，她说，这本书多半是他给儿子要的，他会“命令”儿子好好读这本书的。果不其然，当我从老人的书架上发现这本旧书时，只见该书已包上了书皮，书皮上的题名，一看就是大弟李锋的手笔。
这本书的流转过程，令人感慨丛生。于是，我在书扉上写了如下感受：“这本小书本是我年轻时所购所读者，后转赠岳父。时隔卅余年，复从水木斋携归京城，亦奇缘耳。此书对我具有人生指南的意义，皆因书中所说‘人生设计之理念’深深启发了我。由此设计出我现在的人生路向。如今，花甲已过，复读此册，不由感慨系之矣。”
（二）
水木斋所藏之书，以人物传记为多。确切的说，是我们选回的书中，有不少作家的传记。至于其他类型的传记，如政治领袖、军事将帅、风云人物之类，我们则敬谢不敏，绝不染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出版了一套当代作家的传记丛书，此次我们携归四本，即《冰心传》《曹禺传》《赵树理传》和《孙犁传》。其中《孙犁传》是我在深圳的案头必备之书，这次再添一本，正好弥补北京书斋之阙。在《曹禺传》的扉页上，我题之曰：“己亥酷暑中，自津携归。这套传记丛书已存数种，当时编者与作者均持认真态度，不似今人之浮躁耳。”最令人感喟的是《赵树理传》，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此书，如今则把彼时读书的感想直接题在了扉页上：“己亥夏，自津门携归。赵树理人生悲剧，有似老舍处，皆讴歌一路，直至为所歌所颂者戕害，悲夫！”
除了十月这套书，传记类的作品还有巴金的《我的写作生涯》、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张恨水的《写作生涯回忆》及《老舍写作生涯》等。在贾植芳那本的书扉上，写了几行字：“与贾老曾有一面之缘，书亦存若干卷。然回忆录却是初见。”遥想那次见面是在二十多年前，由邓云乡先生招饮宴客于上海豫园老饭店，贾老亦在座中。老人家被奉为上宾，众人对其礼敬有加，而贾老却讲话不多。在巴金《我的写作生涯》一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一段另类的题记：“巴金先生漫长的写作生涯充满戏剧性，近日自日本内山书店购得五七年版《大欢乐的日子》，与其晚年《随想录》判若两人矣。”我之所以会提到《大欢乐的日子》，是因为刚好读完这本小书，对其中收录的巴老的若干大批判文章，印象极深。由此，对巴老晚年的《随想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文人秉笔，确实不易，白纸黑字，千古难泯。焉能不慎乎？
（三）
水木斋之书，存藏多逾四五十年，故而留存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有些出版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更多的出版于七八十年代。这些书对年轻一代而言，也快成“老古董”了。而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则带有特殊的“温故知新”的亲切感。
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集中出过一套现当代作家系列，装帧极简朴，封面淡黄或浅绿，以繁体字竖排版，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大部分当红作家。我在深圳已经搜罗了一批这个版本的旧书，此次在水木斋又增添了两种：《胡也频小说选集》和《艾芜短篇小说选集》。至于六十年代则数量更多，我比较喜欢的有唐弢的《燕雏集》和冯牧的《激流小集》。这两本书都出版于1962年，我在两书的扉页上分别写了题记——《燕雏集》大部分文字都是研究鲁迅的，故而我题曰：“唐弢为鲁迅研究专家，此册恰为术业之专功耳。”《激流小集》收录的都是冯牧的文艺时评，我的题记是：“七十年代末，曾在天津八一礼堂听过一次冯牧先生的报告，对其宏论滔滔的口才印象深刻，书却未读过。今得斯册，闲时或可补上这一课了。”在我眼中，此番在水木斋的最大收获（没有之一），是寻到一本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我的题记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书为孙犁先生名作，余搜求多年而不可得。今于水木斋见此精装二刷原版，大喜过望耳。”
七十年代是个非常独特的“书季”，时代风云波诡云谲，人生命运起伏跌宕，出版物沉浮其间，亦如一片片碎叶，散落在浩瀚书海。其来也速，其去也疾，且燕落无痕，很多书似乎是一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幸好，水木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存在，还留存着一些我幼年曾见的“书中奇葩”，譬如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评法批儒词语简释》和内部发行的《批孔参考资料》。这两本书都是我少年时读过的，如今复见，真是百味杂陈。在《简释》的扉页我写道：“此书为典型的时代产物，且留存着难得的时代记忆。如今自水木斋偶然见之，立即收入箧中。就我个人而言，批儒则有机会知儒；评法方有缘读法——殊为悖论耳。”在《批孔》一书的内页空白处——此书的前三页全部印满“领袖语录”，故没有扉页可供题记——我写道：“当年我也有幸自津报老师处，得到一本此书，视若珍品，后不知所踪矣。今得于水木斋旧书堆中，如见故人。此书好像是天津广电部门印刷者，内部发行，得到不易。不知水木斋主何以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