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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金:干杂技这行儿,就不能叫苦

时间:2019年12月0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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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金:干杂技这行儿,就不能叫苦

——专访中国杂协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

  用杂技剧讲好中国故事

2007年,邓宝金获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杂技表演艺术家邓宝金有三重身份:舞台上,她是以超高难度技巧和优美造型征服观众的“杂技女杰”;剧团里,她是敢于破除陈腐旧套、锐意革新进取的“邓团长”;创作时,她是一名牢记艺术使命、认真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编导。

  从14岁考入济南市杂技团,成为一名专业的杂技演员,到42岁“腾挪转身”成为剧团管理者,再到新世纪以来带领济南市杂技团推出《粉墨》《红色记忆》等多部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剧目,邓宝金近50载的从艺生涯,展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艺术持之以恒的探索,对杂技传承与发展的高度使命感与奉献精神。本期“艺苑百花”,让我们走近中国杂协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听她谈谈创作、表演和剧团里的那些事儿。

  优秀的杂技剧,应该将古代的故事讲给现代人听,将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将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中国艺术报: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中,红色主题杂技剧《红色记忆》代表济南市杂技团成功亮相。为什么要用杂技剧的形式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

  ●邓宝金:用杂技剧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近年来创作的主要方向。首先,我认为艺术创作必须与时代接轨,反映时代的精神与诉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我们推出《红色记忆》,既是为了献礼,也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之所以采用杂技剧的形式,是因为杂技剧能够“讲故事”,它可以通过合理的故事架构,把杂技演员高难度的动作技巧和情节的发展结合起来,让观众在欣赏杂技表演之外,被人物、故事和背后的历史文化吸引。

  应该说,《红色记忆》的市场意识和创作意识都是很超前的。《红色记忆》由现代京剧板块构成,是一出包括《沙家浜》《红灯记》《铁道游击队》在内的折子戏。它的出发点是用现代的舞台语汇塑造现代的英雄形象。

  这部戏从2011年开始演出,最初有很多瑕疵,一是和观众之间有距离,二是剧情不够完整。比如《铁道游击队》,最开始表现红军和日本鬼子间斗智斗勇,剧情和表演都设计得比较夸张,甚至用了很多戏耍的手法,艺术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我们每一年都在调整、修改,剧情和表演都更成熟、严肃了,思想性、艺术性也提高了。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想着艺术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想用我们的作品感染观众,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中国艺术报:2008年,济南市杂技团推出了大型古装京剧意象杂技剧《粉墨》,十年来,先后在北京、深圳、喀什、鄂尔多斯等城市,匈牙利、日本、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您是怎么想到将杂技和京剧结合在一起的?

  ●邓宝金:好的故事,需要用好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这就需要我们在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著名舞蹈编导刘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在探讨不同艺术种类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发现,杂技创作有结合舞蹈的,有结合武术的,但运用戏曲元素的还很少,于是我们想到借鉴传统的京剧形式,打破传统杂技以单项表演为单元、各个单元互不关联的模式,用折子戏的结构串连作品。

  我们是2007年产生这个想法,2008年着手落实的。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召开,我们想做出一个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节目,给北京奥运会加油。我和刘春觉得,杂技和京剧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门类,它们的融合是两种民族元素的融合,代表的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于是,我们用京剧元素来服务杂技、包装杂技,用它的服饰、音乐和表演风格来烘托杂技,创作了古装京剧意象杂技剧《粉墨》。我们用了9个板块来完成它,包括《泥塑》《贵妃醉酒》《大闹天宫》《穆桂英挂帅》等等。

  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粉墨》的首演很成功,我们很快就受到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邀约,在北京的祥云剧场办了专场演出。不久后,我们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杂技比赛,取得了好成绩。我们在舞台上亮相的时候,很多观众都表示:“小小的济南市杂技团,却做出了一台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戏!”也有人对我说:“邓团长,要是这部戏十年后还在演,那它就是精品了!”我很高兴,十年过去了,《粉墨》还在演,观众仍然很喜欢。应该说,它的创意和艺术构造非常合理,因此能够延续。

  艺海无涯,“精品”无止步

  邓宝金认为,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生命线,“精品”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精进。

《粉墨》剧照

《红色记忆》剧照

  ○中国艺术报:《粉墨》《红色记忆》的演出,每一场都不一样,每一场都在调整,都在精进。作为创作者,您认为一个“精品”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完成了?

  ●邓宝金:我认为精品一定要与时俱进。一个作品获了奖,可能是“精品”了,是不是就可以止步了?当然不是,创作者还要继续创作、发现。你一旦止步了,就变成历史了,就不是精品了。在保留剧目的同时,还得发展自己,这就是艺术规律。

  比如《粉墨》里的《霸王别姬》就推出了很多版。最开始的版本里,霸王的形象没有深刻地体现出来,停留在开场的一个露面、结局抹脖子时的痛苦。后来的版本里,我们就让霸王和虞姬产生了更多情感上的交流和碰撞。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杂技技巧的展现,比如虞姬在给霸王跳舞时,霸王也在舞台上展示了杂技技巧。

  每个节目里不完美的地方,都要随着时间、演员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和修改。为什么要随着演员的变化调整?一个节目,第一版的演员年纪大了,不能演了,就会有新的演员上来,新人来了,掌握的技术难度和技巧融合度都不一样了,就得改。我发现这个队形不好看了,音乐、灯光、舞美的感觉不对了,也得马上修正。随着市场的发展、演员的更替,我们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改。不论是《粉墨》,还是《红色记忆》,都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中国艺术报:您认为杂技创作如何实现“技”与“艺”的结合?

  ●邓宝金:这是令所有杂技创作者感到苦恼的问题。在今天,杂技变得更难了。过去杂技讲究技术难度,讲究超越极限;但当它已经超越了极限,再与艺术融合,就更困难了。比如第39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获得者孔海涛的《转台高椅》,技术难度已经摆在那儿了,怎么再与艺术融合?就要用他身体的主体线条来展示艺术魅力,用他体态的完美,他的每个肌肉块、他的眼神和内涵来体现艺术的完整性。这就需要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训练,这个过程中,我要不断地告诉他哪个肌肉块还不到位、要重点练哪个肌肉块,从而完成他身体的舒展性。

  如今各个剧团都在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形式也多种多样:话剧杂技、歌剧杂技、舞蹈杂技、武术杂技、戏曲杂技都出现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杂技《俏花旦》、舞蹈杂技《肩上芭蕾》等等,都在考验杂技演员的综合实力。可以说,今天培养演员比过去要难,就难在综合实力上。

  杂技没有捷径,勤学苦练是根本

  “我妈妈说了,不能回家叫苦;我妈妈还说了,既然干了,就不能给家里丢人,因为我爷爷是有名的艺术家,我是邓九如的孙女。”

邓宝金表演的《顶碗》剧照

邓宝金表演的《蹬板凳》剧照

毕长江指导邓宝金练功

  ○中国艺术报:您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爷爷邓九如是北路山东琴书的创始人。您是怎么走上杂技之路的?

  ●邓宝金:在我家里,爷爷、爸爸、姑姑都是唱琴书的。爷爷不仅是有名的艺术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全家人的精神偶像。家里的琴书氛围让我从小就非常敬重艺术,想要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许因为骨子里有艺术基因,我上学的第一天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父亲常带我出去演出,监督我下腰、弯腿,再加上我身体的柔韧性很好,很快我就成了队里翻跟头的主力。

  两年之后,我考上了体校。体校领导到我家调户口的时候,我妈妈还不同意,说“我们孩子不干这个”,但当时政治标准比较高,选上了还是要去的。在体校的时候,我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训练经常晕倒,体力不达标,12岁的时候就被淘汰下来了。

  1972年,我14岁那年,济南市文工团曲艺杂技队(济南市杂技团前身)招考,我陪邻居家的一个小朋友去考。考场在济南市歌舞剧院,别人考试的时候,我没事做,就在旁边压腿,结果老师说,“这孩子腿这么软呢,跟着一块儿考吧”。最后考试结束,那个小朋友没考上,我考上了。

  文工团到我家调户口的时候,我妈妈又说“我们孩子不干这个”,最后三个老师给她做工作,我才进了团。进团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起她说,“你既然自己喜欢,以后就不要说不,不要回来哭鼻子”。就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让我下决心埋头苦干。

  ○中国艺术报:对于刚进文工团的演员来说,14岁已经算“高龄”了,因此您当时并不是最被看好的演员。但仅仅一年之后,您完成了团里最拿手的节目之一“椅子顶”,比所有孩子登台都要早,这是怎么做到的?

  ●邓宝金:这个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年龄很大。我本身有体操、舞蹈的基础,但我也知道我的臂力不行,综合实力不行。因此我基本上是半夜里起来练一个小时,再偷偷回去睡觉,别人午休的时候,我几乎不休息。这点是团里所有老师都认可的,就是能练。我给自己一个什么压力呢?我妈妈说了,不能回家叫苦;我妈妈也说了,既然干了,就不能给家里丢人,因为我爷爷是有名的艺术家,我是邓九如的孙女。

  团里的老师对我的印象就是,“冬天披着一件小棉袄,不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都待在没暖气的练功房里”。冬天练“椅子顶”的时候,我的背心是湿的,是汗水把它浸湿的,冬天的汗是“冷汗”,每次从椅子上下来以后,我的背心都是冰凉的。练功房里晕倒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回想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酸楚,但这种压力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中国艺术报:1978年,您在编导的指导下,开始对传统节目《蹬板凳》进行革新。随后几年,《蹬板凳》凭借高难度的技巧和新颖独特的造型艺术,不断斩获国内、国际大奖,如第11届世界杂技锦标赛冠军、第10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大赛金奖等。请谈谈您是怎样发展《蹬板凳》的。

  ●邓宝金:1976年,《蹬板凳》参加全国杂技调演,当时是一个底座演员在下面蹬着板凳,另一个演员站在板凳上表演,给人的感觉就是底座演员很有劲,但没什么艺术性。后来想要发展这个节目,我首先结合了一下自己的长处,我练过体操,有平衡木的功底,也学过舞蹈,可以在板凳上表演“踹燕”、扳后腿等舞蹈动作。然后是道具的革新,板凳得又好装、又好卸,很多条板凳叠在一起,得保证它们在空中不晃悠。我当时的教练也是我现在的先生毕长江,几乎天天都在和木匠师傅琢磨道具的构造。

  还有和底座演员的配合。《蹬板凳》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就是“单脚蹬板凳”,底座演员要单脚把板凳拧上180度、360度,板凳转一圈,板凳上的演员还要表演翻前桥、翻后桥,技术难度非常大,需要两个人完美的配合。我和我的底座演员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一个眼神就知道动作应该到哪儿了。

  杂技演员最好的素质就是不怕牺牲

  杂技是一门技术难度大、危险系数高的艺术,对杂技演员来说,无论日常训练还是正式表演,身体、心里都得“绷着一根弦”。

1992年,邓宝金获中国杂技“百戏奖”暨终身成就奖

  ○中国艺术报:《蹬板凳》的演出,经常受到场地的限制,如何克服?

  ●邓宝金: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在南太平洋演出,冬天的海边风非常大,人在地面上都站不稳,何况是站到凳子上呢?当时我和底座演员的压力都很大,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出来演出,怎能轻言放弃呢?于是我们提前不断地测试风向,研究风往哪边刮、我们该往哪边使劲。演完之后,我们俩的衣服全被汗水打湿了。

  还有一次,1984年《蹬板凳》晋京参加国庆35周年文艺演出活动,当时的舞台很矮,离嘉宾围坐的主桌又特别近,板凳万一倒了,就会直接砸到主桌上。我在板凳上表演倒叼花的时候,保险绳已经贴在我脸上了,我必须弓起身子亮相,再把花插到头上。应该说,很多时候表演环境很艰苦,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

  ○中国艺术报:杂技是一门有风险的艺术,您在演出时有过意外受伤的情形吗?

  ●邓宝金:对杂技演员来说,演出环境、身体状况都是可能影响表演、导致意外发生的因素。有一次,日本友好访问团到济南来,我给他们表演《滚杯》。当时桌上放着一个铁制的梅花架子,我头上、手上、脚上都有碗,身体转动的时候头一下扎到梅花架子的铁枝子上了,血顺着脑袋流到身上,教练问我还行吗,我点了点头,继续演。《滚杯》演完之后,我在最近的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接着回去演《蹬板凳》,演完《蹬板凳》又去医院缝了五针,头上留下了一道口子。我担任济南市杂技团团长以后,有时看到演员们在舞台上摔断了胳膊还接着演,我都是流着泪看完的。我认为,一个杂技演员最好的素质就是不怕牺牲。

  ○中国艺术报:受意外、伤病的困扰,杂技演员的艺术生命通常不会太长,但您却一直坚持演出到45岁。

  ●邓宝金:1989年,我评上了“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36岁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杂技“百戏奖”暨终身成就奖,紧接着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济南市杂技团几乎没什么演员了,因为杂技团改制,很多演员都“下海”了。团里的演员减少了,而我既是“劳模”,又拿了“百戏奖”,我就觉得肩上有担子、有使命,必须坚持演出。

  为杂技的传承与发展奋斗终生

  2000年,邓宝金实现了从一名杂技演员到济南市杂技团团长的“华丽转身”,作为“邓团”的她与济南市杂技团携手走进新世纪,迎来杂技团迅猛发展的二十年。

  ○中国艺术报:上世纪末,济南市杂技团面临资金不足、人才流失等种种困难,您“临危受命”,担任济南市杂技团团长。如何实现从演员到剧团管理者的身份转变?

  ●邓宝金:今天总结的话,应该是一种责任感支撑着我。我是个比较执着的人,你要让我干这件事,我就想把它做到完美。

  我当团长的前四年,几乎是吃在团里,住在团里,和团里的老师一起教孩子、一起训练,他们拿顶我拿顶,他们压腿我压腿,他们翻跟头我翻跟头。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管理模式,我没学过,我就是结合自己在练功房里的感受,我了解演员需要什么,怎么给他们加压才能出成果,因为我就是在练功房里长大的,我能感觉到过去的领导管理我们时哪里可取、哪里不行,我知道我应该在哪里改变。我和演员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我得想得比他们多,他们没想到的我都得想到,比如宿舍条件、暖气设备、训练中的意外情况等等。

  当了团长,也就必须要考虑剧团的经济效益问题。首先,我着力打造能够代表我们团形象的节目,比如第一年我和刘春合作的大型主题晚会《龙的传人》,反响不错,我就带着它走出去,分成好几支队伍,到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进行商业演出,为剧团获得了收益;然后就是不断开拓市场、转变运营模式,一方面在固定场所如济南珍珠泉礼堂、铁路文化宫定期演出,培养观众群体,另一方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杂技晚会、魔术晚会以及品牌节目《粉墨》《红色记忆》等等,扭转了团里的资金困难局面。

  ○中国艺术报:今天培养演员的方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邓宝金:整体来说,我们对现在的演员要求更高了,要求他们有更强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现在演员训练的条件也变好了,住得更舒适了,冬天训练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我们尽可能地为演员提供良好的环境。

  但在具体的训练中,孩子们受到的诱惑也更多了。尤其是到了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迎来一个叛逆期、动荡期,不愿意继续吃苦了,想着不练杂技还可以去干点别的,对杂技的执念变少了。这时候我们就得改变教育方式,开始鼓励他们,比如说孩子们去俄罗斯演出了,我就问他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不是都很喜欢你们?你们的付出是不是很值?”孩子们都很小,没办法跟他们讲大道理,就得从小道理着手,一点一滴地影响他们。

  ○中国艺术报:当团长的过程里,最困难的是什么?

  ●邓宝金:我们团算上离退休的职工共180多人,是个庞大的队伍,很多事我顾不过来。应该说,自从当上团长,我心里一直绷着一根弦,可以说是毛骨悚然的时候居多。什么叫毛骨悚然?我就怕哪个老师、哪个队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哪个孩子摔着了、哪个孩子要做磁共振了、哪个孩子马上就要比赛了不能再伤着了……每个孩子都是金子,一听到这种情况我就揪心得不得了,整宿地睡不着觉;一到晚上,电话一响,我就一个激灵,生怕出什么事。不过,我感恩的是,我的领导能理解我,下级也能支持我、维护我,让我心里舒坦,觉得还能坚持下去。

  ○中国艺术报:对济南市杂技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和展望?

  ●邓宝金:济南市杂技团现在的基础很好,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名声也很好。只要我们科学地发展下去,前景是无可限量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会更加明确自己的定位,我们是国家的剧团,要承担社会责任、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社会弘扬正能量。

  就具体的作品创作而言,原来我们有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山海经4.0》,它讲的是神话故事,但是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它的目标观众是年轻人,我们想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导今天的年轻人如何行孝。我一直对这个故事抱有期待,接下来还有余力的话,就是要去完成它。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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