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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知识分子冯骥才

时间:2012年09月17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张健

  “我的‘四驾马车’可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呢,可能会做得更好些。我笑道,这话你说晚了,现在哪一样我也离不开了,或者离开哪样我都不完整了。”这段话写在了近日在京举办的冯骥才70岁艺术大展的厅堂里,也许正是冯骥才的一番内心独白。所谓“四驾马车”,指的是展览的四大块: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年届古稀,冯骥才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现这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也寄寓了他文化理想的四个领域。

  最初知道冯骥才,是因为他是小学课文《挑山工》、《珍珠鸟》的作者;后来知道冯骥才,是因为电影《神鞭》,因为小说《三寸金莲》,因为他的带有浓郁天津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在报章电视里常常看到冯骥才,则是因为他成了一位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与保护者。等看了展览,才发现冯骥才远比我的想象要丰富与博杂:他还是现代文人画的创作者,是天津一家高校研究院的掌门人,是一群博士生的老师……

  展厅里的展品有些让人目不暇接:160余种中外版本的文学作品,80余幅不同时期创作的字画,18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以及大学教学的科研著作。在这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做这桩事,冯骥才经历了诸多艰难困阻,也取得了许多让人欣慰的成绩。比如,因为天津老城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为了记录下散布于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面貌,他与一批来自民间的志愿者历时半年,对老城进行调查、实地拍摄,最后整理出版了系列图集《天津老房子》。

  “我从天津老城保卫战开始,到抢救估衣街结束,5年时间,可谓屡战屡败,然而却从中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痛楚。”也许正是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困境与痛楚,冯骥才说:“我渐渐离开‘自我’的绘画,重新回到‘责任’中来,但这一次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文化的责任。”冯骥才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总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决不讳言这样的责任感。他说:“我自己总有一种担心,即30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还能剩下多少。文化的魅力是个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那么,为此而呼,而争,而辩,而战,不应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年,冯骥才带着一群人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古旧城巷与偏僻村路,在人迹罕至的废墟里,在蒙满灰尘的角落里,勘察散落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刻不容缓。在工作中,他们发现了民间年画的重要文化价值,于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与搜集工作,把全国各大年画产地的活态口头遗产转化成了文字与音像资料,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套集成包括22册分卷,系统、完整记录与保存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文化财富,其中大部分年画遗产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很多展品里可以看到,冯骥才选择了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的身影总不在书斋里,而是在山川与田野上。他本以写小说出名,但是当读者们把他的形象定格成潜心书斋的模样时,他却肩挎相机走向了民间,走向了田野……

  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画作了。在冯骥才的“四驾马车”里,如果说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都是在践行他的社会责任感,是“向外”的事业,那么绘画则成为他面对内心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是一种“向内”的事业。在绘画的世界里,隐藏了他最丰富又最隐秘的个人心绪。然而,谁又能把内在的自己与外在的自己截然分开呢?在展厅里细细阅读那些画作,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冯骥才的影子。

  记得看过一幅冯骥才的水墨,名叫《极顶》,画中重山绵延,云烟氤氲,意境辽阔。在旁边的文字里,他写道:“我喜欢把重负压在自己肩上;我给自己的使命大多力所不能及;我把自己用到极限。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攀登,并且可能一切都是徒劳。但是理想主义者的所有快乐都在攀登的路途中。”这样的一幅画,不正是画者的一种人生写照?不正折射了一种文化理想?从这样的画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水墨山水,还有一个行动着、攀登着的冯骥才,一个用脚步来实践理想、到老也没肯歇下来的现代知识分子。


(编辑: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