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京文艺论坛聚焦“百年新文艺与当代城市文化”

2021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优秀作品同期发布

　　12月7日至8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2021年北京文艺论坛于线上举办。作为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评论品牌活动，创办于2005年的北京文艺论坛至今已举办了17届。2021年北京文艺论坛以“百年新文艺与当代城市文化”为主题，来自各个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紧扣“百年”与“当代”主题，从不同艺术视角透视百年来新文艺的发生及演变轨迹，总结其历史经验与启示，为当下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论坛选择以线上形式进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在开幕式上致辞，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杜德久主持，黄会林、曾庆瑞、孟繁华等资深专家发来寄语短视频，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授王一川做专家致辞。

　　陈宁在致辞中表示，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年8月，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做好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近两年来，北京市文联加大文艺评论工作力度，成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组建北京高校文艺评论联盟，为文艺评论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下一步，将继续壮大签约评论家队伍，完善文艺评论现场观摩机制，培育“坊间对话”新品牌，深化文艺评论系列课程开发，拓展文艺评论传播阵地，以更加有锋芒、有战斗力、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打造文艺高地的风向标。

　　王一川表示，总结北京在中国现代文艺新传统生成上的建树及其对首都文化中心建设所作的贡献，总结北京与全国其他城市在文化建设和文艺发展中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借鉴的经验教训，助推北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等“四个文化”建设，是当前和未来需要扎实推进的工作。

　　2021年北京文艺论坛分为“北上广文学对话分论坛”“青年文学分论坛”“影视艺术分论坛”“造型艺术与民间文艺分论坛”“戏剧与曲艺、杂技艺术分论坛”“音乐、舞蹈艺术分论坛”等6个场次，分别由张清华、杨庆祥、王一川、曹庆晖、陶庆梅、许锐担任主持人，共36位专家参与论坛研讨。

　　2021年北京文艺论坛开幕式上，还播放了2021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优秀作品短视频。在2021年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中，评审专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78部（篇）参选作品中，评选出6部著作、12篇文章、7篇短评文章获北京文艺评论2021年度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名单见本版）同时，按照专家投票结果，由北京文学月刊社、北京评协作为推荐单位报送5部著作、 9篇文章、 7篇短评参加中国文艺评论第六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活动。（风寒）

北京文艺评论2021年度推优活动优秀著作（排序不分先后）

北京文艺评论2021年度推优活动优秀短评（排序不分先后）

北京文艺评论2021年度推优活动优秀文章（排序不分先后）

　　图片由北京市文联提供

专家发言摘登（按发言先后排序）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

　　城市小说是要在巨大的、看似不可阻挡的城市危机面前，发现和写出使人们在这里得以生活下去的秘密理由。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文学一直沉迷于构建一个个具体的完整的村庄、小街、乡镇……一个个模拟“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地方。相反，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常常仅仅被视为一种不可把控的抽象存在。所谓“帝都”“魔都”之类的指认，正是以一种强硬的负面整体概括来掩盖对城市内在生机的探寻。正如诸多论者已经看到的，当代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同质化倾向严重，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乡村世界，但似乎我们只有一个被称作“城市”的城市。这其中的原因，或者与小说作者习惯以某种否定和离心倾向来观照城市有关。在医生那里，人们仅仅通过疾病才相互区分，但小说家并不是医生，按照巴尔扎克的表达，他充其量只能作为书记员，他记录他知道的关于某个城市和生活的一切，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他不负责诊断这个城市和其中的生活，也无法诊断。至于孤独、丛林法则、欲望清单、移民问题……一个城市无法因为这样的病症表象区分于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不是因为病情的轻重才有别于另一个城市。事实上，看得见的城市是相似的，看不见的城市各有各的不同。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

　　当下“城市文学”的定义，是指在中国城市化规模扩大之后，以乡村为对应物、围绕城市生活展开的文学创作，它承载着认识新问题、创造新价值的艰巨任务。对优秀城市文学作品充满期待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会举波德莱尔或巴尔扎克的巴黎书写的例子。的确，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的巴黎栩栩如生，直到现在仍能供给我们充分的想象。甚至可以说，这两位作家几乎有效地提供了现今城市文学“正本”和“副本”的标准。

　　作为“正本”的城市文学中，那个被称作“城市”的怪兽，不是灯红酒绿的虚荣市、纸醉金迷的名利场，就是无依无靠的他乡、孤独无告的异地，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世间的温情；而城市文学的“副本”，则是把城市作为人们的置身之地，把城市从干枯冰冷的符号系统中还原出来，激活城市的体温与脉象。

　　“副本”的城市，其实也正是人们置身其中的世俗空间。而只有“副本”的城市写作，才应该是文学中真正的城市。或许“副本”城市的写作者只有城市这一个故乡，也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无论你怎样看待这个城市，它都是人的置身之所，因此，人就跟这座城市生长在了一起。

谢有顺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为什么存在？它不是为了书写公众，而是为了书写个人。要写出怎样的个人？我认为，是要写出个人在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他自己的时候的那种存在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城市文学写作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和书写城市中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千千万万的个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没有人去书写，他们就真的成为无声的群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在他只是他自己的状态下，细小的欢乐与哀愁、希望和悲伤，由谁来注释？谁会在乎？我觉得这是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文学议题。文学，一方面要写出占主流形态的真实性，也要倾听那些被忽视的声音，打捞沉默的群体。就好比祥林嫂这样的人，如果鲁迅不去书写，可能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鲁迅写出来了，他们的存在才令人同情、令人难忘。

　　现在一些年轻作者都注重写都市经验，写喝咖啡、吃哈根达斯、穿名牌衣服、住高级酒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都这样写城市，几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样的文学作品，会以为这个时候的年轻人真的都在喝咖啡、住高级酒店，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就被遗忘了。

贺仲明 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

　　我认为，在进行城市书写时，要写出城市的个性，作家要抓住三个方面。首先是要进入城市的地理，它包括一个城市外在的特征，比如城市的地名、地标，城市中的生活风俗，及其他具有独特性的元素；其次要进入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的个性，既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同时也隐藏于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之中，作家要把城市的历史和城市的独特性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城市的个性；第三是要进入城市的精神，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人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作家要通过笔下的人物，把鲜活的地方气质和个性风格揭示出来，这需要有高水平，也需要对生活有深入的理解。例如生活在北京的老舍、邓友梅、王朔等作家，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对北京的文化风格、人物的精神个性等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总之，城市文学的创作既有其丰富性，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而在城市文学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创作方面，需要相关研究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需要作家们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乔叶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当我们聊起“京味文学”的概念，经常用它来形容书写北京人生活、具有北京地方特色和在地感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北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举例来说，当一个山东作家在郑州写作，我们很难将他称为郑州作家，他的创作也不会被称为郑州文学，但北京就不一样了。这是由北京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决定的。北京具有能够影响文学创作的强烈气场，能够碰撞和刺激出丰富的话题和思想——文艺话题、政治话语、思想浪潮、国际视野，以及古典和现当代的交融、新旧气息的交融、国内与国际的交融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生产的母体，能让作家们思考很多问题。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来说，这样的思考特别重要。

　　受这种气场影响的作家，字里行间都会回荡着北京风味，比如沈从文、汪曾祺，他们的文字写的是故乡，但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写故乡，文字里虽然没有写到北京，却依然能看出北京气场的影响。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一个可供参照的场域，北京是远比故乡更大的一个存在的背景，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北京，他们的故乡才更成为了故乡。

王一川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授

　　今年北京影视艺术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涌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革命者》《长津湖》等佳作，这样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历史观的展示。居于建党百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回望当年重大历史事件，会看得更加清晰。第二，历史正义的重新书写及其审美化宣示。通过《长津湖》《觉醒年代》《革命者》等影视作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正义性获得了重新书写。第三，艺术典型化再构型。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令人振奋。第四，以细节的“深描”增强表现力。第五，增强了青年观众的代入感，让青年观众在观看这些影视作品时也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北京影视艺术扎根红色文化的土壤，未来，北京文艺创作还将面临新的任务。北京文艺工作者需要更加关注与红色文化相交融的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创作出更多反映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作品。面向未来，北京文艺创作完全可以总结今年以来的新突破和新经验，将大历史观、历史正义的重新书写及其审美化宣示、艺术典型再构型、细节“深描”、青年代入感等等，应用到对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表现中。

胡智锋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在影视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方面，我认为，北京有着四个突出优势：第一，人才优势。北京汇聚着中国最优秀的影视人才，拥有着旺盛的创作活力。第二，平台优势。大量扎根北京的影视制作平台、播出平台提升了北京影视创作的制作和传播能力。第三，资源优势。北京拥有丰富的资源保障，各种资源应有尽有。第四，组织优势。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社会组织，都有力地帮助影视创作的推进。正是这四方面的突出优势，让北京影视创作一路领先。

　　不过，对于未来的发展，也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格局结构不尽合理。比如，重大主题创作比较突出，但其他题材的创作相对比较弱。第二，区域特色不够突出。比如，在对老北京地方特色的表现上有所欠缺。第三，品种类型不够均衡。相比于故事片来说，纪录片、动画片、科教片、儿童片、戏曲片等等发展并不均衡。

　　未来，北京影视创作应发挥自身优势、补齐发展短板，为健全和提升中国影视的原创力、竞争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继续作出自己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高小立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我们常提到“京味电视剧”，那什么是“京味”？我认为，其外在表现就是极具北京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涵盖了皇城根的高宅大院、市井烟火的四合院和胡同、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韵，以及北京人独有的幽默风趣、海纳百川的性格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而“京味”的内在气质则是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京味电视剧”往往以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年代剧来引领风骚，从《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到《大宅门》《五月槐花香》《琉璃厂》《正阳门下小女人》《幸福里的故事》等等，年代剧一直是“京味电视剧”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

　　不过，近年来，北京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出现了窄化倾向——将“接地气”“烟火味”等同于胡同文化，似乎一提“京味”就是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就是家长里短。这样的创作倾向忽视了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具有现代化气质的另一面。除此之外，对“新北京人”生活的反映创作乏力，忽视了“新北京人”在生活中遇到的诸如工作、住房、交通、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问题，他们的苦辣酸甜同样应是“京味电视剧”创作所需要关注的对象。

虞晓勇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主任

　　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环境已然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书法已经与其实用性价值产生了脱节——悬挂的牌匾、门口的春联，手写的字所占比重并不大，很多都是打印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下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交流的效率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也为书法艺术在当下发展设立了障碍。另外，大众对书法的性质和艺术价值认识不清，很多自媒体上的书写行为看上去跟杂耍一样，这都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发展。

　　我认为，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多维度发掘书法在当下的实用功能，书法不能仅仅出现在展厅中，也不能仅仅出现在艺术类的杂志、报纸上，而应该出现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让大众感受到书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第二，加强基础书法教育当中的汉字素养教育，把汉字的类别、识读与书写的内容、礼仪等放在重要的教育位置。第三，通过扎实的研究与普及工作，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第四，在国际交流层面，我们要加深对传统笔墨的研究，让书法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符号。

唐东平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摄影的概念、观念和价值的追求还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各种各样新的摄影形式和概念，那些琳琅满目的名词不断向我们袭来，需要我们进行冷静地梳理，思考如何应对现在的处境。

　　摄影人的创作应该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有突破性的场域，跳出框架、卸除包袱、解放思想，学会真正用自己的身心去真切地感受世界、探索世界、发现世界，让脑洞大开，让创作变得更加具有智慧，而不是不断地进行模仿。

　　表面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实际则不然，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完全是人生智慧等级的不同体现。所以，摄影对不同世界的呈现，将会使启发成为可能，不同摄影人将呈现不同的世界层面。对摄影新出路的探寻，就是要在这个时代呼唤“影像作家”的出场，摄影家不能满足于组词造句式的拍摄，而应该把自己定义成新时代的作家，成为“影像作家”，用视觉进行书写的作家。摄影艺术更深层的奥秘是以有形表达无形，从可见的世界导向不可见的世界，而“影像作家”的智慧就是照向不可见世界的一道亮光。

杨利慧 北京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在今天，很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电影和电视、电子游戏等途径来了解神话，这些新的媒介形态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对于神话的理解方式。这对传统神话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过去我们把神话看成原始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中很古老的文化门类；但在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神话在当代社会中的鲜活存在，以及它对年轻人的影响力。在动画片中，神话的寓教于乐特色比较突出，往往具有浓郁的教化色彩；在电子游戏中，神话成为建构游戏背景和叙事环境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建构；而在短视频平台中，神话可能成为拥有海量受众的共享知识，而这也构成了一个用于当代神话叙述的新场域。

　　机械复制时代神话主义的光晕逐渐消散，当下，神话主义有了特殊的光晕，它通过新的技术综合作用于人，神话不再只是过去口耳相传的口头艺术，它通过综合感观作用，直接塑造了新的信息时代中一种特殊的光晕。过去很多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神话会慢慢萎缩；但我们发现，神话并没有随着科技发展而萎缩下去，它可以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力量，实现更加广泛、迅速的传播。

宋宝珍 北京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众所周知，中国话剧是一种舶来的艺术样式，经过110多年的发展进程，已经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显示了民族化的艺术取向和审美理想。应该说，话剧的民族化探索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这条路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走过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复苏、探索阶段，对于中国话剧艺术的本体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努力创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民族神韵的艺术精品。中国导演把曾经瞩望西方的视线收回来，回望、审视、吸纳民族传统戏剧中的优秀文化资源，在人物形象审美创造、舞台艺术的意象化表达、民族人文情怀的自觉抒发，诗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而中国民族化的剧场艺术实践，表现形式愈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是身体作为行动主体、情绪载体、生命属性的重要性愈加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对技术与艺术的有机融合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尝试。

　　“民族化”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只是吸收传统戏曲的内容，更多是要注重中国式讲述故事的方式、中国式的人文情怀、中国式的伦理道德，当然还要注重中国的哲学观念，将其慢慢渗入到话剧创作的思维中。

蒋慧明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

　　跟所有传统民间艺术一样，曲艺艺术虽然在正统的经史子集中很少有文献记载，但它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曲艺艺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近百年来，曲艺艺术一直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步伐，承载着为人民而歌的历史使命，始终扣紧时代脉搏，反映现实生活，传递民众心声。同时，曲艺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不断更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个曲种的总体特征就是以口语说唱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各自还有不尽相同的呈现方式、曲调、音韵、表演手法等等，呈现了极强的丰富性特征。

　　表现形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替，应以尊重曲艺本体特征为本，坚持遵循曲艺创作规律的严谨态度，即使外在形式新颖别致，内在质感还是要坚守传统，这也能体现曲艺家对曲艺所蕴含的深厚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高度自信。

　　曲艺艺术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人民群众的青睐和关注，希望曲艺从业者坚定自己的艺术自信、文化自觉，因时而新，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徐秋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杂技艺术中心原副主任

　　在对魔术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魔术有了一定的交流，很多中国魔术师走出国门，也有很多外国魔术师来到中国，而此时的中国魔术受外国魔术影响很大。不同于中国魔术在大街、茶馆等生活场域中的表演，外国魔术更多是在舞台、剧场中演出。与之相对应，中国魔术师变魔术时四面都能看到，像是“通神”的真事儿一样；而外国魔术师则有所不同，他们的魔术表演与“通神”的感觉划清了界限，运用了很多科学原理，也使魔术表演更具有现代性。另外，相比于中国传统魔术学习中的师徒制关系，西方魔术学习更加开放，也因此，很多中国魔术师学习了外国魔术。

　　在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启发。首先，从现代魔术发展历程来看，要想发展好魔术艺术，要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交流的态度，积极吸收先进的魔术理念；其次，学习魔术的过程要尊重平等的权利，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魔术，引发艺术上的竞争关系；第三，要学习魔术前辈自强的精神，坚持主体性，坚持文化自信。

许锐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

　　一说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人们经常会在前面加上“传统”两字，也经常会有一个习惯性认知，就是源于农耕文化的、农村的舞蹈才是民族民间舞蹈。大家很少将它置于城市这个新型文化空间中考虑。但在今天，我们谈到“当代转化”的问题时，不得不关注城市文化的影响，城镇化的巨变，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生存空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这些传统舞蹈的情感样式和所体现的文化多样性，能否适应今天城市中市民的文化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舞蹈样式完成了当代转化，适应了城镇社区的空间特征，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城市的空间中，无论是大型广场，还是酒吧、俱乐部等，形成舞蹈文化的空间，使人群聚集，产生情感交流，舞蹈就能提高这些空间中文化交往的附加值。

　　从这些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舞蹈是可以在城市中完成当代转化的。面对当代城市文化，我们必须要推动专业舞台演出之外的舞蹈形态，在城市新型文化空间中完成传统舞蹈的当代转化。

项筱刚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当今的“京派音乐”有四种创作形式：第一，北京人写北京，也就是说创作者本来就是北京人，写的作品也是反映北京生活的；第二，北京人写京外，创作者是北京人，但是作品题材所指向的对象不是北京；第三，“客居者”写北京，作曲家不是北京人，但是在北京工作、生活，写的作品也是反映北京生活的；第四，“客居者”写京外，不是北京人的“客居者”写京外的对象。

　　与之对应，“京派音乐”也有着自己的特征，它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些“京派音乐”既有“京味”，又有外地音乐的味道；其次，一些“京派音乐”作品是“跨学科”的，这些具有“京味”的作品需要与音乐、舞蹈、电影、美术等其他界别元素共同创作完成；第三，一些具有京腔京韵的作品，最终成为了“中国之声”，比如《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具有了明显的“中国性”。

　　对于“京派音乐”的研究者，一定要保持一种“望京心态”，能够“跳出北京看北京”，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旁观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