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口北仑河两岸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故事流传了千年，其发源地荡口却“养在深闺人未识”，鲜为人知。金秋时节我回到故里，去无锡探望与我最要好的一位大学同学，邀他到我在老家新筑的小楼小住。因他患尿毒症已四年，无奈地说：“我是出不了门啦！要是还能动弹，就得先陪你去我的老家荡口看看，荡口的名气如今虽没有周庄、同里大，但就人文景观而言，恐怕数得上江南第一古镇。”他夫人在荡口教过书，说：“‘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太师就是荡口人，秋香不就是华太师夫人的婢女吗？对了，华君武也是荡口人，他家的老宅还在。还有钱穆、钱伟长、王莘，都是荡口人。我想起来了，你高中同学老陈的小弟，是我的学生，如今就在荡口工作，经历了古镇修复的全过程，到时可请他领你好好看看。”……于是，我就有了这次难忘的荡口之旅。
荡口古镇位于无锡市东部，始建于汉，古称丁村、丁舍，相传为东汉孝子丁兰故里。这里有一块通灵宝玉似的水面称作鹅湖，古名“濠湖”，其形似鹅肫，故俗称“鹅肫荡”，荡口因位于鹅肫荡入口而得名。荡口曾是江南粮赋第一乡，自古就有“银荡口”“小苏州”之称。这里，“浣女捶衣河滩头，客船停于屋檐下”，是唯一一座拥湖光水色的江南古镇，曾被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誉为“无锡后花园”。从我老家出发，驱车仅一个半小时，就抵达荡口牌楼，我下车仰头一望，那牌坊匾额上金色的“荡口”二字，还果真是唐伯虎的笔迹。小陈热情欢迎我和家人的到来，并向我介绍一位年届古稀的荡口人，说：“他是我的师傅，姓华，三笑姻缘中的华太师的后代。待会儿，就请华师傅给你们当讲解员好吗？”这样的礼遇，真令我们喜出望外！
华蘅芳故居
华蘅芳故居
我们先看的是位于仓河北街80号的华蘅芳故居。
荡口真正发展起来是在元明之际，无锡华氏重要的一支华贞固，为避战乱辗转至此，最后看中荡口土地肥沃，水陆便利，便在此落脚，繁衍。华贞固秉承家风，带领族人开设铁木作坊，营建饭馆茶楼，奠定了华氏发展的基础。经过世代相袭的华氏族人辛勤劳作，精心经营，荡口成了一片膏腴之地，而荡口华氏也就成为了当地望族，至今，在荡口，有五分之一的人姓华。
华蘅芳故居原规模较大，后经世事沧桑，遭到破损。1998年荡口镇人民政府出资修葺，现保存的两进十四间房屋，均是硬山顶晚清式建筑，前是“行素轩”，后是“回”字形四合院，五间正屋两边各有三间厢房和一个前厅。正屋现端立汉白玉的华蘅芳半身塑像，两边墙壁上挂放华蘅芳和夫人邹佩兰的诗文，各房间陈列上百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及华蘅芳的多部著作；西厢房为华蘅芳居室。故居内三个院子各栽种芭蕉、石榴、南天竹，花墙石坛精致典雅。西花园内垒石筑圃，栽花种树，清静幽美。
恕我孤陋寡闻，在未到荡口之前，竟不知华蘅芳为何许人。就在华蘅芳汉白玉半身塑像右侧，立有一块标牌，上书1985年5月13日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第一批纪念性塑像名单。名单中有“革命领袖、著名的革命先烈、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人物，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以及国际友人共一百三十名”。列在前五位的是马、恩、列、斯、毛。华蘅芳列在白求恩之前，居第一百二十五位。在古今中外的名人里，能居第一百二十五位，何其了得？原来华蘅芳（1833～1902）是晚清著名的数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的先行者和传播者。他受其父亲影响，童年时代就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没有去苦读四书五经，走科举道路。自十四岁起，他就依靠顽强刻苦的自学，开始在算学领域中跋涉，至二十岁，已攻读我国古代百多部知名的算学著作，此后又从上海墨海书馆买回一批西方近代数学著作，悉心钻研。为研究抛物线原理，他把小鸟缚在不同高度的竹竿上，用弹弓从不同角度进行射击，观察弹子运行的弧线，并作记录。二十六岁时，由志同道合的同乡徐寿作图，他作文，写出了第一部数学著作《抛物线说》。1862年3月，他同徐寿一起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筹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从事机械制作研究，合作制成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成立，华蘅芳承担了筹备工作，负责机器安装。1866年，他又和徐寿合作制成了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1867年，华蘅芳、徐寿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翌年制造局内设翻译馆。从此，华蘅芳把主要精力用于译书，同时进行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上海四十载，他共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十二种，一百六十余卷。他译的《地学浅释》等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西方地质学书籍，康有为曾将《地学浅释》推荐为青年必读书。华蘅芳在我国科技书籍翻译上的贡献，正如《江苏乡土志》所说：“中国后来译事的繁兴，实发动于无锡的徐寿、华蘅芳。”
华蘅芳毕生敝衣粗食，淡泊名利，不涉宦途，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晚年最懊悔不已的是深感愧对在郁闷孤寂中早逝的爱妻。1846年，华蘅芳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邹佩兰完婚。邹佩兰是一位能诗善文的才女。但家庭的不幸给她的打击太大，使她多愁善感。她只盼望婚后能与华蘅芳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厮守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料华蘅芳专心科技，婚后不久，听说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开设了一个墨海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他就和徐寿匆匆去了上海。面对新婚夫婿的匆匆离别，邹佩兰无奈写下了《乙卯送别》诗：“天上星辰合，人间乞巧时；自嗟方识面，已赋别离诗。”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内军械所由安庆迁往南京。华蘅芳和徐寿等随去南京，继续建造轮船。直到此时，他才有机会回到荡口看望父母和妻儿。邹佩兰自然十分珍惜与丈夫相聚的日子，但好景不长，过了几日，华蘅芳又匆匆离去。送别时，邹佩兰愁绪万千，又写诗曰：“枫叶芦花两岸秋，阳光一曲又生愁；恨他堤上青春柳，不系归舟系去舟。”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将华蘅芳和徐寿调往上海。借奉调机会，华蘅芳顺道回了趟荡口。他的儿子华俊自小就体弱多病，虽是四处延医买药，但总不见效，令华蘅芳分外担心，却又无多余时间在家看护儿子。他离开家乡时，邹佩兰再写下了一首送别诗：“日易斜晕月易昏，天涯底事问王孙；请看一碧东风里，春草春波总断魂。”华蘅芳刚到上海，荡口的信随后就来了，报告了俊儿夭折的凶讯，可怜小小生命仅在世上活了五年。1873年，华蘅芳被任为江南制造局提调。不久，他的妻子邹佩兰因病逝世，年仅39岁。她在病榻上曾写下一首绝笔：“春山惨切，秋波泪滴。者番夜久心如结，心如结，只有愁思一缕，缠绵难绝。万转千回，千回百折。蓦然相见无言说，无言说，只怕来年此日，要成离别。”接到邹佩兰病危的消息后，华蘅芳心急火燎，慌忙乘船赶到荡口，已是晚矣，此时邹佩兰早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中年丧妻，是人生一大悲事。华蘅芳心中的悲痛自是难以诉说。丧事结束后，他收拾妻子的遗物时，见到邹佩兰散佚的诗稿，看着一行行悲绝凄美的诗句，华蘅芳更是心痛如刀割，潸然泪下。他将妻子的这些诗稿收集起来，整体刊印，题为《纫余小草》，以作为对妻子的永久纪念。
我用相机把墙上展出的邹佩兰感人肺腑的诗词逐一拍摄下来，留待日后细细品味。
华君武祖居
走出华蘅芳故居，几分钟路程，我们就来到华君武祖居所在的黄石弄，但弄口粉墙上的标牌写的却是“华君武漫画馆”。华师傅向我解释，华君武是荡口华氏八房中的第七房后人，父亲华鸿，字裳吉，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就赴浙江杭州的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任教。因此，华君武是于民国四年（1915）在杭州出生的。他一生中只回过两次祖居。第一次是1928年为安葬其父而回荡口住过十几天。第二次是1990年，华君武在无锡市美术馆举办了他在家乡唯一的一次漫画展，画展期间，偕夫人重回祖地荡口，逗留一天，并在祖先居住的黄石弄口合影留念。此后，华君武心系故乡，联系不断，经常来电询问荡口的情况。原先，华君武祖居的家面积很大，上世纪50年代初，分出去的一大部分成了一所卫生学校。2008年，在荡口古镇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之前，归在他名下的祖居，只剩属清代建筑风格的一座五间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保存完好。无锡市锡山区有关部门在与华君武先生沟通时，告诉他此次古镇修复，是以民宅全由政府收购后统一规划的方式进行，拟将他家的祖居以他的名字命名，建成一座漫画馆，供游人观赏。他当即爽朗地表示：“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能要政府付一分钱了。”遗憾的是，他暮年一病不起，于2010年6月13日在京逝世，未能再回荡口，看一眼业已建成的华君武漫画馆。
如今漫画馆的一楼介绍了华君武在上海、延安、东北以及新中国各个时期的经历，展陈了华君武漫画一生的代表作品。二楼设有阅览室，收藏与漫画相关的书籍供人阅读。二楼的东厢房为工作室，西厢房为起居室。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荡口古镇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因我在“文革”期间曾与华君武先生一同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三年，所以一进馆见到他的半身青铜雕像，就觉得分外亲切。尤为难忘的是，1980年7月《新观察》杂志复刊之初，因人手少，我曾兼任漫画编辑。好在他和丁聪、江有生、毕克官、缪印堂等漫画家都是干校难友，向他们组稿无不有求必应。其中，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最大的，也当数艺术成就最高的华君武先生。复刊号刊发了他的《曹雪芹提抗议》，第二期又刊发了他的《顺竿爬》。因《曹雪芹提抗议》读者反响热烈，他又创作了《曹雪芹提抗议之二》，在第六期上刊出……因《新观察》是半月刊，发稿周期短，他往往是打电话来让我到他府上去取稿，而每次他都嘱咐我，制完版后要将原稿璧还。我怕在邮寄途中丢失，有几次是骑自行车将他的漫画手稿送至他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我想，在所有现当代著名漫画家中，他的手稿自存意识是最强的。正因为如此，华君武漫画馆也才得以顺利建成。这座华君武漫画馆弥足珍贵，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荡口古镇一张特有的文化名片。
钱穆旧居
钱穆旧居中堂
在我们来到钱穆旧居时，正有一群小学生集合在一侧的圆洞门前等待入楼参观。华师傅说，等会儿我们再进去，让我先来讲讲为什么到这里来参观的小学生特别多吧！
钱穆1895年出生在无锡延祥乡七房桥的一个书香门第。钱穆自小聪颖，七岁那年，父亲从荡口聘来一位华姓塾师，每天所教生字由少及多，几天后一日达六七十字。未料这年年底，塾师生病了，不能继续教书。父亲钱承沛就到荡口访得一位华姓名师，住大场上克复堂的东边，便决定效仿孟母择邻，全家搬迁，住到克复堂的西边。后来华老师患病，不能坐塾，他就只得转入果育学堂就读，其家也就再度迁居，租住大场上之北的一座王氏祖宅老楼。此老楼作为钱穆在此生活了四年（1903—1906）的旧居，修复后展陈钱穆的生平事迹。其中，有关他的童年生活和在荡口的求学故事，都是以大幅连环画呈现。因此，深受四邻八乡中小学师生的青睐。
走进钱穆旧居，楼下是厅堂，正面板壁上方挂有大幅中堂国画和一副对联。下方则照例是八仙桌、太师椅及长条几等传统陈设。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侧柱子上黑底金字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这应该看作是钱家一条世代不可违背的祖训，而且也是钱穆之所以到荡口来租房求学，并从这里起步，后来能成为享誉中外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的根源之所在。
钱穆十岁时考入的荡口镇果育学堂。果育学堂的师资力量很强，既有旧学根底很浓厚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归来的具有新思想的学人，钱穆受到众多良师的教诲，又接触到新学，大开眼界。他新旧结合，中西交融，进入了两个世界，一是以华鸿模为代表的士大夫雅文化，另一个是以钱伯圭为代表的革命党新思想。使钱穆难以忘怀的另一位老师是华紫翔。他是教唱歌兼国文的老师华倩朔之二弟，在苏州当英文教师。每逢暑假，他回荡口开办暑假讲习班，讲授各体古文，无所不包。他讲曾国藩的《原才篇》，一开头就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钱穆在晚年所写《师友杂忆》一文中说：“余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则亦皆是紫翔师在余童年之启迪，有此发之也。”“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紫翔师此一暑期讲习班上所获入也。”
1907年，十三岁的钱穆考中常州府中学堂，和瞿秋白、刘半农、刘天华等同学，师从吕思勉、童伯章先生。在“府中”学了四年，校长屠孝宽（著名史学家屠寄之父）介绍转入南京钟英中学攻五年级。中学毕业后，他决心走上社会为支撑着家业的长兄钱挚分忧，到离七房桥七八里路的秦家水渠，当小学教师。1911年果育小学更名为鸿模高等小学。施教区遍及江阴、常熟、吴县及无锡县城乡。学生免缴学杂费用。毕业生中获第一、二名者，由学校提供高一级学校的学杂费用，甚至包括出国留学费用。鸿模小学在当时设备一流，有从日本购进的实物标本、理化实验仪器，还有万卷藏书供师生借阅。1913年，钱穆被聘回母校当了国文教师，而他的同学刘天华则聘为音乐教师。鸿模小学后又改为怀芬小学，如今叫荡口中心小学。早年从这里走出去的文化科技人才很多，如顾毓琇、钱伟长、钱临照、钱俊瑞、王莘，都是现当代大名鼎鼎的人物。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钱伟长的名字正是其四叔钱穆所取。满腹经纶的钱穆之所以给亲侄取名“伟长”，是因为在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中，有一个叫徐干的著名学者，字伟长，擅长诗赋，尤工五言诗。故钱穆特地给钱家颇有悟性的长房长子起名“伟长”，希冀侄儿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大学问家。1928年夏秋之交，钱穆的原配和新生婴儿相继去世。正在无锡荣巷中学任教的钱挚，闻讯后立即归家为弟媳料理后事。钱挚也因操劳过度，急火攻心，不幸英年早逝。钱挚去世后，钱穆便把16岁的侄儿伟长带在身边，供其读书，先在苏州中学，复进入清华大学。正是受钱穆的熏陶，1931年6月钱伟长在苏州中学毕业时，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等五所大学。而且他的文、史两科成绩得了满分，即如今的“文科状元”。他听从钱穆的意见，最后选择了清华中文系。
更令我感到欣喜的是，钱穆当年之所以让钱伟长进苏州中学，也是因为他自1926年开始在苏州中学执教，任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兼最高级班主任。苏州中学旧址是范仲淹所办的紫阳书院，向南右转是孔庙，环境幽雅。当时曾有人说：此地“昔日有王国维，今日有钱穆”。苏州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怀着对前辈师长的由衷敬意，在临离开钱穆旧居时，我情不自禁地向钱穆先生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
王莘故居
王莘故居
四十多年前，我借调在文化部艺术局时，曾赴天津调研，出面接待调研组的，正是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莘。随后他率团进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我又恰好在调演办公室工作。因此有幸与这位闻名遐迩的音乐家有过多次接触。他的代表作《歌唱祖国》创作于1950年9月，1951年国庆节后就在全国广为传唱，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最喜欢的一段是：“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没想到，原来他和我一样，都出生在江南水乡。当我来到北仓河杨家弄口他故居前的广场时，首先映进眼帘的，是一尊高约三米的王莘铜像，只见他神采飞扬，张开的双臂，既恰似正在指挥乡亲们演唱《歌唱祖国》，又仿佛是在热情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真令我有一种故旧重逢的感觉。
华师傅介绍说，留存下来的王莘故居是两间简陋、低矮的平房，修复时稍微加高了一些。一进门，我就见板壁上挂的是一帧他身穿军装与母亲的合影。相框下的说明是：“1949年离开荡口十七年的王莘偕夫人回荡口省亲。”王莘1918年出生于此，也就是说，他1932年秋离家去上海谋生时，年仅十四岁。“七七事变”后，他奔赴延安，在“鲁艺”成为冼星海的得意门生。而他之所以后来能在音乐创作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则与江南丝竹的抚育密不可分。
荡口的民俗文化已有上千年历史，三大民间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即元宵灯节、四月十五庙会和端午节赛龙舟。每逢这三大节，全镇热闹非凡：黄旗、黄伞、大铜锣开道的銮驾，胸臂吊着大锣、香炉的“肉身灯”，踩高跷，荡湖船，扮着各种戏剧人物的“轮车”，舞棍弄剑的武术队……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当年最令王莘着迷的总是演奏江南丝竹的民间乐队，寸步不离地紧随在其后，直到节目表演结束。有一次，一位认识他的琴师说：“你怎不去跟姐夫学，真是呆头！”他姐夫叫朱英才，在荡口一家杂货店里当账房先生，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荡口镇上小有名气。王莘听琴师一说，立即去找姐夫，缠着要学琴。朱英才挺喜欢这个聪明的小舅子，马上拿出二胡拉了一支极好听的曲子。可是王莘接上手便拉不成调。姐夫耐心地解释，教他识简谱，教他拿琴拉弓的手法……就这样，他每天一放学就去向姐夫学琴，然后回家刻苦练琴，很快学会了《老六板》《梅花三弄》《杨柳青》等曲调。如今，当年他离家时送给姐夫的一把有他作画的折扇尚保存完好，陈列在故居一侧新修建的纪念展示馆里。折扇旁有王莘生前所写一纸回忆：“他是我幼年音乐老师，多才多艺，和蔼可亲。可惜他英年早逝，我姐姐于一九五四年将折扇带津送我，永留纪念。至今已过六十年……”
纪念展示馆建筑面积达一千六百七十平方米，大堂内的大电子屏幕滚动播放题为《不朽的旋律》的专题纪录片，展示区分为“歌起荡口、歌声引路、歌者不息”三个部分，讲述王莘光辉的音乐历程。陈列室则展示王莘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纪念品和重要遗物，弥足珍贵。2014年秋，在王莘九十六岁诞辰之际，王莘的老伴王慧芬、儿子王斌及由王莘亲自组建的王莘合唱团、钢琴俱乐部一行五十多人，曾自费来到这里参观，并到王莘的母校荡口中心小学，与师生们同台演唱由校友钱伟长作词、王莘作曲的《校歌》：“鸿山苍苍，鹅湖荡荡，江南水乡，人间天堂。果育、鸿模、怀芬、荡小，歌唱我校，源远流长，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首激励新时代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校歌，而且也可以说是一首礼赞荡口独特人文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的镇歌，韵味悠长，令人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