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童年的文化熏陶和浸润
2014年9月9日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同志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针对当前中小学教材编写，他说过一番话：“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这里，习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去中国化”的谬误，严肃地提出了从小种下民族文化基因的大问题。
回顾本人一个多甲子的文学之路，深感从小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浸润，种下了民族文化的根，终生受用不尽。
我有三个启蒙老师。第一个是我的母亲，第二个是川戏坝坝戏，第三个是古典诗词和小说。
先说我的母亲。我老妈是正牌雇农的女儿（外婆毕生在乡下地主家帮工，土改中正式划为雇农），大字不识半个。一生中最大的官是当过几天居民小组长，居委会开会回来传达，经常闹笑话。困难时期，每人每年六尺布票，补粑（打补丁）；每月二两糖：古巴糖。她搞不清什么是“古巴”，便成了：六尺布票，“补粑”；二两糖，也是“补粑”……这还成了我们兄弟伙逗老妈开心的话题。
但不识字不等于没文化，她脑子里有个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哩。
通常，红苕稀饭半饱之后，入夜，省下灯油，老妈带我们弟兄围坐院子里，娃娃们缠着她摆龙门阵、讲故事。结果便是：“龙门阵，龙门阵，城隍老爷得了病，乌龟儿子去煎药……猴子耳朵尖起听！”我们便都成了尖起耳朵的猴子。哄闹一阵，龙门阵摆开了。
我至今还记得许许多多。比如，对读书人大不敬的《蚂蚁和推屎爬（屎壳郎）打（结为）亲家》：话说，蚂蚁到亲家洞府大吃大喝一通之后，回请。屎壳郎到蚂蚁洞口，横比竖比进不去，拽文题诗两句走了：“洞小身躯大，何不转回程。”蚂蚁出洞一看，恼了，也题诗两句骂道：“你一身都臭屎，何必来抛闻（文）！”骂得痛快吧。另一则是咒骂城里人的《乡下蚊子和城里蚊子打亲家》。说的是：乡下蚊子把亲家请下乡，设宴款待，乡下人睡觉光胴胴，足吃足叮，皆大满意。城里蚊子回请。可家家户户要么蚊帐、要么蚊香，没处下口，只好请到庙里，去叮同样是光胴胴的泥菩萨。“餐”后，城里蚊子征求亲家意见。乡下蚊子叹口气，说：“你们城里人好是好，就是没有人味儿！”瞧，硬是把城里人骂惨了。
我那个老娘没文化、又是乡下人，自然很有些偏见，认不得真；但故事里却也不乏民间智慧。
再举一个：后妈哭灵。丈夫前妻的儿子死了，可年纪比后妈还大，怎么哭？和尚、道士、裁缝三人伙同来看笑话，倒挨了一通挖苦。只听那后妈哭诉道：“儿哪儿，我可怜的儿！要说你是我的儿，何尝（和尚）是我的儿？要说不是我儿，倒是（道士）我的儿！从今想见我的儿，除非九泉之下，才逢（裁缝）我的儿！”三个家伙全都套进去了。
顺便说一句，借谐音字做文章，现在非常盛行，电视上不是常看到“醉（最）美×州”“自游（由）自在”“某州智（制）造”等吗？其实，祖师爷在民间，差别只在谁用得更活更巧就是了。但，我并不赞赏当今的任意篡改成语，造成语言文字混乱，贻误后生。
老妈还教给我们许多民谣俗谚。比如：“斑竹垭，紫竹垭，对门对户打亲家。亲家儿子会写字，亲家女子会剪花。大姐剪朵灵芝草，二姐剪朵牡丹花，只有三姐不会剪，丢了剪刀纺棉花。哥哥心不平，嫁到高山紫竹林。要柴烧，柴又高；要水吃，水又深。打湿罗裙不要紧，打湿花鞋万千针！”朗朗上口，童趣盎然，堪比最美的诗。再举两段：“红鸡公，爱唱歌。先生我，后生哥。生了妈妈生婆婆。妈妈嫁，我抬盒；抬到外婆门前过，外婆还在坐箩箩，舅舅还在摇外婆。”“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起来偷尿缸。聋子听到脚步响，瞎子看到翻院墙，跛子跟倒撵一趟，哑巴高声喊得昂，‘抓手’一把来抓住，傻儿升堂审端详。”颠颠倒倒，风趣幽默，的确是大手笔。
民间口头文学，货真价实的珍贵宝藏，滋润了一代代文化人，养育了一代代好学者。我是实实在在受惠的小学生，由衷感谢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敬爱的亲娘！她把童年的我，领进了民族文化宝库的殿堂，尽管当时懵懵懂懂，不甚了了，但耳濡目染，心感身受，倒是种下了民族文化的第一缕基因。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川戏。我出生在川中小县城资中。童年，县城没有电影院，更没有歌舞厅，最大的文化享受便是看川戏。县城有剧团，有戏园子，几乎天天日场夜场，热闹非凡。没钱买票，要么牵大人衣裳角角挤进去，要么趁人多混进去。庙会看祭神戏（记忆中东元寺经常办），西门外河滩看坝坝戏，就方便多了。庙会不要票，坝坝戏可以撕开席棚钻进去，至不济还可以站在尿缸缸沿将席篾抠个洞偷看。是露天茅厕不大臭，还是只顾看戏不觉其臭？说不清了。伙伴们自嘲为，买的站票：“尿缸站”！这样的看戏经历，我看，不说独一，至少是罕见；或者说，不算空前，至少是绝后：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看戏”法了。幼年的我，却是沾沾自喜，自得其乐，并乐此不疲。
这一来，倒真是看过不少原汁原味的川戏。当然，荤素杂糅，良莠不齐，好孬兼备。新中国成立后戏改是必须的。不过，有时也会丢了些机趣。比如：《打神告庙》一折，敫桂英到海神庙哭述冤屈，恨海神不主持公道、不作为，捣毁神像，上吊自裁。接下来是“活捉王魁”《情探》。《打神》的最初的开场是：皂隶登场，好一通埋怨：“初二十六打牙祭，刀头贡果送庙里。好东好西端进去，骨头骨老吾神吃。吾神吃了不争气，跨过阳沟就飙稀！”幽默，风趣，大悲剧由喜剧开场，插科打诨中见机趣。这应该说是川剧的一大特色。现在通常简化为两句话：“初二十六打牙祭，哪个见你的刀头鸡！”意思还在，味道淡多了。我问过编剧大家徐芬，她也没见过这个老版本。又比如，白鼻梁少爷上场的定场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雨，收拾书包等来年！”活画出一副浪荡公子哥儿的德性。鬼怨戏开场：“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判官手拿生死簿，小鬼拿的追魂牌！——一阵阴风吹出一个女鬼来！”铺排得活灵活现吧！
说川戏是启蒙老师，当然不仅是指它提供了娱乐，给予了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它教我学知识，学历史，学文化，学做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人生之初的许多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不是来自课堂，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看戏，看川戏，看坝坝戏！所谓唐三千，宋八百，写不完的列国三国。我国戏曲剧种剧目之丰富，毫无愧怍地稳居世界第一。而接受起来，生动有趣，入心入脑，完全不用死背硬记，也不怕课堂考试，老师打分。一切都由潜移默化中来，而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我国戏曲艺术还有个极大特点：高台教化。以戏感人，以文化人。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丕，把文章定格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基于文化（自然包含戏剧文化）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借用当今的话，就是富有正能量。
的确，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几乎是一切艺术遵循的总则。戏曲的高台教化，正是引导人向善、存真、求美；警戒人作恶、弄假、逐丑。我国的传统美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等，作为戏核戏魂，贯穿在戏剧历史的全过程。我体会，我们今天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个人层面说，归纳出的四句话八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全都蕴涵在戏剧故事之中，形象地展现在戏剧舞台之上。看戏，便是接受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接受民族传统美德。而这些，委实堪称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想具体说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爱国主义从来是永恒的主旋律。我出生在农历1934年末，经历了抗战八年的时光。日本鬼子没打进四川，派飞机轰炸，资中没挨炸，却也经常响警报。躲飞机，跑出城，心惊胆战，还常挨饿。这个期间，看了好几出写岳飞的坝坝戏：《岳母刺字》《风波亭》等。心中记牢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还记住了一条：害死岳飞岳云父子的大奸臣秦桧，论学问，是状元！可见，不能只讲为文，首先要讲做人！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七十年前，我在县里龙山镇中心小学上学，校址先在武庙后搬到东岳庙。学校操场边，就立有刻着岳飞手迹“精忠报国”的石碑。老师教唱岳飞的《满江红》，特意改了几个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成了“笑谈渴饮倭奴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改成了“踏破富士山阙”。矛头直指日本鬼子！那年头，娃娃们也同仇敌忾，爱国爱家。
我记得，当时还读过一本章回小说：《说岳全传》。事过六七十年，至今还记得一些情节。岳飞大破金兵，收复朱仙镇，正要乘胜追击，却被十二道金牌强令调回。路过镇江金山寺，高僧曾送他一首偈语：“岁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下害毒！”果然，腊月廿九，天下大雨，奸贼秦（奉下两点）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抗金英雄父子杀害！随即，秦桧又派捕快何立抓捕老和尚，高僧自念偈语：“吾年七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身，只为多开口。何立从东来，我向西边走！”坐化、成佛西去了。
当年，看川戏，读小说，唱歌，以及学校环境氛围……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全民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更觉珍贵！
那时候，坝坝戏舞台前，还看过《木兰从军》等英雄主义赞歌，不多说。
看川戏的收获，我还想说一点：学文学，学表达，学炼字，学抒情，学意境。看其中的美，懂其中的美，学其中的美，追随其中的美。实话说，这中间，许许多多我也是后来慢慢悟出的。
我这里举一出折子戏：《情探》。王魁上场，唱“月儿高”：“更阑静，夜色哀，明月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敬请注意：不是“照”楼台，而是“浸”！又从“如水明月”中“透”出凄风。这用字的功夫，真可谓出神入化。又如描摹王魁的内心波澜：“不该不该大不该，王魁做事不成才！感得她千山万水一人来，况且她花容月貌依然在！徘徊！……皇天鉴我怀，昧良心出于无奈！”这“徘徊”两字，也是神来之笔，写尽这负心汉的内心挣扎和终极背叛！
短短一折戏中，写敫桂英一而再地、反反复复地、步步递进地，以情感之，以情动之，以情探之……直到王魁那一声：“再不走，我要你的命！”她悲愤：“我有几条命你要啊！”才最终“活捉”而去。
这一切，真正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对此，读者，特别是有志写作的有心人，需要细细体察，慢慢消化，从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古典诗词和小说。当然，这是上学识字之后的事了。我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老父教过私塾，教过几天小学，最高任职是比教员低一等的中学职员：资中一中教务员，俗称师爷。不过，不是衙门里的刑名师爷、钱粮师爷，和“官”不相干。只是中学校里抄抄写写的打杂师。家里没多少书，我只找出一本《白香词谱》，一本《唐诗三百首》，便如获至宝了。
凭借这两个老师，我熟读了一批古典诗词，至今还记得不下几百首。但要动手写，说真话，中学时候，不懂啥叫诗，胡乱划抹了一些。后来慢慢懂了，就不敢乱来了。我的八卷本文集里，便没收一首诗。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写，心里郁闷时，悄悄写过一些，给少数知心朋友看的，从没想过公开发表。另一类公开了的，则是小说中替虚构的人物写的。如长篇小说《大学春秋》里，我就替两个人物写过。一个是身负血债、镇反时被处决了的文化特务的女儿。她是才女，但只写了两句诗：“开花前的炸弹是块死铁，但它最懂得什么叫沉默！”其阴暗心里展露无遗了吧。这是她用来拉拢俘获夸夸其谈的张狂诗人的武器。另一首便是这位诗人的“杰作”了。他写了一首长诗《暴风中的雄鹰》，歌颂本班风沙之夜救人负伤的同学。可名曰赞歌，却挟带了私货：“英雄战胜了五分钟动摇，友谊的歌声才响彻云霄！”这是当时颇有市场的一种理论主张，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面对有损个人利益的节点，都会有“五分钟动摇”。 英雄行为只能是战胜动摇后的结果。小说借主人公的口，做了最简单的反驳：顾不上，啥也没想。要有“五分钟”去动摇，大乌（被救的同学）早该挨砸、说不定砸死了！
童年的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的接触，为我种下了又一缕民族文化的基因。基于此，中学毕业后，报考志愿之际，我选择了中文系，开始了一个甲子还多的文学之路，虽然碌碌无为，有负年华，倒也至今不悔。当然，也还期盼有生之年，为文化事业，再做点事，以求心安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