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豪放派的代表，苏轼的词作大气磅礴，玉振金声。但正如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描绘的自然风貌所蕴涵的“简单深刻”那样，这位独步千古的文学大家，其文学成就远非“豪放”所能羁縻。在他的词作中，“泪”字出现频率竟然高于婉约派的代表柳永。情自顾盼，泪自多愁。泪，让我们更真切地走进苏轼，走进他细腻、多样、丰沛的情感世界，得以领略这座巍峨磅礴、云蒸霞蔚的文学奇峰“真面目”。
古往今来，提起苏轼，首先便想到那个“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豪爽太守，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浮沉居士，那个“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旷世文豪。按照康德的分法，人的认识能力大致可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感性面对现象，知性用逻辑来整理现象，理性则追问本体，是一种形而上冲动。高级直觉和这里面的感性和理性有关，就是感性加上形而上冲动，而感性则是理性的前提。毋庸置疑，苏轼是理性、知性和感性的集大成者。那么，达观以求无我的“理性”苏轼，在倾诉愁肠以显本我的“感性”之时又是怎般样貌呢？
疑问催生数据，对比带来发现。通过对苏轼353首词所有字的字频进行统计（使用频率 = 该字出现的总次数/353首词的总字数）后发现，“愁”字的使用频率为0.17%，“欢”字为0.08%，“喜”字为0.06%。“愁”字的使用频率竟然超过了后两者的总和。作为对比，采用同样的方法统计柳永的766首词，“愁”字的使用频率为0.35%，“欢”字为0.37%，“喜”字为0.04%。之所以选择柳永作为对照，盖因其作为婉约派词人代表，作品中忧愁伤感无处不在。由此看来，苏轼词中所抒发的愁绪并不少于柳永。
如果说“泪”是“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苏轼词中，“泪”字的出现频率达到了0.19%，显著高于柳永词中的0.13%，位列苏词中单字使用频率的前5%（共2180个单字）。由此可见，即使如苏轼般襟怀旷达，在感情与理性相交织、缠绕、纠结的复杂和矛盾的体验上也毫不逊于同侪。
苏轼词中，泪意象大致有六类：对亲友的思念，对亡妻的哀悼，对故乡的神往，对离别的感伤，对世事的感怀以及对自身境遇的感愤。前三类大约可归为“思念”类，后两类可归为“感怀”类。其中第四类“对离别的感伤”较为特殊，它既包含了一定的思念，又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感慨，因此可归为介于两大类之间。
第一种泪：对亲友的思念
苏轼为人很重情义，由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而生发出对心中所牵念的亲友的思念之情。而其中又以对子由的思念为最。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他们兄弟二人在入仕之后聚少离多。
“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满江红·怀子由作》
这首词创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此时已是苏轼的仕途末期，此处“黄色”流露出即将归去的征兆。其时苏轼在颍州，即将赴任扬州。而苏辙在京都汴梁任门下侍郎，兄弟二人许久未见，所以苏轼期待着能够借机赴京与弟弟一聚。词句中的“苦泪”便凝结了词人思而不得的想念与牵挂，而一个“苦”字将这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描绘得极为生动，兄弟心手足情溢于笔端。
至亲之外，苏轼对知交故友的思念也不在少数。苏轼一生交友广泛，因重情重义而屡遭劫难，时常能够和朋友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 ——《永遇乐·长忆别时》
这首词是写给他的友人孙巨源的，数月前苏轼在景疏楼上送别孙巨源，而此时又重登景疏楼，心有所感，黯然神伤。这里的“相思泪”并非是苏轼所流，而是指孙巨源的相思之泪随百川入海，化为海浪中的一掬水来到苏轼面前。以诗文相和古来常见，但以泪相应和却是神来之笔了。
第二种泪：对亡妻的哀悼
正所谓情深不寿。苏轼一生前后三任妻妾都先于他过世。与发妻王弗，第二任妻子、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和小妾王朝云的悲欢交集，让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了痛彻心扉的丧乱之苦。但也正因这刻骨铭心的相思，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一唱三叹的名篇。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正值王弗过世十周年，苏轼来到密州，一夜梦到自己得以与亡妻相会，醒来沉痛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词。其中的“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一句，以无声胜有声，将词人的爱恋之深，相思之苦，魂断之痛都化作泪水默默流淌。“千行”看似夸张，实则表现了词人当时泪流满面的情状。“这是十年离索忽又相见的惊喜之泪；也是千里隔绝满腹哀愁的悲伤之泪。正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凝成了这滴泪水” （肖波 《幽梦与君逢 泪中话凄凉——苏轼《江城子》写作艺术探微》）。而这泪水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相思泪中的圭臬。又如在《临江仙·送王缄》中，苏轼写到“凭将清泪洒江阳”，请求王缄将自己的相思之泪带回家乡，以此凭吊亡妻。此时的泪水更似一杯清酒，深深的思念尽在樽中。
第三种泪：对故乡的神往
纵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漂泊不定。一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的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这位游子而言，归乡不得，功名不就，壮志难酬。思乡之泪，无人能会。
东风吹破千行泪。 ——《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这首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在春天收到了一封家乡来的书信，殷切地询问他的归期。这封乡书好像传入耳畔的乡音，勾起了苏轼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思乡又无法返乡，只能将自己的相思之泪托与东风。这里的“千行泪”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的“泪千行”如出一辙，感伤处又见豪迈气象。
第四种泪：对离别的感伤
这一类和第一类“对亲友的思念”和第三类“对故乡的神往”颇有相似共通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者是并未谋面的时候生发出的相思之情，而这一类则是有明确的离别事件作为导引而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对亲朋挚友的思念中主体只有亲朋挚友，对故乡的神往中主体仅为故乡，而这一类的主体不仅有离别的对象，也包含了对离别本身生发出的感慨。
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
黯然神伤者，惟别而已。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1076），其时苏轼知任密州，遇到了因事来访密州的文安国并与其成为知交，于是在正月十三日文安国还朝的时候作词以赠。这两句一方面表现出了词人“欲语泪先流”的伤感，“双睫”比之“双目”更胜一筹，因为泪水需要几乎满盈才能凝于睫毛，这一字之差可以说是相当绝妙了。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神子·恨别》
这首词表达的并不是和友人离别时的感伤。在元丰二年（1079），苏轼自徐州调任至湖州的途中，想到将要告别自己过去这两年朝夕相处的人和物，又想到自己羁旅四方，漂泊不定的前途，不禁心有所感。虽对徐州心怀眷恋，但却身不由己，只能将自己的思念之泪托与泗水了。这一句也和《菩萨蛮·西湖》之中的“佳人千点泪，洒向黄河水”异曲同工。
第五种泪：对世事的感怀
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泪洒尊前。——《雨中花·夜行船》
这一类多是托物言志。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苏轼初到密州，其时密州遭逢蝗灾，百姓民不聊生。苏轼为民奔走，直至深秋才得偷闲赏花。而“泪洒樽前”一方面是慨叹世事无常，花开易落，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心怀苍生疾苦，为百姓艰难而落泪。这种笔法又见于《虞美人·琵琶》中的“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苏轼借开元遗老因传统乐曲被肆意修改而落泪隐喻自己对于变法的态度。
第六种泪：对自身境遇的感愤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千秋岁·次韵少游》
这首词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此时苏轼落贬琼州，人已暮年，在听闻秦观所做《千秋岁》之后以次韵应和。“珠泪溅”生动地描绘了眼泪大颗滴落，浑似珍珠散落，迸飞四溅。结合其后的“丹衷碎”，表现出自己老来被贬的一腔苦闷。值得一提的是，因自身境遇而落泪在苏词中并不多见，这正是素来推崇“不系之舟”的苏轼清健旷达的品格：任凭风吹浪打，我自笑傲人生。
纵观苏轼词中的六种“泪”，相思泪和离别泪占比最高，对世事的慨叹次之，对自身境况的感愤为最少。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泪，无不为亲朋知己而流，为世事蹉跎而流，为黎民苍生而流。“泪”字在苏词中的高使用率和他的豪迈旷达非但不矛盾，实乃相得益彰。这掬或寄与东风，或托与流水的“东坡泪”，不正是至真至情至性、光华璀璨于中华文脉的苏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