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郑大圣近影

　　去年11月，上海寒意渐浓的初冬，导演郑大圣结束电影《天津闲人》的拍摄是在凌晨4点钟，休息4个半小时后，团队再次开工，拍摄团队没变，但演员和拍摄地换了，他们开始拍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危城》。两部作品的拍摄间隔仅四五个小时，这是绝大多数电影导演不曾经历过的。半年后，两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全部完成，郑大圣在北京炎热的6月开始为新片的宣传发行奔波，约朋友看片交流，跑艺术影院。此时距他拍第一部电影《阿桃》已12年，时间流逝，很多事情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改变，有朋友看完这两部新片，觉得郑大圣比以前松弛了。郑大圣想了想，认同了自己这种进步，“刚拍电影时，会神经质、焦虑、非如此不可，而现在，有幽默感了。”

电影《天津闲人》剧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

　　《天津闲人》和《危城》，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1937年的天津，卢沟桥事变即将爆发，整个城市即将沦陷，在电影中，动荡的时局成为淡化的大背景，天津城中几个普通人物的生活、情感和命运被放大。在紧张压抑的时代环境下，天津闲人苏鸿达破烂的上衣外套着挺括的长衫在街上溜达，靠一张嘴皮子坑蒙拐骗赚钱，维持着看似体面的生活，对一份难以企及的爱情心存幻想。《危城》中，日本人进城了，一过门即被丈夫嫌弃的温婉的女孩宛儿，拎着包站在街角等日本军队嚣张地走过，她的包里装着一封信，准备投到马路对面的邮筒，在信里她用娟秀的毛笔字与心上人谈论现代诗歌，对方是她在南开上大学的小叔子萱之。

　　这两部影片均改编自林希的小说。用郑大圣的话说，是各种机缘使得此次拍摄成为可能，而这也圆了他多年的心愿。1997年起，他就是林希小说的忠实读者，“当时心里存了一个念想，有机会要将它们改编成电影”。直到两年前，作家出版集团有意做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工作，找到了郑大圣，他就推荐了林希的小说。

　　更深的机缘来自于郑大圣的生活经历。当年，在去上海读小学之前，他一直和祖父母生活在天津。虽然后来在上海生活成长，但天津却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童年的世界是不够大，但是记忆会很具体、很生动。”他对记者说，“比如对空气和光的感觉。”小时候，他经常去上海探望在干校被隔离的父母，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每当火车过了南京长江大桥，他就感到空气的味道不一样了，“北方的冬天是凛冽的味道，干而冷”。拍天津，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影片在天津拍摄的计划，因为成本限制最终搁浅，选择了在上海松江影视基地拍摄。但郑大圣尽力还原了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天津城，描摹当时的市井风貌，抓住天津文化浸润中的城市气质和市民精神。在《天津闲人》中，多个情节的发生地—— 一座拱桥，尽可能接近天津历史上的金刚桥。在《危城》中，宛儿约萱之见面的广场，也像极了天津意式风情街的马可波罗广场。

　　借着老天津的风貌，郑大圣最终想呈现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天津老百姓天生具有幽默感和喜剧表现力，同时拥有民间生活智慧”。天津闲人是其中一个群体，他们看似体面，社交极广，但实则命如蝼蚁。但郑大圣看到了苏鸿达这个人物身上的“一点光”，“一个草根在那个年代发现了上层人物的惊天秘密，现实逼迫一个细小的生命做出抉择，选择过貌似体面的生活，还是为了尊严负隅顽抗？”他最终选择了无异于垂死挣扎的抵抗，最后被整死，但在郑大圣看来，“他改变不了世界，但重要的是他选择了”。

　　你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导演的作品，《天津闲人》从镜头语言到人物形象、动作台词都比较夸张，像街头露天表演秀；《危城》则婉约细腻，讲述一个古典气质的女孩不为人知的爱情，镜头经常对准她的脸，捕捉她微妙的表情和心理变化：幽怨、惊喜、担心、掩饰……“我想尝试用完全不同的风格，讲述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城市中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外在，一种内敛。”郑大圣说。在他看来，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即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对城市的感知会完全不同，“每个人心中不会有同一个北京、上海、巴黎、纽约”。

　　好奇心很重的电影导演

　　对多元化风格的尝试并非只体现在这两部新片上，从第一部电影《阿桃》起，郑大圣就没在一条既定的电影风格上走，《阿桃》很清淡，像散文，《王勃之死》是诗电影，《廉吏于成龙》是戏曲电影，《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则是纪录片……这期间，他还导过话剧和昆曲，一部动画片也正在计划之中。

　　他自称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导演，喜欢尝试，在不同的领域穿行。“多有意思啊！”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喜欢这样做时，他这样回答。作为一个导演，他认为这个工作带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经历和体验本身。他曾经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制作系攻读硕士，这座以先锋和实验闻名的学校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分野非常模糊，跨界创作非常频繁，“每个人都在跨界，我虽然就读电影系，但是我可以做很多的装置，还可以修陶艺的学分。”

　　尤其是在美国读书时拍实验电影的经历，使他有了大胆实验的精神。“实验电影就是不断地试，跨界试，离经叛道地试，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它是关于可能性的探索，而不是关于一个标准答案的复制。”郑大圣说。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观，“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拍电影可以有无数种观念、手段和语言。”这种实验的精神听起来冒险而刺激，由此催生了郑大圣一系列的电影都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多部影片均在国内外斩获奖项。

　　成本再低，都会找到办法

　　《危城》中的故事发生在春夏，在主人公的庭院里，有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这是剧组专门做的。演员们穿着短袖演戏，有几个镜头能明显看到他们说话时的白色哈气。郑大圣无奈地称“穿帮了”。12月的上海，演员们冻到现场忘词，虽然后期加进知了声，将光线调成夏天的亮度，但是对哈气却没办法。“如果钱再多一点，后期就可以通过技术把哈气擦掉。”他说。

　　“成本很低很低，比你想象的还要低。”郑大圣这样回答记者对于两部新片成本的问题。拍摄周期因此短暂和紧迫，两部影片，必须在42天全部拍摄完成，多一天，预算就要崩盘，所以两部影片的拍摄间隔只有4个半小时。而一部电影正常的拍摄周期，最少也要一个半月。

　　在拍摄现场，低成本带来的无奈和窘迫随时可能发生。《天津闲人》中，揭露了四六爷秘密的苏鸿达在深夜的大街上被对方拦下，两人对峙，戏剧冲突达到最激烈处。这场戏郑大圣用了一个升起来的镜头，“如果我们再多一点钱和时间，就可以有一个臂长更长的升降机，这样就可以升到更高，哪怕是再上去三四米，镜头语言传达的东西就会更不一样。”这个遗憾让他和摄影指导在现场叹息了好多次。

　　拍街景时，镜头也无法放太宽，因为没有那么多群众演员在街上走。这两部新片，群众演员最多时是100个，但是撒在大街上就不见多。“人都是在走动的，走几步出画了就无效了。”郑大圣说。同样的这条大街，拍《色戒》时群众演员是2000人。

　　在他看来，在拍电影这件事上，钱再多都会觉得不够，“因为对于完美而言，没有东西是够的”。对于拍过实验电影的他来说，却可以应对下限：钱再少，他都有另外的办法。这些办法必须找到，必须做到。“没有2000个群众演员，我依然可以用别的方式，让影片看起来讲述的依然是大城市大时代发生的故事。”

　　最残酷的影评来自家人

　　著名导演黄蜀芹的儿子，或许是郑大圣绕不过去的一个身份标签。在上海拍这两部新片时，母亲很认真地对他说，天凉了，不要忙到太晚，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郑大圣很明白，作为导演的母亲很清楚在拍片现场导演是不会觉得饿的，为了赶进度、抓天光，会一个接着一个镜头拍下去，导演不说吃饭，周围的工作人员只好跟着往下拍，很辛苦。

　　有个做导演的母亲，儿子好像就顺理成章被影响着做了导演，事实并非如此。当年高考时，历史、建筑、中文、美术几个专业都在郑大圣的考虑范围内，最终上了上戏的导演系，是因为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最早，考试通过后，当年那个十几岁的男孩的想法很简单：考上了不就提前解放了？至于未来将电影导演作为职业，“一个高中生哪会有这样的先知先觉？”他考上戏，家里人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家庭给了他选择的自由，选什么专业，他可以自己决定。

　　郑大圣的父亲生前是美术指导，三个同行在家里却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深度探讨电影。他们不会特意看彼此的片子，如果看了也是一句话影评，而且多半都只说问题。郑大圣告诉记者，这简短的一句话通常是轻描淡写的，但往往一针见血、直指软肋，他听到的对自己影片最残酷的一句话影评就来自家人。这种批评并未对他有太大负面的影响，“其实导演审视自己的片子的次数是最多的，从拍摄到后期，所有的毛病自己都能看到，而且越到后来就会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