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本土出发，游学多年，在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终的选择是回归传统。

　　其实，百年以来，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华士子们也始终没有停止比较、探索与选择，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当然，他说的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大家，经、史、子、集、儒、释、禅，无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来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可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体西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身“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也曾先后留学英美，也曾迷恋过艾略特和罗伯-格里耶，但当他们回到台湾后，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余光中还专门为此撰文，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台湾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这又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说明了他们“好古”或“守旧”？或者说明了中华文化的惰性和强大的惯性，难道不可能或者更可能说明了恰恰是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本土出发，游学多年，在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终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如果再收缩到诗词创作的范围来看就更说明问题了。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样，开国元戎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古体诗的爱好者与大作手。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很多领导和将领。同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当然，他们都是旧瓶装新酒，以旧体诗反映新时代、新理念、新生活，成了此一道路上的开山与大师。他们的同道还有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聂绀弩、钱仲联、钱钟书等等。这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近、现、当代中国文化巨子的共同选择，从另一意义上说，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选择。时至今日，以发表旧体诗为主的《中华诗词》，其发行量与影响早已远远超过《诗刊》，这又可以说是代表了草根的选择。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重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描绘出的中国新文化发展蓝图三要素——“老百姓喜闻乐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说的是何等的好啊！毛泽东以他一辈子的诗词创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使毛泽东诗词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是不折不扣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典范之作！毛泽东前瞻性的诗歌——文化理念和成功实践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崛起，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启示意义。

　　（壬辰三月于京西黑白斋）

　　（作者为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