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字闪亮在历史深处

　　“除了语言所的专家学者，参加到《现汉》编纂中的还有哪些人？”记者问。

　　韩敬体没有马上回答，从桌子的另一头，端过一个如今已不太多见的卡片盒。“这是我为编《现汉》50年纪念文集从地下室找出来的，当初上百万张卡片现在都放在那儿，没时间整理。”他边说边翻捡里面的卡片。

　　半个世纪的岁月，让面前的卡片十分沧桑。

　　面前，是韩敬体找出的词条“佛教”卡片。留在方寸之间的，是已经十分久远的事情。“佛教词条，专送了一些机构审阅。”韩敬体解释说。卡片上，有历史所熊德基先生提出的意见：“似可提一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很兴盛。”季羡林则提出：主张三条不确切，不好改依历史发展说。……“但在锡兰……等国”改为“亚洲许多国家”。叶圣陶的修改意见是：“‘六世纪后’第一个世纪是七世纪，以下世纪都在‘六世纪后’。我以为这等地方应说‘X世纪始’。”这些意见，是《现汉》试印本出版前征求意见时提的。查阅手边的《试用本》，我们发现，季羡林的意见已被采纳。

　　韩敬体拿出的另一张卡片，是“否”的词条。用毛笔书写的清秀小楷下面，署着著名学者王力的名字。魏建功也对这一词条提出了3项修改意见。

　　100多万张卡片上，会留下多少当时著名学者的思想、学问与墨迹，现在还是个谜。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后来人却是于历史深处听惊雷了。

　　编纂者刘庆隆说，《现汉》试印本编纂时，调动了全国300多个单位，包括杂技团、曲艺界、军事科学院等，词条涉及到的所有专业部分，都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人家审稿花了大功夫。征求意见并不是一次，单铅印的征求意见稿就4遍，油印稿就更多了。

　　语言所原副所长董琨说，参与《现汉》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都参与其中。这些大家不讲名利，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现汉》是语言所编写的，但实际上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

　　修订《现汉》，聚集了当时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专家。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征求意见的范围，涉及149所大中学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有一个人的名字，没列在编纂者中，而是留在了《现汉》出版的历史中，他是著名出版家陈原。1972年，国家已经陷入小学生上学连一本字典也买不到的困境。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使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文革”前没来得及正式出版的《现汉》的修订。1973年5月，《现汉》“试用本”终于出版。但仅仅10个月后，姚文元借“燎原煤矿评论组”为词典提意见之名，发动了一场针对《现汉》的大批判运动。一时，帽子乱飞，棍子乱打，商务印书馆大礼堂挂满了批评当时主持工作的陈原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将大字报糊在他办公室的门上。风口浪尖上的陈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泰然处之，冷静而倔强。他那睿智并具有远见的“划清词典工作八大是非界限的著名论点”，在搏击风浪中诞生。上边有人要把《现汉》成书化成纸浆，陈原却让商务人把几万册词典巧妙地入库封存起来。直待“四人帮”倒台，这些词典终于发行到读者手中，解了全国词典匮乏的燃眉之急。

　　一部部《现汉》人生

　　语言所现在还在建国门内大街社科院六楼的西头。走在幽静的楼道里，记者想起了李荣——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人很消瘦。想到这次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先生，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感慨顿生。

　　有人这样评价李荣：他是《现汉》的主要定稿人之一，在长达3年的词典定稿时间里，他殚精竭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学识和智慧。这里说的3年，是1961年到1963年，李荣因营养不良患着浮肿，眼睛高度近视的他，看色黄粗糙的劣质纸上的6号字整整3年，眼底黄斑病变、出血都不知道。“结果，报销了一只眼睛。”那一年，他才43岁。

　　从《现汉》试印本开始，就是主要编纂人员的刘庆隆，参加了《现汉》六个版本的编纂，可谓《现汉》“六朝元老”。如今88岁的刘庆隆因病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说的话，连平日照顾在他左右的女儿也已经无法听懂。几年前，他将一段文字，写在他《辞书编纂工艺导论》的后记里。

　　“时间过得真快，当初懵懵懂懂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样事情，就是编辞书，其中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新华字典》，一本是《现汉》，都是从开始就参加，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说起来，干什么事情，能干成、干好都不容易，编辞书尤其如此。它既要有理论基础，也得有实践经验，还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任何一位语言学家都是辞书学家，没有亲手编过辞书的，总有隔膜。”

　　书中所集文字，是刘庆隆多年的积累，“有的写成文章发表了，有的写成文章压在了抽屉里”。看到现在讲辞书编辑具体方法的书少，更有感于“编辞书，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学习摸索的过程也比较长”。于是，他把自己多年以前写好的旧稿拿出来出版，给刚从事辞书编纂的人提供借鉴。可此时，他“已经不可能重新整理加工”旧稿了，不仅因年事已高，而且，病患缠身。

　　1956年启动《现汉》编纂时，韩敬体还是河南柘城第一中学初三的学生，晁继周在北京四中读初三。

　　1964年，韩敬体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语言所。“一来词典室，丁先生就发给我们两部书：八本《现汉》试印本和1962年修订的《新华字典》。”看字典，成为韩敬体工作的第一课。这以后，近五十年，韩敬体的大悲大喜都没有离开过《现汉》。采访时，韩敬体翻着一版版《现汉》，给我讲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讲‘娘子关’的。说，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率领百万女兵，驻守娘子关。那时代，会有这么多女兵吗？我有些怀疑。去查《辞海》，也是说平阳公主组织妇女成军。我又去查《隋唐嘉话》等书。终于查出‘李渊的女儿统帅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并非女子成军，而是女子为统帅之军。由此，《现汉》的‘娘子军’词条，有了准确的表述。”

　　这样的事，发生在词典室每一个编纂者的工作中，发生在《现汉》编纂的那些日子。《现汉》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始终以学术引航、以学术研究为支撑。这种学术研究始自词汇的采集，贯穿词典编纂每一个环节。

　　“编词典有辛苦，有后怕，心中始终忐忑不安。编词典，要求知识广博，这就催促我多学、多看，学了一辈子，还是赶不上需要。”韩敬体已经退休12年了，12年中，他与晁继周一同主持了《现汉》四版、五版两次修订，又参与了《现汉》第六版的修订。“能为我国的语文发展做点事，此生没虚度。”韩敬体说出心中所想。

　　“我编《现汉》34年了。这工作，责任大啊！手中诞生的是‘无声的老师’。词典出版的时候，读者非常兴奋，我们这些人却惴惴不安。词典编写、修订中常常遇到矛盾，弄得编纂者很纠结。你记录了语言实际，却常常被指责为‘不规范’。记录语言，指导使用，对语言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捍卫民族语言。浑然不觉的规范，才是最成功的规范。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检验标准的标准。如‘荫’《审音表》规定只读yìn，不读yīn，‘树荫’‘绿荫’一定要写成‘树阴’‘绿阴’。我做了调查，从1986年4月12日《审音表》正式颁布施行起，到2004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树荫’‘绿荫’‘林荫道’‘绿树成荫’四个词语的词形分布情况是：‘树荫’253，‘树阴’13；‘绿荫’698，‘绿阴’21；‘林荫道’131，‘林阴道’3；‘绿树成荫’442，‘绿树成阴’9。这里还不排除作者本来写做‘荫’，而编辑为执行‘标准’而改做‘阴’的。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审音表》关于“荫”字读音和用法的规定基本上没有被执行，是十几亿使用汉语汉字的民众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少数制定标准的专家和官员应该反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出灵活处理的办法，在执行规范标准的同时开了一扇门，为播音员、演员和所有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寻找到一条出路。”对此，晁继周很欣慰。

　　与《现汉》结缘，改变了晁继周的生活。最初，语言所要求，词典室每个编辑每周要收集20个词汇写成词条卡片。几十年坚持下来，收集词汇，已经不仅仅是工作的要求，也成了晁继周生活的习惯。“看电视剧，别人是在看故事，我却常常是看完一部电视剧，讲了什么故事浑然不知，我的兴趣在字、词，在发现词的新用法、新意义，发现以前用法的错误、没注意到的语言现象……”从他的话语中，我感知着《现汉》人对事业的爱之深，情之切。

　　同样默默地为《现汉》奉献着学识和青春的，还有《现汉》的责任编辑们。责编刘一玲、谢仁友在2004年用10个月时间，对《现汉》第五版修订稿提出的审读意见竟达3000余条；2005年1月和4月，商务汉语编辑室全体动员，先后两次认真审读全稿，提出900多条审读意见。其中，大多数被采纳。而这，正是一代代《现汉》责编工作状态的缩影。

　　“辞书水平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只能追求更好，难以做到最好。这使我们想起《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过的一段话：‘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赶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晁继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日久经年，《现汉》编纂者们把生命融进词典编纂的琐细与平淡。他们是明知太阳不会被追到仍然去追赶的人，他们心中的追求与脚下不停的步伐，向人们诠释着中华民族的高远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