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巧风俗是古老秦文化的遗留

□ 赵逵夫

　　汉魏以来，以七月初七为题的诗赋很多，所反映的风俗大体与周处《风土记》、宗懔《荆楚岁时记》等记载差不多。据我所知，只有甘肃西和一带的乞巧之风俗最为特殊、最为隆重、持续时间也最长。当地的乞巧都是从农历七月初一起，到七月初七止；而且都要供奉用纸糊的巧娘娘，未婚女孩成群唱歌，又跳又摆，并一村一村、一街一街间互相走访，对姑娘们来说，其热闹欢乐的程度远过于春节。据上辈相传，此俗历史悠久。

　　我以为，乞巧风俗同秦人的传说有关。“牵牛”、“织女”最早为星名，见于《诗·小雅·大东》。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牵牛、织女由星名变成为中国长期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农民形象的写照。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人们联系牵牛、织女二星分别在银河两岸的事实，有关传说逐渐转化为悲剧的故事。

　　上古时候以人名命的星名大都是部族中的杰出人物，如轩辕、造父、傅说等。织女乃是由秦人始祖女修而来。《史记·秦本纪》：“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秦人之祖。传说中的秦人始祖女修，就是以织而闻名，传于后代的。因系氏族的始祖又有神话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故成为星名。至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诗，即已是悲剧的结局。

　　关于牵牛，从农耕在传说时代各部族经济中的地位及文化传播的整体状况考虑，应是由周先公叔均而来。据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周人最早发祥于今陕西中部偏西的长武至甘肃庆阳一带。“碾子坡居邑略早于古公迁岐之前，属于先周文化早期偏晚，以此为标尺，有可能找到比它更古老的先周文化，然应扩大到甘肃马莲河流域庆阳地区去寻。”这就是说，周人最早是发祥于陇东的。

　　周人处于黄土高原地带，农业发达很早。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出土家畜遗骨甚多，而其中又以牛骨为最多。可见当时周人畜牛普遍。《山海经·海内经》云：“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这是服牛用于农耕生产的最早记载。商先公王亥服牛至有易，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买卖放牧以供食用，尚且看不出是用于农耕（甲骨文中虽有“犁”字，但已至商代中期）。大约叔均以前种地是用人力，即所谓“刀耕火种”的办法，叔均始用牛耕，节省了人力，又相应地带动了工具的改造（由人用的耒变为畜拉的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旱神魃所在之地“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由此可见，叔均因在农业发展上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在上古时享有很高地位。

　　周人一直重视农业，这由《诗经》中的《七月》《大田》《丰年》等诗可以看出。《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牛来思，其牛湿湿。”则周人同牛的关系是比较深的。所以说牵牛应是周人据其祖叔均的事迹而命名的。

　　秦人究竟发祥于何处，过去学术界一直弄不清楚。近十多年中在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大型、密集的秦先公先王墓葬群，人们才弄清：秦人发祥于今天水西南、西和礼县二县之间。我以为西和一带隆重的乞巧风俗是秦文化的遗留，这同礼县盐关（大堡子山以北）的骡子市场一样。习惯、风俗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周人先是逐步南移，至长武一带又东南移。秦人由西汉水上游渐渐东移，至原来周人所居之地。周秦居地的重合也必然形成文化的融合。这应是牵牛、织女故事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织女的传说同秦民族有关，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古人称分隔了牵牛织女的银河为“汉”或“云汉”、“天汉”。比如《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可以服箱。”《毛传》：“汉，天河也。”看来最早天河就被称为“汉”，后来为区别于地上的“汉”——汉水，才称作“云汉”、“天汉”。《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漾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此陇西指陇山以西之地，非今之陇西）。”三国时沮县在今略阳以东，沔水所经，西汉水在其东流过，郦氏在这里将两水相混。就“氐道”言之，则应指流经陇南西礼两县之西汉水（氐人发祥于仇池山一带，其地秦以为武都道，即氐道）。以“汉”为天河之名，显然是秦文化的遗留。

　　此外，目前关于牵牛、织女的传说，能反映出一定情节的，都见于秦文化范围。首先，《三辅黄图》中说，秦始皇并天下以后“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秦始皇以渭水象天汉，既表现出以天帝自喻的思想，也反映出秦民族古老的记忆。而在渭水上架桥以象牵牛渡天汉，更可看出牵牛、织女传说在秦文化中的印象。

　　其次，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期间竹简，其中《日书》甲种有三简写到牵牛织女的情节，其155简正面云：“丁丑、己酉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第3简简背云：“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看来在战国之时牵牛娶织女为妻和以后二人分离的传说已经形成。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看，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在周秦之地形成的，牵牛来自周人之祖，织女来自秦人之祖；西和颇为繁盛的乞巧风俗是古老秦文化的遗留。

西和乞巧节的秦风余响

□ 刘锡诚

　　2007年，西和县为了把西和的乞巧风俗申报国家名录作准备，由西和一中的师生组成的乞巧文化课题组，对西和的乞巧活动以及乞巧歌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录（录像记录和文字记录），并出版了他们记录的《西和乞巧风俗图录》和《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向世人贡献出了西和县的民众在七夕节候里的乞巧活动和乞巧歌在21世纪初的活态文本。这两本书，无论是作为项目申报和立项的依据，还是作为七夕节期间的乞巧活动和乞巧歌研究的对象资料，都是极其必要和可贵的。无论就其所附丽的乞巧风俗与活动而言，还是就其唱词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西和地区的乞巧习俗的全貌。这些当今时代记录的乞巧歌文本，反映了或囊括了当地七夕节期间的全套乞巧活动，从七月初一把巧娘娘请进屋内上桌供奉起，到七月初七之夜的最后一个程序“照花瓣”（卜巧）结束，送走巧娘娘止，这七个昼夜里“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六个环节（程序）的全部仪式歌，为我们提供了与20世纪30年代赵子贤记录的《西和乞巧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

　　昔日的乞巧活动及唱乞巧歌的情景及其意义，如赵子贤先生所说的：“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而如今的唱巧活动，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我们看到，妇女们以全身心的情感和精神吟唱的乞巧歌中，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妇女对自身命运的悲悯呼唤的延伸。一如《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序言作者宁世忠先生所说的：“在这漫长的‘娱巧’，过程中，妇女们自己的创作都大量涌现出来了。除了口耳相传的唱词，她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唱起自己的追求与愿望、家庭、困惑与酸楚、牢骚与不满，唱着唱着，心情激动了，泪水滴下来了，以至泣不成声了，甚或相抱痛哭了。我以为这才是乞巧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由于地理和人文两方面的原因，如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和社会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西和所固有的古老的乞巧风俗，比较完整地被保留下来，且流传至今，实在是难得的一个文化个案。尽管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从文学上说，乞巧节所演唱的乞巧歌也许比一般的山歌、花儿显得略逊一筹，但就其所反映的歌者主体的情绪、愿望和憧憬，以及中国农业社会的社会情状而言，它又是颇为精彩、独到而深刻的，不愧为是“秦风的余响”。

　　与其他传统节候，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全民参与不同，七夕节主要是未出嫁的少女这一特殊人群的节日，故而也称作女儿节；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逐渐把结了婚的妇女这一群体也增加进来了，故而有的地方又称其为女人节。西和的乞巧节及其乞巧活动，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有不少40岁以上的妇女参与其中，由于她们的阅历多、体验深，所以她们所唱的乞巧歌，其内容所涉及的社会情状和人生图景，显然要比阅历较浅而纯情的少女们更为广阔和深沉，甚至流露出某些忧郁、悲戚的人生情怀。

　　作为七夕节候整套风俗系统之核心的核心，不是别的，而是“乞巧”。妇女希冀从“乞巧”的习俗中获得“巧”。“巧”是她们对人生的憧憬。“巧”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巧”是她们改变悲苦命运的法宝。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整套的礼教和伦理压在妇女头上，譬如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等戒律，就规定了妇女的卑下地位，要求妇女要“夫唱妇随”，否定妇女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譬如世俗生活的磨难，日复一日地摧毁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柔美天性，她们在默默无闻的劳苦中变成了黄脸婆，她们一个个蜕变成了谁都可以使唤的工具。于是，“巧”和“乞巧”便成了妇女要改变自身卑下地位、从被压榨的处境中突围的一种现实的路径和高尚的追求。“巧妇”也就成了漫长的耕稼社会里民间对有为女性的赞赏和评价。“巧娘娘”成为所有妇女心中圣洁的神灵和翘首企望的楷模。她们一遍一遍地吟唱着“我请巧娘娘下凡”，她们说：“天荒荒地皇皇，我请巧娘娘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先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汉源镇黄磨村的代玉翠唱道：“七月初七天刚亮，水泉门上跳着唱。今天她是喜庆人，巧娘叫我剪花样。进水宫来照一眼，样样本事教得全。明千针仓仓穿，绣出的花儿突噜噜颤。巧手学会裁衣服，裁缝裁的端又端。”“绣”的主题特别多，什么《绣村庄》啦，《绣扇子》啦，《十针绣》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女孩儿们乞求巧手的愿望。她们不仅为自己乞求学得巧娘娘的“七十二样好手段”，向巧娘娘乞求个人幸福家庭幸福，而且乞求她们的孩子也能成为“巧子”。何为“巧子”？研究者王笠衫注意到了乞巧者的这种心愿，写道：“七月七生的女孩，大率都叫巧子，所以到了七月七，想起女儿要抓周了。”有一首扬州的乞巧歌弥补了西和乞巧歌的缺憾：“七月七，看牵牛，我家巧子要抓周，三十子是个佛睁眼，还要到地藏庵里上灯油。”

　　“七夕”的唱巧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年轻的女儿们避开男人而委婉地表达这种愿望和追求的时机，她们在唱巧的时候，暂时忘掉了她们悲苦的命运和不幸的境遇，歌声成为她们心灵之声的寄托。她们咏唱青蛇白蛇也好，咏唱梁山伯祝英台也好，咏唱孟姜女送寒衣也好，咏唱七仙女下凡也好，咏唱王宝钏也好，咏唱莫愁也好，她们在歌唱中给予被咏唱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深切的同情，一波一波不停地捕捉和寻找那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愫。尽管如此，却也掩饰不住美好愿望背后的丝丝悲凉，正如咏唱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的歌中所说：“朝朝暮暮一朵云，岁月凄凉在天空。”

　　本版文图除注明供稿者外，均由西和县文联提供，文字部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