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三

　　谁会是下一个“幸运”之星？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观众也像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图书、电影等）更加趋向年轻化和低龄化，似乎只有年轻人才能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在这个意义上，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所针对的主流群体就是都市青年人，像老年、养生类节目则处在相对边缘的状态。而这些进口节目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很大程度上也是满足当下中国青年观众的心理需求。《中国好声音》虽然有“好声音”的噱头，但其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却与之前热播的《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并没有本质差别。

　　2010年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推动真人秀节目由“超女快男”转向身怀绝技的“草根”达人，而其原版《英国达人》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则是因为2009年4月成功“制造”出苏珊大妈的“奇迹”，一个体态发胖、衣着寒酸的小镇大妈却拥有“天籁”一样的声音。于是，在“全球”观众的见证之下，一只“丑小鸭”瞬间变成了“白天鹅”。《中国达人秀》也秉承这样的宗旨，把电视荧幕变成“见证奇迹的时刻”，断臂钢琴师、菜花甜妈等草根达人纷纷登场，“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也随之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竭力营造的“文化氛围”。2011年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同样是让“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或拥有超级才艺的普通人“圆梦”的节目。

　　在《中国好声音》“盲选”阶段，除了一个又一个“好声音”登场之外，最具有戏剧效果的就是嘉宾对选手的“争夺战”，这种成功者将留在聚光灯下、失败者只能黯然离去的“竞技场”非常恰当地言说着这个时代的生存规则。而在“淘汰赛”中，舞台被“适时”地布置成了“拳击场”，选手“随机”挑选对手，最揪心的瞬间就是导师含泪宣布谁将留下的时刻，因为竞技游戏的规则就是必须有一个赢家。可以说，这些被进口节目所强化的“梦想总会从天而降”、“奇迹总会发生”以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竞技逻辑，无疑成为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现代职场的翻版。只是看似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却是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的“赢家”。

　　这些寂寂无名的音乐青年更渴望、也更相信幸运之星的降临。谁是游戏者，谁是被游戏者，谁又是这场游戏的幸运儿，是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一旦关掉电视走出家门，下一个上场的恐怕就是我们自己。不过，或许也可以换一种思路，为何只有“逆袭”、只有在“聚光灯下”才意味着一种幸福和成功，而做一个不会创造“奇迹”的普通人就只能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失败呢？在这个意义上，要紧的不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参与“选秀”，而是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人生的目标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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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了3个月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9月30日终于画上句号，在上海体育场落下帷幕，总冠军也在万众瞩目中，在数万名现场观众和99位媒体评审的投票下诞生。

　　《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是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强力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著名歌手作为明星导师言传身教，为中国乐坛的发展提供一批怀揣梦想、具有天赋才华的音乐人，树立中国电视音乐节目的新标杆。当晚的“巅峰之夜”就像一个毕业盛典，所有的学员在《中国好声音》这个学校里面深造了两个多月，学有所成，也博得了亿万观众的关注。该节目在近期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范冰冰、汪峰、吴彦祖、亚当·兰伯特、周立波、张惠妹、刘亦菲、苏有朋等明星到场，他们甘当绿叶，为光芒四射的优秀《中国好声音》学员们颁奖。

　　演出现场特别设立了六大奖项。郑虹、平安获得“天籁的回响”奖；张玮和丁丁获得“活力的激荡”奖；李代沫和王韵壹获得“魅力的光芒”奖；王乃恩和张玉霞获得“心灵的歌声”奖；金池、权振东获得“实力的绽放”奖；多亮、魏语诺获得“梦想的力量”奖。学员终极对决的票数统计最激动人心，杨坤组的金志文首先被宣布票数最低，第一轮即被淘汰。之后，庾澄庆组的吴莫愁与刘欢组的女学员吉克隽逸PK。这一轮投票下来，吴莫愁胜出。吴莫愁与那英组的梁博会师巅峰对决。最终，梁博以一曲《我爱你中国》，一举胜出，加冕年度“中国好声音”。

　　伴随着高收视率、高关注度、高话题度，《中国好声音》在中国的初次亮相给观众带来了惊喜，但节目的意义似乎并不仅限于此。随着节目的结束，挖掘节目成功的命脉，谋求改善好音乐匮乏现状的道路，应该是值得行业深思的话题。 （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