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中的记忆与遗忘

□ 夏 末

　　经 典 

　　经典这个充满主流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被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浪潮冲决为两支，一支仍是教材化的经典，草根阶层无权言说，即使是学者也需焚香沐浴、正襟危坐才可谈及；另一支是消费化的经典，在不断的重复与变异中实现其价值。今天当我们言及“经典”二字，它很难再作为衡量一部作品优劣的价值判断，流行度变成了另一重标尺。

　　搞笑配音频繁援引《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TVB古装剧、香港武侠片等，此类影视剧的流行与媒体无节制重播有关，但电视台、暑期档并非全部缘由。消费化的经典本就与时俱进，《红楼梦》的文本原是教材化的经典，当其诉诸影视，即被不断播放、观赏，以至于今天仍有人对“83版红楼”津津乐道，微博中也好以“妹妹可曾……”、“不曾……只……”句式逗闷子，《红楼梦》不再高居于学院庙堂，而成为一种消费品和消费记忆植埋于消费者的生活序列中。

　　《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从诞生之日就天然具有娱乐属性，十几年来随着时代变迁，它们被不断填充新的话语、赋予新的功能，最初这一行为是由大众文化的传播者来进行的，随着文字、音乐、视频等自主发布平台的进步，今天已有长足成长的受众已大量投入反馈式的创作。少年时代的记忆被重复表述，许仙与白素贞手舞足蹈的表演、尔康与紫薇子曰诗云的台词，这在今天看来稍显矫揉造作的表达方式在重复中被放大，成为那个特定时间段里记忆的标本被亲历的人群供奉与赏玩。

　　消费化经典被反复重写以确认其价值，但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价值恰恰生长在几乎不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地方，那些可以被任意改写的词句让后来者拥有了无限的发挥空间。受众在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规训之外建构自己的经典的同时，其自身却是被大众文化建构的，他们的反馈式创作并不能出离大众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的游戏规则，是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简单模仿。

　　记 忆 

　　还应该看到，这一代人对经典的反馈式表述与前人大不相同，他们既承认它的经典又绝不砌词赞美它。皇阿玛审问紫薇、小燕子的片段被重新配音，小燕子用俄语申诉，皇后用法语质疑，令妃用标准的周杰伦式台湾普通话劝解，尔康、尔泰、永琪更是南腔北调；容嬷嬷严刑逼问紫薇的台词则被改成“标点要用全角，正文内容宋体小四号字，后记感谢娘娘恩典”。

　　须知“还珠”、“新白”等影视作品乃是“80后”、“90后”成长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观之，“改词”就是颇具隐喻的举动。创作者通过对经典话语的改写，很可能也在改写“80后”、“90后”的集体记忆。精致考究的台词、形式感极强的表演被他们以戏谑的方式重新表述，可以被铭记的所谓经典台词绝不是山盟海誓、诗词歌赋，而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我怎么无情怎么无义怎么无理取闹”这类快乐的啰嗦和“一个破碎的我怎样拯救一个破碎的你”这种肉麻的表白。

　　这是“80后”、“90后”的前辈以理想主义辞藻打造的乌托邦，今天，“80后”、“90后”已经长大，“60后”、“70后”那种理想主义的抒情方式已不再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他们的话语是“浮云”、“神马”，是“hold住”、“伤不起”，他们已经跨越了那个不经反思内省和自我消化就轻易认同前人给予的经典的年岁。试图冲破那个太过完美、居高临下俯瞰着他们的世界，方式往往是颠覆，是对次要角色的重认、固有人物关系的重构，有一部分甚至是破坏性的，容嬷嬷被塑造成尔康、尔泰、永琪共同追求的梦中情人；法海也打了翻身仗，成了对许仙痴心一片的情种。被平反和标举的形象与以往人们认定的主角、正面人物之间人为地形成了某种对立和紧张，这恰恰是在为重构者自身对待经典的潜在反叛意识赋形。

　　现 实 

　　在改写成长记忆的同时，他们或许也在改写当下的现实记忆，搞笑配音作品无一例外选择了对古装剧的重述，这很可能是与穿越小说完全相反的旅程。穿越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逃离现实踏入理想彼方，《步步惊心》中若曦不必面对升学、就业、现代人际交往等社会困境，全部精力用于和十几个“高富帅”谈情说爱；而搞笑配音却试图迫使理想彼方的来客面对今天的现实，当华妃的丫鬟说“娘娘，现在校车不安全，咱们坐船去学校”，唐僧说“动车能送我们上西天，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包拯说“各位亲，股票不涨、房价不跌，尔等一律不许结婚”，看似与驼鸟般一头扎进稻草垛自以为可以躲避天敌的穿越小说旨趣截然相反，然而这种方式除了博观众会心一笑之外，真的能让人们直面现实吗？

　　创作者追求酷似原音，试图以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声音发言，当一个古人把网络流行语、时下社会热点一览无余，巨大的反差无疑塑造了一个无法融入现实社会的自我，因为这种声音从头到脚、从姿态到表情都是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的，发声者不属于这个时代，而属于他们的创造者的上世纪70年代或更久以前，一个旁观者，他困惑不解、出言嘲讽，用的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语，说的是这个社会的新鲜事，越是言说就越给人以违和感，这正是搞笑配音的笑点和奥秘所在。创作者有意无意间以这种方式消解了现实的沉重，却未能直面现实，现实被“非我”的声音言说后，困难仿佛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荒诞，其背后等待解决的问题被最大限度地回避与悬置。行文至此我想起了王朔的小说，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言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