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海战中“情感”桥段说起

　　祝东力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有好几段情感戏，是说爱国将领邓世昌与船政学堂同学、北洋水师同僚刘步蟾的小妹从小青梅竹马，成年后又邂逅于英国伦敦街头；这位刘小妹外向而欧化，说英语、著洋服，交游于清末海军精英，出入于北洋水师军营，懂感情，识大体，发乎情止乎礼义。

　　应该说，这条情感线，还是为中日海战这条主线增添了色彩，并且好像也是冯小宁编导刻意追求的“新意”之一。

　　说到“新意”，就不能不对比一下那部经典影片《甲午风云》。不全是巧合，1962年出品的《甲午风云》里也有一条情感线，虽然戏份要少得多。那是致远号兵舰上的水手王国成与其未婚妻李世英的故事，电影里交代，这位李世英是当地老渔民李大爷的闺女，王国成的战友济远号水手李世茂的小妹。但是，这条情感线，在《甲午风云》里并非只是为了增添“色彩”,设置这条情感线，是有其特定功能的，它联结着当地民众与水师官兵，引出民众对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抗敌行为的坚定支持，以及民众自发而韧性的抵抗运动。普通民众的抵抗与北洋水师的行动或交织，或平行。基层民众的视野是《甲午风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反观新片《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则完全局限在精英——而且还是朝廷体制内的精英的视野。它强调的是北洋水师军官们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留洋经历，突出的是中日双方海军官佐们的同窗关系，展示的是英语、酒会、钢琴和笔挺的海军军服。这种精英的视野和趣味，很大程度上的确真实再现了1894年的中国。那个时代，的确是精英垄断的世界。只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从1895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开始，中国社会的重心，才逐步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这个由内向外的过程，也是由上向下的过程，社会重心从督抚大员（洋务运动）转向中青年士子（戊戌变法）和留日学生群体（辛亥革命），再转向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甲午风云》中的民众故事，很大程度上浓缩了后来的历史趋势。

　　不妨对照一下日本近代史。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换个角度看，人材并不为政府所垄断，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间，甚至在乡村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而中国的近代化，“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仅有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缺少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参与，这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键。日本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潮是国家主义右翼，民间的右翼势力，如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右翼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化的深厚土壤。日本民间活跃的右翼力量，在《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中也有专门的表现。只不过，编导仅把它们作为一种戏剧性元素加以呈现，并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实际上，中国的全民动员，是在抗日战争中才完成的，这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由此，也确立了后来主导中国社会几十年的主流价值观、历史观。《甲午风云》正是这种价值观、历史观的产物，它的确有人为地拔高民众的嫌疑，但它表达的“民众的视野”，却指出了历史的“应然”：民众的动员，是中国战胜强敌的前提。《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放映于今年的抗战纪念日前夕，但编导并不理解抗战的真正精神。它把那段情感戏的主体，从基层军民改写为上流精英，立场、视野、价值观的变化，尽在其中。在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由于清廷的腐败，实质上是两种社会改革的对比：只有顺承社会民众意愿并由他们推动完成的社会改革才具有历史前进的意义。《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没有从历史高度揭示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