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大爱”、“顽童”三个关键词 是我塑造杨善洲这个人物的依据

　　电影不像电视剧，要集中典型事件创作。在拍戏的过程中，我总结了6个字：报恩、大爱、顽童，这三个关键词贯穿在他人生、工作的三个阶段。

　　在职期间，我着重突出了报恩。杨善洲兄弟姊妹6个，仅活下来2个，家里仍养不起，把他托养给一位农村医生，在大亮山挖草药、卖草药，然后凑学费。那时杨善洲的梦想就是今后能有自己的一亩地。解放后，共产党分给他家十多亩地，还有房子和牲口，他非常感动，却不知道怎样来感谢共产党。15岁在担架队，他的同伴比他岁数大，担架上山的时候，让他在前面，下山的时候，让他在后面，因为吃重的部分都在下面，他也因此心怀感激。这些都对他的人格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直想感谢共产党，后来找到了报恩的方式，那就是把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做好，让党满意、让群众满意。

　　他在职期间，保山是云南的粮仓。这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有时坐车会突然让司机停下，停下后，他就往回走，原来路上有堆牛粪，他把牛粪挪到地里去。此外，他到哪去吃饭都交钱，有次秘书忘了交，他就告诫秘书，不交钱，咱们吃的花销就会摊到老百姓身上，白吃白喝不行。他在职期间不接受采访，很低调，老伴也不跟他住，习惯在家住。老人一直没为自己的孩子解决户口。他其实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在职的时候，一次是上了大亮山之后。在职的那次有农转非指标，他却把它放到抽屉里没用。他跟秘书说，如果我考虑了我的孩子，那我手下的干部要找我来解决指标该怎么办？所以我都不解决。因为不徇私，他得罪了很多家乡父老相亲。后来，他说过一句话，等我离职以后，我一定给家乡做点事情，把欠的债还一还。

　　退休后，组织在昆明给他准备了房子，他却说要回大亮山。杨善洲说，第一，我要还欠父老乡亲的债；第二，在职这几十年我发现我们的山、土地发生了变化，树木砍伐太厉害，原来的绿山现在变成秃山，再不解决，咱们的父老乡亲的生存环境要发生变化。老百姓有顺口溜，“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下雨它能吞，干旱它能吐。”很多人都以为杨善洲说笑，有的人也表示怀疑问他图啥，他说，我图个称职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杨善洲是老一辈优秀共产党员的集中代表，他从来不想着自己，想得都是父老乡亲。这期间，我着重突出了老人的大爱品质。

　　大爱是在小爱的基础上形成的，老人付出了很多代价。在种树的过程中，杨善洲因为缺乏经验，被人骗了，果树不结果，要么结了果子不能吃，这时便有各种流言蜚语。老百姓问，种树有什么好处？老人便想尽办法，在种树的同时，为百姓们拉电，修路，给山里的农民提供便利。老百姓跟着他，20多年一路走下来。近年云南的水灾、旱灾都没有影响到大亮山的百姓。在种树的期间，老人也有一个农转非的名额。但老人并没给自己的孩子。有人觉得老爷子没人情，这主要是指他在女儿解决名额问题上，因为电影的时间有限，有些事不能铺开说。真实的情况是他给一个技术员的家属解决了农转非的户口问题。当时，他因上当，种的树不结果，急需技术员的技术指导，但很多技术员都不愿意上山，因为山上条件太苦了。后来，老人找到一个技术员答应跟他上山，但前提条件是为其爱人解决农转非的问题，于是，他给解决了。这时，又有人质疑了，但他不想回答，要以实际的行动回答。他的孩子知道了这件事，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爸，你这么做我们都理解，但是做你的孩子，做你的亲人也够难的。”杨善洲接到信后大病一场。他老伴知道后劝慰孩子们说，杨善洲做地委书记，不是给自己做的，是给老百姓做的，要是给你们解决问题，舆论能把他压垮。这些都是杨善洲的小爱，在这些小爱的基础上构成了大爱。

　　老人把每棵树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种树20年后，他把价值3亿多元的树林交给了国家，用自己的行动给老百姓以交代。保山市奖励了他20万元，他拿出10万元给孩子助学，6万元给工人建澡堂，在山上建巡视塔，观察火源。他自己留下4万元，说，我这一辈子欠老伴太多，这4万元留给她，让孩子们好好地孝顺她吧。

　　除了报恩和大爱，我觉得杨善洲还是一个顽童。杨善洲这样的前保山市地委书记，在60岁之后，孤独地在大亮山里呆了20多年，这样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要知道，老人不怕没有吃，不怕没有喝，最怕的就是孤独。杨善洲在大亮山里植树，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的沙滩上堆房子，堆着堆着，涨潮了，房子被冲散了，他就往后退，接着堆，潮水又来了，房子又被冲散，孩子就接着往后退；落潮的时候，发现潮水离自己的房子越来越远了，他就追着潮水退去的方向继续堆房子……如果说孩子是简单，那么杨善洲就是超脱。他不受任何干扰，20多年认准了一个道理，就是植树造林，正是因为这个执著的信念，他才能战胜长久的孤独。

　　可以说，“报恩”、“大爱”和“顽童”六个字主导了我的整个创作，它们是我塑造杨善洲这个人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