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底，我从天津团泊洼干校奉调回京，安排在人文社古典组，上班的第一天，见到大屋墙旮旯坐着一位老者，花白的头发，长长的脸庞，深邃的眼神，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模样，这就是周汝昌先生；便过去同他打招呼，以示亲热，不意他竟惊讶地问道：“你干嘛到这地方来！？”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傻笑，他却来了情绪，接着说：“编辑这一行，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又干不了。你干嘛来呢？”我告诉他，我是学古典文学的，以为这地方还算专业对口，所以来试试看，请他老先生多加指点。打这以后，我们也就算同仁了。

　　尽管周先生并不赞成我干编辑这一行，但对我的工作还是热心帮助。1973年初，我受命选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遇到问题，少不了向他咨询，向他借阅资料。我编胡适资料专辑时，就从他那里借来甲戌本（16回）影印本，抄录胡适的跋文。8月11日下午，我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到西直门内小乘巷启功先生家借取史树青先生所藏郭则沄《红楼真梦传奇》原稿，为的是校阅俞平伯先生所撰序文。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的选目颇费斟酌，我拟出初选目后，经多方征求意见，才最后定下三十三篇。在这过程中，周先生没少出主意。起初我想把周先生和胡适争辩曹雪芹卒年的文章收录进去，或者作为胡适专辑的附录，他似乎有所顾忌，劝我不要选进去。在我看来，作为参考资料，当不会惹出麻烦，因而有此动议；他既然觉得不选为好，抽掉就是了。在那年代，真可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有所顾忌，乃在情理之中。周先生知道我照他的意思办理，自然心满意足，来信向我表示感谢，曰：“蒙将拙文抽去，掩丑，真令弟感激涕零，解人哉。请上受弟一拜。”

　　上方布置出版周先生《红楼梦新证》，并同意修订，于是先生便忙于修订工作，很少再到出版社来上班，有事辄通过信札往还。我蒐辑的评红文章，绝大部分都拍成缩微胶卷，所以编辑部买了一台显微阅读器，周先生要查有关资料，我建议他到编辑部查阅。他的眼睛有病，看显微阅读器是有困难的，再说他也怕冷。有一次我到红星胡同周公馆看望他，听说眼睛出问题了，看东西，直线会变成曲线。这给他修改“新证”带来诸多不便。嗣后来信云：

　　“顷医诊云，弟目病情又有发展，较前更为严重，医戒更不许活动，只准坐卧，胸怀作恶，无计可遣，卧占一律，聊见鄙衷难言，绝唱矣，如何如何！”他写的《遣怀呈酸秀群才》有句云：“坏耳重新增作用，名花依旧减心情。签条听读舌为笔，撰者如斯亦可惊。”周先生本来耳朵就不好，听话时总是把手掌举到耳后，好像要把耳轮放大，让它听得清楚些。有人说周先生并非“真龙（聋）天子”，说他的坏话，全都听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耳背，经常听不清楚。诗中说他在修订“新证”时，眼睛又病了，所以“坏耳重新增作用”，“签条听读舌为笔”，乃是实情，真是不容易。

　　1976年春，周先生《红楼梦新证》修订本出版，编辑部同仁想得到作者的赠书，鼓动我向先生索赠。4月15日，我于是写了十六个字的《打油诗激周公汝昌》，曰：“周公周公，书运亨通。人手一部，破私为公。”先生回诗有所谓“葫芦也道全难用”，又是在兜圈子，他虽说不上“慷慨大方”，但破点“小私”还是做得到的。果然，4月23日，又接到先生来札，云：“仰体大道，俯忖微忱。嘴上是硬，心里却真。敢不黾勉，载驱载奔。所有法旨，小神凛遵。”周先生所赠古典文学编辑部同仁的《红楼梦新证》，是我蹬三轮车从红星胡同周公馆拉回出版社的，果真是人手一部，为向他表示谢意，5月7日我写了《杂体诗答谢周公》，为了索赠《红楼梦新证》，我和周先生玩了一阵子笔墨游戏，到此总算告一段落，“休战”多时。此后我便“且战且退”，不再主动赠诗，先生有诗来，我便次韵庚和，既省事又省时。我沿长江黄河考察太白游踪，前后两年时间，在途中写的二百多首纪游诗都顾不上出示周先生，我们的诗词唱和也就中断了。

　　此后，周先生调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才似我，则依然“苦恨年年压金线”，劳燕分飞，我们在编辑生涯中的诗词唱和也就此了结，诗缘情缘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