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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拒绝边缘化 作家要承担责任与文艺的担当

时间:2013年12月2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李明军 熊元义

  文艺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这既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自我矮化的结果。其实,文艺在中国当代社会是否出现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并不特别重要,这种现象在很多时代都出现过,重要的是中国当代作家是否继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自觉地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并在尽心尽责中推动中国民族文艺乃至世界文艺有序发展。

  作家应自觉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统治阶级中间的分工时,不但深刻地指出思想家包括作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角色,而且深刻地指出这些思想家包括作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

  在社会分工上,作家既可以是人民的一分子,也可以是其他阶层的一分子,但都不是高人一等的。作家在社会分工中是从事精神劳动的,就不可避免地肩负精神劳动的职责。有的作家虽然认为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却强调作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如果作家从表现自我出发的文学作品超越他的个人恩怨,那不过是作家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碰巧是同步的,而不是作家应负的社会责任。这就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与人民本身分割开来了。在这些思想感情独立化中,文学也独立化了,这就放弃了作家在社会分工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坚决反对艺术家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认为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就只有才能的毁灭这种结果。中国当代有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逃避到自我世界里即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的揭秘,必然只有才能的毁灭这种结果。

  本来,中国当代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而不是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位置的真实反映。但是,有些中国当代作家却不是抵制甚至批判这种中国当代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而是顺应这种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甚至主动放弃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责任担当。比如有一种论调片面强调文艺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不但助长了中国当代文艺在娱乐上的畸形发展,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文艺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作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当代作家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先进行列。而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绝不能躲避崇高,自我矮化,甚至堕落成为那种“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而是站在中国当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先进行列,勇立历史潮头唱大风。

  作家应在沉重生活中开掘未来的真正的人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渐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和创造为主的创造阶段。中国当代作家与这种中国当代社会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相适应就是主动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改变那种自我矮化倾向,实现艺术调整,努力把作家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人民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并不断地追求与时俱进的艺术创新。

  首先,中国当代作家的这种艺术创新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国当代文艺当做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抛弃。在世界当代文艺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要在世界文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应积极适应中国当代社会自主创造阶段,与时俱进,创造出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艺作品。

  其次,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创新绝不排斥任何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遗产,而是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为养料。其实,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对于真正的创造主体来说不存在先验的精华和糟粕,都是有可能被转化为营养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种敢于化其他民族的腐朽为本民族的神奇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当代文艺如果与中国当代社会自主创造阶段相适应,就必须努力克服这样两种不良偏向:一、中国当代文艺界在改编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经典中,不是心存敬畏,即不是在有机保存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而是浅薄化。在一些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经典的当代改编中,这些改编大多不是对过去文艺经典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对过去文艺经典的庸俗化。二、中国当代文艺界不够重视艺术创新的积累,而是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成为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死人的王国。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长足进展却没有转化为集大成的成果,形成重大突破,而是在彼此否定和互不承认中消耗尽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创新活力。

  最后,中国当代作家除了在艺术上大胆创新以外,还要在沉重生活中开掘和表现未来的真正的人,激励中华民族的创造活力。这种未来的真正的人是创造历史和批判现实的物质力量。作家如果忽视甚至轻视这种未来的真正的人,就不可能在社会分工中尽心尽责。有的作家之所以反对作家自觉地在沉重生活中开掘和表现这种未来的真正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鲁迅在肯定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认为,作家不仅揭示真正的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批判罪恶,肯定真正的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可是,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往往停留在拷问罪恶上,没有继续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难以在沉重生活中开掘出未来的真正的人。他们很容易为那些貌似为民谋利、实则欺世盗名的所谓英雄人物所迷惑,而之所以被蒙骗,当然不完全是他们投机钻营,主要是他们胆识有限,没有识破一些华丽的伪装。

  真正杰出的中国当代作家即使身处社会边缘,也不能放弃作家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中国当代真正杰出的作家绝不会做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旁观人,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而是在坚决抵制那种移民倾向和弃船心态时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在尽责中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民族文艺乃至世界当代文艺的有序发展。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