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女”大管家司徒志文（左）和指挥家郑小瑛。本报记者 方曲韵摄

　　1月26日，一群女音乐家在北京聚会。她们拥抱、流泪、畅叙，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爱乐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生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这个演遍了北京各个高校的乐团，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力量，对抗着那时“一切向钱看”的潮流。

　　24年过去了，这些“低谷中的鲜花”绽放依旧。她们欢聚一堂，追忆往昔，畅想未来，对音乐的激情与梦想依旧。

　　“这些人都是‘腕儿’” 

　　郑小瑛、司徒志文、周广仁、郭宜昉、陶纯孝、宋飞、章红艳、方沛、刘瑛、简蓓、张丽达、杨光、陈冰等四十多人，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按指挥家郑小瑛的话，她们中有的人当时就是“腕儿”，有的人后来成了“腕儿”。

　　“今天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姐妹聚会’，我们谈的不是化妆品、不是服装，而是音乐，是对音乐的激情和执著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章红艳颇为感慨。这位著名琵琶演奏家曾经是“四世同堂”的“爱乐女”大家庭里最年轻的一代。

　　二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宋飞说：“这次再聚首，前辈老师们这种善良、平和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们对音乐事业的激情，依然像过去那样感染我们。”从1989年成立到1996年解散，“爱乐女”乐团为我国音乐界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不仅有宋飞、章红艳，还有女中音歌唱家杨光、女指挥家陈冰、被郑小瑛誉为“中国第一个专业女小号”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淼等。

　　在为数不多的男性来宾中，有为“爱乐女”创作过多部作品的作曲家莫凡。他说：“和她们的合作总是愉快而默契的，这是一个充满正气的团体。”言语间流露出对这些女性音乐家的由衷钦佩。

　　“我们都嫁给了音乐” 

　　“当时只想成立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不占国家编制、非营利的民办乐团，我们分头给朋友们打电话，没想到响应的大多数是女音乐家，于是郑小瑛就说，那就成立一个女子乐团吧。中国自古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不如就叫‘爱乐女’！”当天过80岁生日的“爱乐女”大管家司徒志文清楚地记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在正规乐团都生存不下去的时代，一个没有经费、没有排练场地、没有正规编制的“三无”乐团更是步步艰辛。但是她们苦中作乐。“大家都是背着琴、骑着自行车、挤着公交车来排练，喝口水、扒两口盒饭就上台演出。”说起当时的奉献精神，郑小瑛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现在有的年轻演员，来接的车不是好车还要闹脾气，当年我们的宋飞在冰天雪地里‘跳着脚’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怨言。”

　　由于很难找到免费的排练场所，很长一段时间里，乐队的排练都在武警文工团的地下室。条件虽艰苦，但氛围总是轻松愉悦的。“有时候漏水，我们就站在砖头上练，当时也不怎么觉得苦。”刘淼回忆道，“经常一群当兵的就趴在窗头看我们排练，还很兴奋地告诉同伴‘来了一群小姑娘！’”

　　正是这样一群女性，在那样的条件下，在“港台风”盛行的年代，到过70多所大中学校和厂矿、农村，举行了200多场演出，听众达23万人。

　　“爱乐女”当年收到过不计其数的热情洋溢的观众反馈。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陈莹在给郑小瑛的信中写道：“您和所有‘爱乐女’成员自始至终都让我感动，为你们对音乐的执著追求，特别是为振兴中国严肃音乐而默默奉献的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收获将对我今后所走的路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大学校长说：“你们演奏的音乐、你们崇高的品格和严肃的舞台风度对学生们的影响，比上几堂德育课都有效！”

　　1995年，“爱乐女”曾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为来自各国的代表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她们还曾带着中西合璧的音乐“走出去”赴西欧巡演。“通过音乐，我们感受到其他民族和人民对我们的尊重和珍视。”如今回想起来，宋飞是如此眷恋。

　　“过度市场化对艺术是一种干扰，能在那样的年代下坚持下来，不容易。”“爱乐女”资深成员、作曲家张丽达说：“我们都嫁给了音乐。”

　　那个时代，那一群女性。

　　那是她们生命中一段闪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