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鸣岩的四月，山清水秀，野花开满了河滩，岩石上、松荫下、溪水边、丛林间，人们扶老携幼，或三五成群，聊天唱歌，吹着自制的乐器，或百十来人聚成一堆，把歌手紧紧围在中间，或独自在僻静处低声吟唱……这便是甘肃三大花儿会之一的临夏州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以峰峦、松林和草地为舞台的民间歌会。

　　危机：花儿会上真正出色的歌手少了，而且以老人居多，老百姓的参与度也远不如从前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的原生形态是什么样的？它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记者跟随中国文联、中国民协联合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组织的花儿采风队伍，来到和政县城南23公里的松鸣岩，见到文章开头这动人的一幕。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我国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的民歌，被誉为‘西北之魂’，作为河州花儿的传统会场，松鸣岩花儿会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彭金山说。

　　大部分花儿的内容都和爱情有关，此外也不乏对时政、劳动和日常生活的反映。居住在这里的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等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还是外出做工，只要有闲暇，都要漫上几句悠扬的花儿。

　　“花儿具有多种诗歌美学类型，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感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对花儿的研究，他认为，歌手们通过花儿，不断总结爱情的辛酸，以此总结人生的辛酸，反反复复地吟咏，超越了性别、语言、民族、宗教、政治、道德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

　　刘铁梁说：“研究花儿，其实是在研究花儿传承地的社会人类历史，这个历史到今天仍在继续。”

　　跟20年前相比，花儿的传承显露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花儿会上真正出色的歌手少了，而且以老人居多，老百姓的参与度也远不如从前，过度旅游开发也带来了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长期致力于研究和恢复花儿会的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魏泉鸣说。

　　中国民协副主席、新疆民协主席马雄福也感叹：“花儿生长于斯的环境变了，不可能把花儿拉回到它曾经盛行的年代去了。”

　　散播：传承地之外，花儿也在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尽管花儿在当地群众的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电影、电视、网络等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让花儿变得并非必不可少了。与此同时，本来可能成为花儿传承主体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也让花儿的延续出现了严重的断代。

　　在传承地之外，花儿也在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星光熠熠的舞台有可能成为花儿继续生长的沃土吗？

　　上个世纪50年代的进京演出是花儿最早的舞台化尝试，尽管在舞台化过程中也不乏以青海花儿小调改编创作的《花儿与少年》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民间文艺学者认为，登上舞台只是花儿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且绝不是一种自然的、对生活进行总结并使其自身始终保持勃勃生机的形式。

　　“花儿是生活的艺术，它的情感和审美都是因生活而生发出来的，离开具体的生活场景，花儿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丰富性。”歌手罗进秀是花儿“个体户”，尽管已经多次参加职业化的演出，但她更喜欢山坡上阳光下自由唱出心里话的那种感觉。

　　中国民俗学会顾问、甘肃省民协名誉主席柯杨向记者讲述了许多他在花儿会上闻见的即兴问答演唱花儿的生动故事。歌手们的应对之巧让花儿专家柯杨也甘拜下风。“即兴演唱是民歌生生不息的根基所在，也是民歌传承的重要方面，对花儿来说也是如此。很难想象，没有了即兴性，花儿会变成什么样子。”柯杨说。

　　延续：花儿仍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的选择权始终属于人民

　　近些年来，非遗保护大热特热，然而有时候却不免“生于民间、死于庙堂”，对花儿的保护如何跳出这个怪圈？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矛盾。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表示，花儿是集体创作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锤炼，一旦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把它作为“无形的文物”，从形式、曲调、语言等方面严格维护其原生性，“左右其发展”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

　　比如，莲花山的花儿会，过去会用一道道草绳把上山唱歌的人拦住，对唱得上才能上山，现在政府一开发，都直接开汽车上去了。有些对唱还要先问候对方是什么地方来的、想唱什么内容的歌，最后还要唱告别歌。花儿会的人文底蕴就在这些传统的特质下得以体现出来，取消这些，就不是花儿会了。

　　对于花儿传承地的民众来说，花儿仍是生活的一部分，对花儿的保护须要提到与民众生活关系的层面，对花儿及其生存土壤进行整体性保护。

　　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所说，花儿作为群体性传承的民间艺术，对于在众人认同下所作的有延续的创新，我们只能尊重，而不能有别的态度，政府和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望者，而非裁判员，文化的选择权始终属于人民，这才是非遗时代应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