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王朝柱编剧的影视作品剧照

　　如何艺术地再现我国近现代史

　　这既是一个学术命题，又是一个政治命题。我写这部大书，艺术地再现我国近现代史，也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如何去服务”的命题。

　　作为学术命题，我在创作这部大书的时候必须解决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完成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真实制约的。否则，笔下创作的艺术真实就是虚假的。为此，我在写作这部大书时遵照如下原则：一是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再是对历史要有属于作家自己的独到认知，三是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唯有如此，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真实才能不仅具有史学品格，而且还能超越历史的想象真实，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我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做到：

　　一、正确地定位重大的历史事件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政治、学术诸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未有完全统一的结论。这就要求我运用唯物史观去廓清散落在历史事件上的尘埃，找出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例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杀向支持他北伐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史家称为“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的时期。由于立场的不同，如此清楚的历史也各执一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史学家还公然责难共产党人的被动反抗，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更有甚者，造谣攻击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党中央，处决叛徒，应对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屠杀而设立的中央特科。接着，他们又打着所谓人权卫士的旗号，煞有介事地撰文编造中央特科杀了多少国民党人的传闻。为此，我怀着无比的义愤和良知，在即将完稿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导路》中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说到无端的杀人，历史不会忘记蒋介石发出的命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据史记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杀的著名领袖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李大钊、郭亮、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据周恩来的报告统计，从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的计有120548人；从是年5月到11月被杀害的革命者又有168000人之多。试问这些自称人权卫士的史学工作者，你们何以面对这几十万革命烈士的英魂？

　　二、艺术地塑造重要的历史人物

　　每每谈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我都会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剧中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剧作中的历史人物的工具。我说这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作品的如下要求：它“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另外，为了艺术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我还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批判地借鉴西洋优秀文化的技巧。

　　诚如毛泽东讲的那样，继承和借鉴是不能代替创作的。为了塑造独具艺术魅力的领袖人物形象，我在创作中除去坚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等原则外，还有意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入手，希望写出不同的领袖人物所具有的文化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惟其如是，文艺创作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塑造的历史人物才会出神入化，栩栩如生。

　　请看我在电视剧《长征》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描写：

　　毛泽东生在湖南，自幼受着楚湘文化的影响。或许是奔腾咆哮的长江冲出三峡，一泄千里地流入楚湘大地，造就了毛泽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风骨。因此，他有着楚湘先贤屈原等那特有的百折不回、以命殉节的壮烈品格。周恩来生长在江浙地区，深深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或许是长江在此地缓缓入海，造就了周恩来“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柔性品德。从他一生“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来看，这是典型的“和为贵，忍为高”的吴越文化性格。为此，我在《长征》中设计了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叮咬，而周恩来却能面对163个虱子的叮咬不动声色。两相对比，使毛泽东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不仅写出毛、周二人不同的文化性格，而且也预示着他们二人必将相辅相成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终生。

　　再如我对蒋介石、宋美龄这对夫妻的处理：

　　世人皆知，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女政治家。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而且他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夫妻之间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可以想见，他们夫妻二人在共同的生活之中，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

　　实践证明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理念是可靠的。我记得电视剧《长征》播出以后，评论家高度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捉虱子的情节，视为经典范例；长篇史传文学《宋美龄和蒋介石》一经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认为宋美龄、蒋介石这对夫妻写出新意来了。

　　这篇文章虽然拉杂地写了几千字，但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慨。我还想说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不朽的，它必将继续影响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作为一名年过七旬的作家、编剧，也仍将沿着《讲话》指出的创作之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