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党在科学、艺术方面提出的一些方针、口号，都是毛泽东同志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选拔出来的。尽管用词简短、只有一两句话，可是都概括有科学、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在内。不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这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也是这样。由于简短的词句不能充分表述较深的内容，容易令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失去作为指导方针的作用，“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在美术界，对于“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看法，很早就存在着分歧。一种看法认为，不管是古代的或者外国的东西，只要原封不动的继承或者“拿来”就行，不必有所改变。抱有这种见解的多半是对古代笔墨或西法技巧比较熟练的画家，他们不仅这样想、而且也是这样作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古与今、外与中、都是对立面；在“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的对立中，还包括着不同时代的对立，不同民族的对立、不同阶级的对立等等；归纳起来，就是不同的需要的对立。因为这样，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如何适应今天的需要，如何进行革新、如何加以现代化的问题；在“外为中用”的过程中，就存着如何适应中国的需要、如何进行改造、如何加以民族化的问题。古代艺术现代化，外来艺术民族化，就是“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核心，也就是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它和美术的历史事实相吻合。我曾经看过一个有趣的材料，同是释迦牟尼的塑象，但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这个佛教始祖的形体和面貌，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都和所在国的人民那种典型的形体、面貌、有相似之处。我认为这就是外来艺术民族化的例证。有人问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例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彼时彼地”的“今”和“中”和“此时此地”的“今”和“中”有没有共同之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还是应当向历史请教，应当到那些石窟、庙宇、博物馆，以及收集大量出土文物和民间文艺资料的库藏中去看看，这些丰富的历史遗迹会给我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描绘天堂地狱的画卷里总漏不了人间？为什么在帝王、君主的形象以外还有一个民间？为什么由青铜白石铸成的钟鼎镜器具有那么雄浑、刚强的气魄？为什么在石窟、陵墓里会发现“耕织图”、“狩猎图”？为什么在饮宴游乐的题材以外还盛行着“渔樵耕读”？为什么在宋徽宗的画院里也不回避民风民俗？为什么在描绘着长袍广袖的人物画中也夹着科头赤足？为什么在民间年画里让皇后娘娘给农民送饭送酒？……把所有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存在两种艺术，两种自立门户而又形影交错的艺术；其中的一种总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消亡；而另一种则具有强在的生命力，它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各个历史朝代，永远延绵不绝。它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今”，也代表各个不同民族的“中”；它在作品数量上可能不占多数，可是它代表艺术欣赏者的多数。这种艺术和艺术欣赏者的共同称号是：人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谓适应时代需要、适应民族需要、适应阶级需要，归根到底是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所谓古代艺术现代化，外来艺术民族化，归根到底是为了艺术的群众化。“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求古代和外来的技艺，都应当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都应当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不为人民服务、不合人民口味的艺术，迟早总要枯萎、总要消亡；而为人民的艺术却是历史上的一棵长青树。在我们这个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时代，它势必有更大的发展，势必要更好的适应人民群众的口味，更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更为妥善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让艺术的长青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青互相促进、互相辉映。

　　四、关于深入生活

　　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曾经把“读万卷书”作为认识生活的重要途径。这是无可非议的。借前人的智慧打开心窍，从间接经验中吸取教益，这有什么不好呢。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彼时彼地的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书本上的道理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连“读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感到知识不够用了。于是又提出一个补充口号，叫做“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继“读万卷书”之后在认识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在肯定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之外，又肯定了直接经验的重要性。给本本主义和书生气一个迎头痛击，开始呼吸到生活的新鲜空气。特别是古代美术家，他们对“行万里路”很感兴趣，不顾艰险跋涉数千里的大有人在。这样，“行万里路”就为美术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在山水画的推陈出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行万里路”的口号也渐渐令人感到不够用了。

　　在建国初期的十余年中，在“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下，全国美术家协会曾经多次组织美术家下厂下乡下部队，无论是“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多半是在“看”的范围中打转转。甚至，是在“行万里路”的老路子上打转转。我在同美术家交流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是强调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性，强调速写、默写和文字记录在创作准备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我所强调的往往没有超出视觉感受的范围以外，忽略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互相依赖关系，忽略了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互相交错的自然法则，因而很少讲“和工农兵交朋友”、“做群众的小学生”这一类的词句。这个过失，我是在美协工作了十多年以后才有所发觉。当我听见这样的批评：说我们描写工农兵劳动和斗争的作品，没有摆脱课堂里人体习作的平庸状态；说我们有不少作品偏重于生活表象的模拟，缺乏生动的形象、缺乏教育意义、缺乏典型概括……等等。我认为这些批评符合美术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这些创作上的缺点不能完全归罪于美协工作上的过失，但是我认为这一类的缺点和不深入的生活实践有关，我应当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九年初冬，我带着不光彩的身份参加了五七干校。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寄居在贫下中农家里。从这时开始，我又和一些朴实的庄稼人发生了接触。尽管时间短促，可是他们对我倾吐的肺腑之言，令我永世难忘。我记得在田野的小径上，在半掩的门旁，在灯光黯淡的炕边，在乡音浓重的话语声中，那种喷薄而出的诚恳的真挚的语言，曾经增长我多少知识，增进我多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他们讲话中那些强烈的感情色彩，喜悦的、忧虑的、愤慨的……感情色彩，深深地打动了我，感染了我，改变了我；以至于当我抬头看见身边的田野、树木、房屋、和交谈者的身影的时候，好象都变了样子，都抹上一层情感的光辉；以至于连我这种失去了创作条件的人，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象非表现出来不可的创作冲动。

　　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讲个不完的，主要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土改运动中有过感受、后来又忘了的切身体会。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对艺术创作是多么重要。我认为深入生活，应当是深入到人民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人民的精神世界、深入到人民的情感世界中去。画家当然不能离开眼睛，可是单凭眼睛是看不出、也画不出人间美景的。视觉感受如果脱离理性认识的引导，怎么能够进入人们心灵的堂奥。画家是色彩的舞弄者，然而，不带感情色彩的作品怎么能够打动观众的情感。依我看，不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作品，终竟会显得黯淡无光。于是我想，多和劳动人民交谈，听他们讲话，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带到美术作品中去，是不是加强作品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呢？能不能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口号之外，再添上一个“听万家言”的口号呢？当然，关键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行动；德国画家珂勒惠支经常和贫苦的病人谈天（她丈夫是医生），因而非常熟悉下层的苦难，创作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作品。法国画家米勒经常生活在农民中间，也创作了“倚锄人”、“拾落穗”、“晚钟”那样的意义深刻、形象动人的作品。伟大的画家，总是把他们的画笔伸进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而也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深处。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是不少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我把三十年来的创作问题压缩在上述几个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几个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就会在美术创作园地上打开一个万花怒放，无比繁荣的局面。当然，美术从来不是生长在什么真空地带，也不会有什么无目的的繁荣；当我回顾了我们走过的艺术道路以后，我还想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年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尽管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从思想上来说，我们却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条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道路。我们从五湖四海汇合到这条道路上来了，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结识了千千万万的伙伴，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大半辈子，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升起了五星红旗，我们终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条革命传统的道路，这是一条斩荆断棘、从千难万险中夺取了胜利的道路。可是，我们却在胜利以后遭遇到一场浩劫；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利用剥削阶级那种膨胀了的欲望所制造的毒气弹，轰炸了这条道路，轰炸了这条路上的幼稚的心灵；革命理想的幻灭，国家民族观念的淡薄，高尚思想和美好情操的虚无……，世界上有哪种创伤比这一创伤更为严重呢？！世界上有什么损失比这一损失更令人痛心呢？！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又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新的征途，这条新的征途正是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延续；我们应当在这条道路上团结起来，我们应当在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仍然要用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培育新的一代；我们要用美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们要尽情地描绘广大人民群众心灵的美、性格的美、思想情操的美、革命斗争的美；我们要用美术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扫除那些被剥削阶级思想所毒害后的遗症。只有这样，我们才名符其实地作到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人民的美术家、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推动着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