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来到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各项事业开始欣欣向荣。同时，经过西藏曲艺界十来年的共同努力，全自治区民族传统曲艺事业开始从复苏走向繁荣兴旺。在这一历史机遇下，我们又迎来了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1979年，我和10多位西藏各族文艺界代表一道赴京，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文代会期间，中国曲协代表大会也同时召开，我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议结束后，我们返回拉萨，大家干劲十足，努力工作，认真贯彻大会精神，使得民族传统曲艺艺术在继承和发展方面，很快出现了喜人的成果。尤其在文代会精神的鼓舞下，我在拉萨市民族艺术团中组织了有8名演员的曲艺演出团体，这个临时性的曲艺队伍就是今天拉萨市民族艺术团相声队的前身。这个相声队成立后不久，在1980年10月，全自治区首届曲艺会演在拉萨举行。各族观众观看我们用藏语演出的各类曲艺节目后，把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鼓励给予了我们的演员，观众和曲艺工作者都在热烈称赞：党的文艺方针像把金钥匙，再次打开了我们民族的艺术宝库，让古老的传统曲艺焕发出青春。在这次会演中，我们的相声队表演的藏语相声《治穷致富》、《醉酒》获创作、表演一等奖；由我改编和表演的两个曲艺节目还获得了二、三等奖；我自己还获这次会演的特别奖。会演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带领本团曲艺队演员、歌手，为农牧民演出了60场。群众在欣赏了我们的演出后，称赞我们曲艺队演出有5大优点：方便群众、不择场地、收效显著、接待简便、群众高兴。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相继召开，犹如灿烂阳光普照万里高原，带来了西藏曲艺事业、文艺事业大发展！

　　（土登为第四至七次文代会代表）

　　（本网记者邱振刚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