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勇波:李铎先生的国画艺术
发布时间:2003-05-05

丹青寓新意 笔底扬光华 

——李铎先生的国画艺术 

  李铎先生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家,以豪放奇崛、纵横恣肆的书风雄踞书坛,广为人知。其实,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书法、诗词、国画等皆显示出他艺术上惊人的创造和独到的见地。几十年来李铎先生一直在努力发掘、领略、感知那些对人类精神世界健康有益的事物,着力加以表现和熔铸。岁月的风雨,送走了他的青春年华,然而,他仍精力充沛,毅力过人,艺术始终处于创作盛年,真可谓“妙思如泉涌,形聚于笔端”。近年来他还创作了大量既继承传统,又具有现代艺术形式和深厚现代艺术内涵的中国画作品。他的国画造诣颇深,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浑厚、苍莽、沉雄等艺术风格,但被书名所掩,鲜于闹市,可以说,他是当代书画艺术之大成者。

  日前笔者有幸拜读了李先生一大批早年和新近画作,令人耳目一新。读他的作品,展卷抚册,有一种类似品啜香茗时所得到的苦后而甘、涩后而爽的无穷韵味。通过李铎的作品可以看出其对传统国画艺术的把握是全面而深刻的,无论山水、花鸟均有精到而娴熟的表现,无半点浮躁与浅俗,有时虽只有寥寥数笔,却深得“计白当墨”之理,有时墨彩盈盈,更有“以虚写实”之诀。他那从整体出发,举重若轻,一气呵成的笔墨功夫,在艺术处理上的和谐统一和艺术语言上的一致性,善于运用辩证关系而形成的虚实、巧拙、黑白、干湿的强烈对比以及对画面形式美的探索追求,体现了作为艺术大家的风范。

  李铎近年来多作写意水墨,应该说,他的山水画极重写意性的表现原则,充分发挥水墨材质的性能。他特别钟情于石涛、张大千、刘海粟等人的墨迹。他从石涛所说的“得笔墨之会,解氤氲之分,他辟混沌手,付诸古今,自成一家”等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得到启发。他在面对不同的题材时,不是用一种惯用的表现手法,以不变应万变地去描摹,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寻找新鲜独特的绘画语言,务使艺术表现与审美感受间得到高度的和谐一致,所以他的画,既有明显而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面貌,同时随着他审美追求的每一步足迹,又处于时时不断地变化中。如其山水画《崂山印象》《戈壁一瞥》《洞庭一角》《碴山印象》《天水风光》等,由于表现手法和技法的种种变化,便产生出各具特色的绘画语言和情趣。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李铎的山水画总给人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气势磅礴、纵横开阔。这首先在于构图所造成的景象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画面气势,如《长城雄姿》等。李铎的山水画的章法布局,绝不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传统布局模式,而是通过客观世界中万般事物的存在发展,通过他头脑中深刻的思想与热烈的情感,运用对比、开合、聚散、均衡等手法,或与之完全相反的构图法,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构起一个新的立体画面。如《江南秀色》,章法布局纵横相间,疏密有致,动静互佐,表现出大自然的壮美、雄伟、磅礴的气势。其笔墨刚健灵动,抑扬顿挫,宣泄出画家胸中浩荡之思,塑造出力的生命和阳刚之气,既有灵巧别致的烂漫,又有中和祥气的端庄,更有壮美大度之风范。他对大自然的观照不是停留在具体客观的景象之中,更不局限于一山一石、一树一木的单个形体,而是将山水、自然作为人类灵性的比照,将自然和人生交融化合在一起,是画家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境界。李铎的山水画中,构成一幅幅水墨淋漓的朦胧诗境,画面上亦真亦幻、自由潇洒、笔随心运、似在有意无意之间与若即若离之中,山石、树木、云烟、流水等被表现得畅神而切合形质,画面高简、素朴、自然、宁静。满纸的水、墨冲撞得活泼而动荡,或清澈、或激扬、或碰撞、或幻化、含蓄而气足,致使画面更得象外之意、画外之趣。

  李铎作画之前成竹在胸,饱蘸浓墨横扫纸面,几番涂抹后初见端倪,然后皴擦点染,再细细勾勒收拾,使画面顿生开合聚用、虚实浓淡之面貌,先生这种以笔造型、以墨渲染、一气呵成的意性显示出他的绘画艺术充满了自信和昂扬的生命节律。看得出,李铎作画十分注意笔墨意趣,“心随笔运,取象不惑”“意在笔先,画尽意在”;他力图在作品中运用点缀的生动结合、墨色的丰富多变表现主体的虚与实、神韵与理气。在技法上,李铎并不追求新奇,而在于山水气势的凛然与隽永。在设色上,讲求“墨”意,应了老子那句名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在构图上,讲求“低、平、高”的逻辑,追求视觉上的庄重感和力量感。在美学上,讲究创造美,追求神韵美。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吸收外来形式之精髓,刻意求新。事实上,在他那气象森严、幽密深邃的山水背后,体现的完全是画家个人的内心感受;在这一点上,李铎不完全是古典主义者,他是把自然山川气象移入胸中,再把内心意绪体现自然,这样的过程使他在水墨写意山水中能恰当地抒发自己的感受与体悟,更能体现个人的审美心态与生命趣味。

  当然,以书作画是李铎绘画重要的也是首要的特点,他十分同意吴昌硕“直从书法演画法”的主张。在表现山水画上,他往往纵贯天地,横驰东西,满纸铺陈,无拘无束,但又极重虚实,讲究气韵。李铎的写意水墨之所以活力十足,气韵生动,在于其用笔的雄健活泼,特别是气势与气韵的生发。这两个方面的合成,构制了李铎山水画的总体风貌。尤其是后者,不仅是激情与审美取向的表达,还是一种智慧形态的表达。

  李铎先生的山水画是继承、发扬和创造的产物,在他的山水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哪一家的山,哪一家的水,而是画家对中国画熟稔于心,更多地是走进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向自然造化求“法”,无“法”而法,取其骨得其神,抒其情,情景交融。李铎通过作品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以及追求由此在精神上带来的豁达与放逸。

  李铎先生的花鸟画,亦与世俗不同。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并未一味地追新求异,依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梅、兰、竹、菊、荷花、牡丹、紫藤等,他喜云松之刚劲多姿,寒梅之刚毅古淡,藤萝之刚柔盘结,兰竹之清幽恬适。其作品笔头生拙老辣,意态清新俊逸,有北派之朴茂,又有南人之清雅。他的花鸟画不以奇巧取胜,而于平实中见深厚,松秀中见洒脱。作品以气势雄健见长,这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密切相关。无疑,这使他的花鸟画在品位、境界,乃至技法上,都不同于常人。树枝的虬枝老干,他借用画山石的皴法、勾勒、点厾等入画,尽得一种空灵之气与浑然雄健之美;构图的整体感,又使作品获得一种宏阔之气,而画面上的诗、书、画、印的互为关照、互为补充,更突出了文化意味与书卷气,耐人咀嚼。李铎的写意花鸟画创作,没有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模式照搬硬套上,而是以情调、韵致见长。作品始终以一种蓬勃的生命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强调形象的具象,以及在具象造型中的生命活力表达;因此,那些花卉、枝叶总是流露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如《藤萝》《新花带露香》等,画面丰满、清新、朴实,这是他审美的情感方式和朴实个性的反映,更是先生性情自然流露的结果。

  纵观李铎的画作,给人的第一感受是大气。何谓“大气”,乃磅礴之气,空灵之气。画作之大气,源于画家的气质、素养、学力、禀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心态、心绪、心境的状况,而作画正是这些精神和人格因素的物化。李铎的作品的另一特点是——“气壮势足”。他用笔宏阔,纵横恣肆,随意旷达;落实到作品中,必然是不拘小节,力求本色。所以,在看似“无法”之中,画面中却凝聚着巨大张力,元气淋漓似扑面而来;在貌似“野怪乱黑”中,若细细分析,可窥见画家的深刻思考,即以心观物,物无象形,物无大小的理念,始终支撑着画面结构;事实上,“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始终是李铎内心的至高无上训诫与格律。

  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不纵情声色,不求华丽繁富,而追求一种淡泊、玄远、自然、朴素的境界,这是一种被哲学、宗教精神净化了的感情。然而这处境界实在不是靠追求能得来,而是“精神还须精神觅”。艺术作品的生命重在精神,这是人格与品行的再现,是不被世俗风尘所侵蚀的反映。阅读李铎的作品,我们深感其作品中搏动的现代气息是如此强烈,究其原因,乃在于画家对生存世界的深知洞见与与时俱进的人生态度。

  李铎先生阅历了太多沧海桑田、胸中蓄积了各种酸甜苦辣,他那既粗犷又温柔、既豪放又细腻、既狂热又静谧、既苦涩又甜畅的感情,不可能不流露在自己的笔下。也就因此,他才能既是书法家,又是花鸟画家和山水画家,他才既能创作出纵笔挥洒豪放奇崛的书法名作《孙子兵法》;又有较为仔细地勾勒与渲染的国画《藤萝》《江南秀色》……

  原载于2003年5月《诗书画报》(山东文博书画研究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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