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次大会将要讨论当前文学艺术工作在创作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他们对革命文艺的创造是作了很多贡献的。毛泽东同志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白毛女》、《暴风骤雨》，就是其中优秀的作品。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曾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人民当中享有了无上的威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在全国人民中有极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一个作家如果不努力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那他就将要不可避免地为人民所不需要，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一切真正愿意进步、愿意学习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能够达到的：它并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神秘的东西。重要的是在于学习。
除了学习，我们是没有别的捷径可走的。但现在我们却有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这种学习必须是具有创造性的而不能是抄袭和模仿。
目前我国的作家、艺术家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点，他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还不能说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却愿意站到这个立场上来，愿意和中国劳动人民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界是一个广大的社会的领域，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的战线。我们在这个战线上道德要划分的，是人民和反人民的界限。一切站在人民立场的作家、艺术家都应团结起来。一切于人民有益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在这里，性急的态度和狭隘的作风是有害的。各个作家、艺术家都是按照他们各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家要使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需要有一个极大的努力过程。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同党、国家和人民的整个事业的各个方面密切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因此它的活动必须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的形式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提倡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在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藉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我们既需要人物画，也需要风景画；既需要战斗的进行曲，也需要抒情的歌曲；我们既需要有比较高级的、复杂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有大量的、比较简易的艺术形式。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必须根据各个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的倾向和成熟程度及各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情况和特点而有所区别。如果有人企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变成艺术创作的死的格式，用他自己主观的尺寸来随便地硬套一切作品，那就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正相违背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力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
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首先写光明，写正面人物。他说：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号召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作家们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写出像法捷耶夫的“毁灭”那样的作品。
在关于电影《武训傅》的批评中，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尖锐地指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甚至为他们服务的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里就提出了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我们应当看到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在人民身上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同时更应当看到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正在迅速地摆脱这些影响，特别是青年的一代就更少受到这些影响的拘束。在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正在涌现出来。而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这种人物必须是和旧社会所遗留的坏影响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是不只要表现我们人民的今天，而且要展望到他们的明天。只有这样，文学艺术作品才能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帮助人民前进。
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不应将表现正面人物和揭露反面现象两者割裂开来。但是必须表现出任何落后现象都要为不可战胜的新的力量所克服。因此决不可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在我们的作品中可以而且需要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但不可以反这看为英雄成长的的过程。写英雄可不可以写他的缺点呢？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不恰当的、笼统的。英雄是只能从人民生活中去发现的，而不能凭空去虚构。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认识英雄人物，还没有看清楚英雄的面目，就首先准备去寻找他身上的缺点，这岂不是很奇怪的吗?我们当然不应当把英雄“神化”或“公式化”。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特定的社会典型的人民英雄的性格是有共同性的，但各个英雄又具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各种各样的。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是不断地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止的成长过程，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高尚的品质上，他之所以能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仿效的榜样，也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的力量。英雄人物并不一定在一切都是完美无比的。他并非没有缺点，但他对自己的缺点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他能够勇敢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这正是一种品质的表现。当然，这决不是说作家写英雄的时候都要写出他的缺点，许多英雄的不重要的缺点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至于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他还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去称赞和歌颂呢?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认识新事物，表现新事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需要的是，作家必须站在人民的先进的行列，和人民一道，为拥护新事物和反对旧事物而斗争。他不能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对于这个斗争采取中立和旁观的态度。他必须抱有争取新事物必胜的决心，对新事物具有锐敏的感觉和高度的热爱，而对于旧的落后的事物则绝不调和妥协。他正是为了消灭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以推动社会的前进，才去在普通人民中寻求一切先进的、积积的力量，而不只是为了替自己的作品物色“理想”的英雄。因此要表现先进人物，是不能离开现实社会中新旧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的。人物只有在剧烈的斗争中，才能显示他的全部个性、性格和品质；反过来，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又只有在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上才能集中地、突出地反映出来。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却往往离开社会生活孤立地去表现英雄，既看不出他周围环境的背景，更看不出他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的不可分的联系，因而英雄的性格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展开，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几乎看不到人物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是表现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毛病。这主要地就是因为我们的许多作家还没有深入到群众的实际斗争中，仔细观察和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原故。
作家要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就必须站到这个时代的斗争的最前面。
我们的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历史的人物；但也必须用新的观点去表现他们。我们决不是无目的地，更不是为了逃避现代生活而去寻找历史的题材。在我们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和赞扬的，应当只是那些推动了历史前进的，对今天的人民还有鼓舞和教育作用的人物，例如历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舍身奋斗的民族英雄，以及自己在科学或艺术上的创造对人民作了贡献的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们，因为正是这些可尊敬的祖先们的努力，加速了人民获得最后解放的时间的到来，他们正是各个历史时代的先进人物。我们对待历史人物既不能丑化，也不应美化，历史是不容许歪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严肃地批判文艺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原因。
我们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在内容上表现新的时代的人物和思想，在形式上表现民族的作风和气派。一切作家、艺术家都必须认真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把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的优良传统引为己任。
在我们面前，有我们自己民族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宝藏。这些宝藏是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开发和利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把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带有人民性的一部分，例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给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大历史功劳。但是“五四”运动没有正确解决继承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任务。当时的有些人对民族遗产采取了错误的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宗拜相结合，就给了后来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以有害的影响。轻视民族遗产的观念在新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会相当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往往只看到民族遗产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遗产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宝库，其中蕴藏着不少具有丰富的人民性的、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可敬的准确和精练程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常常只抓到了这些遗产的某些次要的、外表的特点，而没有领会它们的整个精神。他们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常常是狭隘的、片面的。比方，谈到中国小说的特点，仿佛就只是“章回体”，给书就只是“单线平涂”，音乐除了民歌小调再没有什么。这些肤的的、简单的看法妨碍了我们向遗产作广泛的、深入的发掘。
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就成为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这种整理研究的工作，决不只是少数专门家的事情，而是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文学艺术专业家到民间艺人)共同来进行的工作。
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优秀艺术品应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学习的典范。我们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从传统、从诗经、楚辞到鲁迅的作品，绵延两千多年之久，始终放着不配的光辉。我们民族的戏曲、绘画和音乐都有自己悠久的、优良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我们向民族遗产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它们勇于揭露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技巧。创作是一件困难的事业，作家不但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要能够用语言或其他的工具把自己的认识通过形象表现出来。我们的祖选是懂得这种困难的。一千多年前，我国的文学家陆机在他有名的“文赋”中主说过，他文章最后的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翻成现在的话，就是是“思想不能反映客观事物，语言不能表达思想”。历代伟大的文学家为了掌握语言的技术，会呕尽了多少心血啊!我们的许多的年轻的作者对于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技术是太不注意了。我们只要看看施耐奄、曹雪芹、吴敬梓如何运用丰富生动的语言创造了那么多的令人忘的人物性格的艺术形象，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地去努力了。
我们必须虚心地、诚诚恳恳地向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专家们以及老艺人们学习，许多宝贵的遗产就保存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研究工作，尊重他们在艺术创造上的成就。国家文学出版机构必须有计划地出版经过整理的、具有人民性的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出版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的一切有价值的认真的研究著作。文艺机构团体必须组织力量，广泛而深入地搜集各地民间戏曲、音乐、文学、美术、舞蹈作品，加以整理和加工。注意帮助著名老艺人整理他们的艺术创造的经验。整理和研究民族艺术遗产，应当成为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们对待遗产又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不是把遗产无区别地、全部地接受，而必须是有选择地只持受其中健康的、有生命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首先必须将遗产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部分与封建性和落后性的部分加以区
，将现实主义的部分和反现实主义的部分加以区别。我们文学艺术遗产中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丰富，现在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了；这是我们所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应当从学习古典作品中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过去，以便更好地来表现现代，指出现在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之间不可分的联系，从而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断然地抛弃遗产中一切反现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在民族绘画中，我那不注重描写现实生活，不注意艺术创造，而以单纯模仿古人笔墨为能事的积习作风，是必须反对；现在是恢复和继承民族绘画中现实主义正确传统的时候了。
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经过数千年来无数天才的祖先们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卓越的，表现了人民的心理和风习的因而为人民所习惯和喜爱的风格。没有高度的技巧，是创造不出这种风格来的。那种以为要学技术，只能向外国去学，从中国自己的遗产是学不到什么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向外国的先进事物学习，来丰富我们自己的传统，来吸取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中国人民从来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经验的。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地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民中的伟大作家、艺术家所遗留给人类的遗产学习。拒绝这种学习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声乐家、画家必须向外国学习一切进步的技术方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技术，是没有国界区别的。将我们从外国学来的方法，用来整理和提高自己民族原有的技术，用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表现能力，使民族风格得到更完满的表演而不是受到损害和破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以长期的苦练苦学，使我们的艺术不但在思想
，而且在技术上达到世界的水平，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应努力的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用反历史主义的方法破坏戏曲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用从外国戏剧、音乐中学来的某些不适当的表现方法生硬地加在戏曲表演中，破坏民族戏曲的原有风格，在这些方面经常表现了急躁的、粗暴的、错误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些小小的技术的改革上，甚至在一些落后习惯的改革上，则又往往表现了非常的保守。我们必须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原则下，在技术上力求改造和革新。
自然，民族风格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人民生活的前进，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民固有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来创造适合于表现人民新生活的新的民族风格。
整理和研究民族的古曲文学艺术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使新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相衔接，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要使这些民族传统的艺术经过科学的整理、改造和加工之后再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真正成为今天人民的有益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的整个文学艺术工作中，如果我们只注意提高，而不注意普及，那我们就要走上错误的路线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他关于提高和普及的正确关系的规定：“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指导下的普及”，是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所必须严格遵从的原则。
首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注意文学艺术中一切有利于普及的形式，并努力采用这些形式。正因为如此，目前电影和舞台剧本创作的落后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我们的作家必须重视电影这种最群众化的、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而积极地参加电影剧本的创作。创作更多的、优秀的、能够表现我们的伟大时代的电影剧本，应当是全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的责任。作家协会应当以组织作家参加电影剧本创作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文学家、诗人应当为我们的舞台创造更多的民族戏曲、新歌剧和话剧剧本。新的戏剧、音乐工作者、应当更积极地参与戏曲改革的工作。
我们的不少作家，特别是地方的作家，从事了通俗文艺创作的工作，这是十分需要的。通俗文艺方向已产生了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值得我们的重视。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通俗文艺创作上存在着粗制滥造的倾向：这种倾向损害了新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工农劳动群众中的信用，因而摄影了新的文学艺术的普及。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又有一种不顾群众需要和主观能力的妈高鹜远的倾向：不愿写小的、通俗的作品，而盲目地去追求所谓“大型”的“高级”的创作。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通俗文艺作品既是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就应当特别保证它们是在以正确的思想而不是以错误的思想教育群众，它们是在用优美的艺术形式提高群众的趣味水平，而不是在以粗劣的作品制造品去败坏群众的趣味，如果以为写给工农看的东西可以马虎些，只有写给知识分子看的作品才应当讲究艺术，那就根本错误了。一切进步真正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们都应当把创造能为千百万群众所理解和爱好的作品当作自己的最光荣的任务。
几年来，工农兵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有了蓬勃的发展。这些活动正是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的活动的基础的一部分。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和这些活动保持固定的经常的联系，协助政府和工会的文教部分及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指导这些活动。
工农群众在艺术上也如在战斗和生产的活动上一样表现了他们的丰富的创造力。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当积极地帮助和指导群众进行创作。轻视工农群众创作的贵族式的态度是需要继续加以克服和反对的。我们必须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将专业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些优秀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充分地重视他们的理解力和欣赏力，他们的爱好和趣味，并认真地倾听他们对作品的批评和意见；另一方面，必须帮助他们通过业务活动方式进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从这些活动中发展和培养劳动人民的艺术天才。
专业 文艺工作者在辅导工农群众的业务艺术活动的时候，又必须十分注意这种活动的业务的性质，必须明确，业务艺术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而不是使业务艺术活动分子脱离他们的基本的生产的活动。业务剧团向专业化发展，将业务的写作者、表演者或歌唱者任意地、不适当地从生产中抽出来使之专业化，是不妥的。
正确地帮助和指导工农群众创作，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