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周 扬
一
从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到今天，整整四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空前未有的、惊天动地的变革。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以抗美援朝的坚决斗争，保卫了祖国，维护了世界和平。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正坚定而稳步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交改造的伟大事业。
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随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需要新的精神生活。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
四年来，遵从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活动随着整人民事业的进展而一同前进。
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在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它们在联系群众最广的领域内占领了阵地，并正在继续扩大阵地。曾经占据我国电影市场的充满反动堕落思想和庸俗恶劣趣味的美国影片早已为人民的唾弃；广大观众对国家电影制片广制作的影片，对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表示了最热烈的喜爱。民族传统的戏曲，在内容和舞台形象上，都经过了初步的改革，并造出了一些新的优秀剧目；而这些新的、经过改革的戏曲、和新的话剧、歌剧一道，受到了更多的观众的欢迎。新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销路比解放以前增加了十倍至二十倍。新的连环画、年画、新的歌曲、舞蹈都在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文学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迅速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食量；同时群众又通过多样的业答卷活动的方式积极地参加了艺术创造的事业；我们的艺术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作所补充和丰富。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改善了，丰富了，并使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有了更进一步的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努力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了工农兵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新的面貌和新的品质。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的改革以及对人民的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仅必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人怕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忱的提高及其新的品质的生长，是我们革命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成果；这也正是我们的艺术创作所首先需要加以反映的。
我们的作家是比较更熟悉他们曾长期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和人物的。四年来所发表的作品，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陈登科的《活人塘》、刘白羽的《火光在前》、马加的《围不败的花朵》、剧本如胡可的《战斗里成长》、以及电影如《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上饶集中营》、《翠岗红旗》，都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他们正是在那些艰苦年代里不可屈服的人民的斗争意志的化身。我们的作家们已开始写下了一些表现抗美授朝的伟大斗争的作品，魏巍的有名的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最热烈的反应。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及其他描写朝鲜战争的短篇，虽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尚品质和英雄形象。巴金的关开朝鲜战场的作品，以作者素有的全部热情歌颂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英雄。
我们的作家们试图表现产业工人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主题，描绘工业领导干部和模范工人的形象。杜印的剧本《在新事物的面前》，李广昇的剧本《四十年的愿望》及白朗的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尝试。老舍继《龙须沟》之后的新作《春华秋实》，努力地表现了工作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伟大的“五反”斗争。在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中，婚姻和家庭问题的主题了显著的地位。青年男女对待婚姻采取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态度，他们不只是勇敢地争取婚姻的自由，而且自觉地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幸福之上。妇女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改革不可分地联系
。正是在剧烈的社会斗争中培养了和锻炼了新的妇女的独立的勇敢的性格，这种性可靠在不少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出色地反映出来了。
歌颂伟大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主题，在一些优秀的诗歌、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鲜明的表现。
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继续不断地出现了新的工农的写作者，大家所知道的高玉宝就是其中的一个。同时开始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真实地描定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在推进新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同时，我们改革和发展了瑞还活在人民中间的民族固有的各种艺术，以便使艺术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能由人民充分地利用来建设他们新的文化的活活。新的文学艺术是不能脱离民族的传统而发展的，只有当它正确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遗产的精华的时候，它才能真成为人民的。另一方面，旧的遗产出只有在新的思基础上加以整理之后，才能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人民珍爱自己民族优良的戏曲，但是随着他们政治、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的提高，他们对旧有戏曲中的某些消极的、有害的内容不能接受了，看到舞台上丑化、侮辱劳动人民的形象及其它猥亵的精俗的表演是不能忍耐了。他们要求戏曲的改革。几年来，新的、经过改革的优秀剧目，如《梁山伯和祝英台》、《将相和》等，就可靠外地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地方戏曲在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村上也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戏曲改革工作上，我闪着重批判了对待遗产的精暴态度，同时也批判了墨守成规，不求改进的保守思想。
许多戏曲和曲艺的艺人，在戏曲和曲艺的改革上尽了他们的努力。他们在新社会中所受到的国家和人民重视，他们在和广大工农后人观众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深刻的感动和启示，以及他们在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所受到的思想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大大地提高了爱国的政治势情和创造的积极性。可是我们的有些从事戏曲改革工作的同志往往看不见艺术的这种进步，在工作中不去依靠艺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尊重他们的技巧和经验，而单凭自己的一股热情或行政命令来办事，这种粗暴态度就使戏曲改革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
去年和今年所举行的全国戏曲会演和民间音乐舞蹈支演，在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音乐、舞蹈的事业上起了重大的推动的作用。民间的以及各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为新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创造提出了最丰富的源泉。只有经过对民间音乐、舞蹈的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加工才能找到发展音乐舞蹈艺术的正确的道路。离开民间基础，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得不到群众欢迎的。
新的年画、连环画的流行，正是由于它采取了民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和新的内容正在逐步地、适当地融合起来。但我们对民族绘
画、雕塑、建筑艺术的全部遗产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民族画家正在开始探索如何改进和发中国古黄的绘
画艺术的形式，使之和新的创造任务相适合。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解决这个任务，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就不能继续发展。很显然，群众希望在画中看到的首先是他们同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不尽是那些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古装仕女；群众爱看日常生活中的美丽的花卉、虫鸟、山水，却不能欣赏那种遁遁迹林泉，没有人问烟火气的隐士的情调。一切不愿落在时代后面的艺术家都必须懂得并努务地适应群众的需要和爱好。
整个说来，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人民是有完全的权利要求文艺工作者产生比事在更多而又理好的作品的。因为人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迅速地成长了，他们对艺术的要求和趣味迅速地提高了，他们就不但要求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足供应他们需要的数量，而且还要求这些作品有适合于他们要求的水平。青年们特别尖锐地感觉我们的作品缺乏苏联的作品那样高度的鼓舞蹈和教育的力量。我们国家的生活是这样地充实和丰富，这样地充满了剧烈的变化，但在我们的作品中描绘出来的生活图画，却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的。我闪的人民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忠诚于中家和人民事业的，具有新的高尚的精神品质的英雄，但在我们的作品中却十分缺少这种人物的生动的形象，而人们是多么渴望着在作品中看到这种形象并将他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啊!
无可讳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同整个人民和国家的事业相比，同人民的需要相比，是远远地落后了。
当我们对四年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一回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剧烈的思想斗争的。文学艺术是社会观念形态的一种形式，不可能不反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和思想。虽然在文学艺术上，我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甚么贡献和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闪文学艺术就不经常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特别是因为工人阶级正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这种侵袭的危险性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惊惕。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结束，我闪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之前，在某些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已经 生了“解放区的文艺到了城市能吃得开吗?”这样的怀疑，这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动摇。历史做了相反的证明：表现了新的群众的时代的解放区文艺立刻受到了工人和城市劳动人民及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欢迎。自然，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论调，说解放区的文艺作吕是什么“农民文艺”，说这些作品没有“人情味”，没有“情调”。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应不起为工农兵的文艺的。他们的意见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表现工农兵的思想和感情的，特别是表现工农兵群众中先进分子的思想和感情，这就是说，要歌颂他们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忘我的劳动热忱，表扬他们对集体、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心，藉以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和新的道德，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就恰恰相反，它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个人主义、个人崇拜、自我欣赏，灌输对国家和人民命运漠不关心，对群众斗争厌恶的思想，藉以竭力巩固人的的旧的思想、习惯、偏见，把历史拉向后退。电影“武训传”所
是极端有害的，就在于它巧妙地宣传了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影片中所歌颂的个人苦行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倾倒的、畸形的表现而已。电影“武训传”正是这些有毒素的思想，加上艺术的形式，使广大观众和不少文艺工作者，包括某些党员的文艺工作者在内，受到了迷惑。问题的严重生就在这里。一九五一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及时地给了文艺上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也给了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的文艺工作者以极深刻的难忘的教育。这个批判运动和随则来的文艺的整风学习，以及积极地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和非法行为的“三反”“五反”斗争，大大地帮助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武训传”批判是工人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工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艺界整风学习的结果，促使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到工厂、农村和朝鲜前线去深入地体验生活。这就为文艺创作和广大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文学艺术战线上，我闪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继续进行批判的工作。比方，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的表现之一，这种思想就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任务。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为文学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斗争，也是我闪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了作为历史创造乾的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紧密地服从了当前的政治任务，正因为这亲，许多的作品对人民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对人民的各种斗争和国家建设作了有益的贡献。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把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在艺术上加以综合和概括，还没有能够创造出卓越的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许多作品还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这就表现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薄弱的方面。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新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分式来描写生活。但是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这种主观主义并不是有意识的。他们参加了实际的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并且也极力想要真实地来描写生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中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又还是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关键就在于提高作家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现在许多作家深入了群众生活，他们已进一步体会到，作家必须从斗争中、生活中、工作中去建立和群众的真实的新密的联系，同时必须学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而迷失方向。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崇。
文学艺术区别于其它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藉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 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而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吸取来的。我闪的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半者和不少的作家，却往往不理解艺术的这个根本特点，他们离开艺术形象的真生去追示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从物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其结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环境中自然地、合乎规律地行动着、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孤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傀儡；思想不是渗透在作品的艺术组织当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议论。作品中需要有人物好像只是为了借他们来解说各种具体的政策，而并不是通过具有高尚品质、思想、情感的人物的真实形象来感染和打动读者。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醒作家不要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不要为了思想的因素而忘了现实的因素。列灯、斯大林一再强调作家必须忠实于生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作家必须深刻地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他要求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
当然，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的务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家在观念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爱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占来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我们的政策总是依靠群众和干部来进行的。政策一经被千百万群众掌握之后就以无可拒抗的力量改变着和指导着人民的生活，决定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因此，在艺术作品中表现政策，最根本地就是表现党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时和落后力量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表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秀性。因此，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描写生活两者必须完全统一直来。而生活描写的真实性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原则。
文艺作品必须描写人物、描写人的思想和情感。只有能冠军人物、才能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因此有些描写生产的文艺作品不去歌颂劳，歌颂劳者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而去单纯地表现生产技术过程，操作方法，甚至表现机器动作（如像好些舞蹈所表现的那样），那不但是违反艺术的要求，而且是缺乏政治思想内容的。
新的文艺一般地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它们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们面前的许多困难。文艺工作者的领导方面的主要责任应当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它们健全地成长，支持它们的每一步的新的进展，同时耐心地帮助它们克服缺点和困难。新的年轻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十分需要正确的、具体的、细致的领导的。
那么，现在看看，我们的文艺领导工作的状况如何呢？不能不说，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正是造成目前文学艺术工作的落后现象的严重原因。
列宁在一九○五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内的文学》的有名的文章中曾经指出：“文学事业应当必定成为和其它部分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同时也指出出这个部分不能和其他部分“刻板地一亲看待”、“文学事业最不允许机械的平均划，少数服从多数”，“在这种事业上必须无条件地保证给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爱好以广大活动余地，给思考和幻想，形式和内容以广大活余地”。这就是说，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确定不移的原则；但这种领导又必须十分注意文学艺术活的特点。
我们在工作中常常违背了列宁的原则。一方面，没有把文学艺术事业经常看成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和其他部分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部分，没有帮助作家认真地研究党和国家的政策，积极地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致使文学艺术工作中发生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往往不愿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在对文学艺术活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
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创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不愿各个作家的不同生活经验和写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对待小学生似地给他们规定题目，规定完成创作的时限，甚至规定创作的形工。而在作品写成的时候，又往往简单地、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把一个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当作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认真地去研究和总结这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具体地帮助作家。这种对于创作的行政式的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对文学艺术创作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会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和指导创作；这样才能创造适宜创作发展的气氛，造作家的艺术劳劝的最有利的条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自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减弱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
文艺批评是推动和指导文艺创和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对文艺创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以及对文艺他创作上的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种批评，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会陷于停滞或走入歧途。两三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是有成效的。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中间，现在有一种害怕批评、憎恶批评的情绪，这种情绪，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但在我们的批评工作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吕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任何缺点、错误，都是应当批评的，但只是它不是反人民的作品，就必须首先定共正确的方向，然后批评其缺点，并积极地指出改正的途径。批评家对于作家缺乏应有的同志般的爱的态度，没有将严正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将对作家的严格的要求和对他的创作命运的关心正确地结合起来。批评一般地指责多而帮助少。其次，是批评的方法。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批评家往往比作家理缺乏对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缺乏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的能力。
报刊上所发表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影响下所煽起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再加上文艺界的领导方面对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缺少开心、帮助和支持，这就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烃的。我们的批评必须有助于鼓励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挥艺术创造的潜力，而不能是相反。同时我们的作家也必须有听取批评甚至听取不正确的批评的勇气和度量，并以作家的资格积极地、主动地参加批评的活动。我们的文艺批评，也正如创作一样，是年轻的，它同样地需要支持和扶植。虽然地，目前批评工作是必须加强而不能丝毫削弱的。纠正批评工作中的偏向，发展有利于创作事业的正确批评，这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的任务。
上面所讲的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都是和全国文联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协会的工作状况分不开的。四年来，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机关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对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学习表现了不够关心的态度，既没有认真地进行有关文学艺术创作思想的讨论，又缺少和作家、艺术家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经常的接触。全国文联对各个协会的工作缺少和指导；对各地方文联也缺少应有的联系。这样，就使全国文联成为一个脱离群众，也脱离文艺界的没有活跃的工作，没有生气的机关。全国文联工作的这种不政常的状况，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亟需加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