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

第五集 大道之行

总撰稿：王天玺  撰 稿：黄 尧 朱铁志 赵 光 任治忠 孙 珉 白建春 闫玉清

　　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市，是德国西部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城。清澈的摩塞尔河静静地从城边流过。

　　市中心有座黑门，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黑门附近的这幢小楼，就是马克思童年生活的地方。

　　１００多年前，这个家庭是相当富足的。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著名的律师。

　　马克思的爱妻燕妮出身贵族，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青年马克思才华超群，当时的一位政论家说：“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凭着门第和才华，马克思不难获得世俗的荣华富贵。

　　但马克思另有崇高的志向。１７岁的马克思就说，我们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这样，“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这是马克思一生的写照。

　　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著作，你会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能放射出如此炫目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也没有一个人能在贫困和疾病中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苦役，更没有一个人为着全人类的解放能作出如此完美而彻底的奉献。

　　这一情形，日后成为无数共产党人效法和崇尚的境界。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在他工作的安乐椅上溘然长逝。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

　　日本一位著名哲学家发现，马克思的奉献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如此地契合，以至这种精神过去和今天仍在中华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

　　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就是“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

　　屈原、司马迁、班超、文天祥、林则徐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等。

　　一大批为国为民慷慨捐躯的英雄前赴后继，生生不息，从未因时世迭变而终止！

　　但仅就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一个历史时期而言，这样的人物仍属凤毛麟角。

　　只有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动员全体党员，进而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才堪称英雄的事业和民族英雄的队伍！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毅然走上反动军阀的绞架。

　　“铁肩担道义”又岂止是这位著名学人的誓言。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名“一大”代表中，何叔衡１９３５年在福建上杭壮烈牺牲；陈潭秋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天山脚下，时年４６岁；邓恩铭１９３１年就义于济南，年仅３１岁……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就有６人之多。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建立人民共和国，有两千万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这些先烈，“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这也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情感，正是这怀想，使生者自谨，须臾不敢愧对地下的眼睛。

　　这又是最平凡人的最平凡的心境，正是这悲壮，使生者奋勇，慷慨担当共同的誓言。

　　这座黄土岗上的坟丘下，长眠着一个最普通的战士——张思德。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样都有一个立身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文字，是最明白无误的五个字，又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８０余年的岁月里用鲜血和生命反复诠释着的五个字，也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用全部创新实践证明着、体现着的五个字。

　　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城市危急！农村危急！人民危急！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用生命立下了誓言。

　　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站在抗洪抢险的最前线！

　　“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但是，这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遗传或从“胚胎”里带来的东西，也绝不可能因“克隆”或“复制”而得以延传。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这科学体系的根本宗旨。

　　同共产党实现其他目标一样，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全党在根本宗旨上保持高度一致，是靠不间断的坚决斗争得来的。这斗争的本质，马克思是这样阐释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９３页）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既指被取代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尤其指在历史上延续时间很长、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观念，由于它滋生腐败和恶势力、侵害公共利益、涣散民心，又为一切新的改革势力和现代法制社会所反对。

　　腐败，大约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常见的“瘟疫”。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是在腐败的深潭中溺死的。

　　鸦片为祸，使大清丧权辱国，但这个封建王朝并不能克服自身的病症。大清实行的是“陋规归公”，“陋规”即指违法入关的财货，而“公”者，那就是自皇帝而下的大小官吏！也就是说，鸦片虽经抄没，转而却进了各级腐败官员的私囊。这一点，连鸦片的贩卖者也甚为惊讶——原来鸦片贸易中，大清皇帝和整个朝廷是最大的受惠者。

　　遍观世界各国史，中国有最多的农民起义。

　　被马克思称作“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曾怀抱“大同”理想而感召天下。到头来，也不能克服自身的腐败。它袭用了封建宗法制度，所谓“太平礼制”，竟然规定了对天王子女的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天长金；第二女，臣下称呼天二金”，“掌率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同为“公子”，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等等，烦琐不堪。太平天国同样有很多字的“敬讳”，一旦违规，施以酷刑。太平天国官员出入都要坐轿子，规定天王轿夫６４人，东王轿夫４８人，最下等至两司马，都有轿夫４人。而东王仪仗队多至千数人，一俟出行，俨然乡村迎神庙会——一个抬轿，一个坐轿，还是“等贵贱、均贫富”么？

　　太平天国的腐败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腐败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

　　《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签署者：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曾任苏区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所主任的左祥云，在承办沙洲坝中央大礼堂时，贪污公款大洋２４６元７角，经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审判，处以死刑，执行枪决。此案震动了整个中央苏区。

　　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是自身的腐败。

　　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新时期、新任务、新环境”都离不开一个标志性的词汇，即“经济”。一方面，党要管经济了，一部分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要和经济挂钩了；另一方面，这权力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即有可能被金钱腐蚀拉拢，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尚未健全的环境中运行——这一切都尚无前例可循。

　　不可避免地，党内反腐败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一个在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来说，这也是一个创新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就告诫：“要把党管好。”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时，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３页）

　　江泽民同志领导全党进行反腐败的坚决斗争，他神色凝重地告诫道：“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论党的建设》第２６６页）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几天，中国将同全世界一道迎来新世纪。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择这个时候来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似乎别有新意。新意之一，是对即将逝去的一个世纪的反腐斗争进行总结；新意之二，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专题”定位于新的世纪。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则更具新意，他要回顾整个与国家民族兴衰相关的“执政史”。

　　他讲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的、现实的“故事”：

　　从秦始皇到隋炀帝，从唐朝盛世到黄巢起义，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再到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执政地位。

　　结论是：“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同上，第４７５、４７７页）

　　这时，我们来回顾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段往事，是很有意思的。

　　１９４５年７月初，一位忧国忧民的老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就是黄炎培。

　　毛泽东和黄老先生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中心话题是“历史周期率”。

　　何谓“历史周期率”？

　　一个政党和团体，在她夺取政权的时候，因为万众一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于是“其兴也浡焉”；一旦政权在握，便高居于民众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发生腐败，于是“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尖锐地发问：中共诸君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笑而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９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以富于新内涵的结论，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走过了８０年的征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郑重地重复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誓言是坚定的，而６５００万党员的誓言却不仅仅是誓言，更是果敢的行动，它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为中国的新世纪行程开辟一条明丽而广阔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