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

总撰稿：王天玺  撰 稿：黄 尧 朱铁志 赵 光 任治忠 孙 珉 白建春 闫玉清

序

    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曰：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东岳泰山，气势磅礴。

    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人们方能领略李白那“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拥有那种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才能感悟东方之光的巨大魅力。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

    人们崇拜东方升起的太阳，更珍视心中理性的光辉。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民，心中托起一轮理论创新的太阳，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

    这是不落的太阳。

    这是灿烂的东方之光。     

    第一集 历史之门

    这里是科学测定的中国大地原点，是中国大陆的中心。

    黄土高岗，苍郁沉雄，似乎是太阳原色所浸染；滔滔黄河，溢火流金，仿佛是太阳奔涌不息的血液。

    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心。

    ２０００年６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总书记深情凝望三秦大地，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仿佛找到了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是啊，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动力，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唯有创新，才能开启民族智慧，才能拥有人类文明，才能打开历史之门。

    黄河，因流域生态的恶化，也因千百年过度开发，时有断流之虞。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１９７２年后，下游断流频繁；１９９８年，黄河上游也发生断流——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然之河枯竭，不能让母亲河干涸。

    对中华民族来说，更不能让民族思想之河淤塞！

    让我们循着母亲河追溯中华民族思想的史迹。

    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羑里，是商纣王拘押周文王的地方。

    这个周文王，不仅因为尊重知识分子，重用姜子牙而名传天下，而且因为思维创新，推演《周易》而留名千古。

    《周易》的这个太极图，是人类所能描绘的最神妙的图画。

    它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黑白两极判然有别而又浑然一体，它们此消彼长，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地运动着，变化着，以至无穷。根据这个原则，事物在变化、发展、更新时就如日中天，前程似锦；反之则停滞、守旧、落寞，日薄西山。

    这幅神妙的图形，生动地表达了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的本质，表达了创新思维的本质。这说明，远在公元前１２世纪，我们的先人对辩证法的核心就有了感悟，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富于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民族，一个握有历史命脉的民族！

    一个如日之巡天、拥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周易》的创新思维，是用太极图表达出来的，也是用卦爻、彖、象、系辞表达出来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创新思维，启发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创新思维的大爆炸。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天空群星璀璨、汉河辉煌的景象啊！儒家、法家、道家、刑家、名家……各家比肩接踵；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各学派蜂起争鸣，如千川汇合，浪潮激荡，似百舸争流，浪遏飞舟，将一切腐朽抛在了后头。

    《左传》记载：在“法”与“礼”的斗争中，主张“法治”的政治理论家决意用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刑律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郑国子产首先实行了改革，公布了成文法，并将刑法条文铸在了铜鼎上——从太极图到铸刑鼎，勇猛精进的创新思维便铸就了自己牢固的形象。

    秦始皇正是凭借着创新理论的力量摧枯拉朽，因势利导，并灭诸国，扫平六合，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

    春秋战国时代创新思维的热潮，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思想宝库，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为创造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受到这幅太极图的启示，从《周易》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种二进制原理，在２０世纪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西方科学家站在中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为支点，轻轻一撬，地球滚动了，信息时代到来了。

    然而，正像这幅神秘图形所演绎的一样，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总是与守旧的思维相对立而存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董仲舒之说，将孔子神化，窒息了创新思维的发展。正如鲁迅后来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这似乎是两千年来一场永不谢幕的木偶戏。

    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保守的，这种“二重性”原不足怪，他反对“僭越”，主张“复礼”，认为一切都由“天子”出发，才能“正名”。在他死后四百年被后世帝王推崇为“圣人”，也不足怪，封建帝王总是最早收起他们使用过的、成全了他们帝王基业的思想利器。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二百年，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走向衰朽。其时，一个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天朝，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当“盛世”的幻境将五色土的光彩投射到宫闱之上，当丹墀上祭天的袅袅青烟融入苍茫的皇天之中，在世界的另一极，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呢？

    １６世纪中叶，波兰人哥白尼创立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这一惊天动地的创新学说震撼了宗教神学的大厦，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的时代由此到来。

    继后，他的学说的继承者，意大利人布鲁诺发表了《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一文，否定了“上帝”的存在。１６００年２月，他被天主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笛卡儿，据说，他从一只苍蝇在天花板上爬动，发现了点、线、面的关系，进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将“运动”和“辩证法”导入数学领域。

    再后是天才的牛顿，他从一只苹果的坠落，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西方正用科学实验的利器拼命地剥离着神学坚硬的外壳，让科学的阳光照射进来，将中世纪的黑暗一扫而空；而他们用生命，用鲜血浸染的鲜花，在思想的广场上，极大地丰富着人类的“故事”。

    中国，此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呢？有与埃及法老墓和金字塔相媲美的明代皇陵；有沿着一条中轴线展开的世界上最大的紫禁城；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祭天神坛；有状似沉思的“宣德香炉”，精美无比的“成化斗彩”；有康熙、雍正、乾隆沉迷的无数官窑瓷器。大清皇帝甚至不惜重金搜集古老散碎的“汝窑”瓷片，仅仅为那蓝色的釉面有着天空一样纯清澄净的迷人色彩——啊，中国的创新思维和智慧似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小巧，越来越成为帝王的把玩之物。

    自然，中国还有千古一律的“科举制度”，如同复制金銮殿上的云雷纹一样，复制着这个帝国顺从的臣子：无论士农工商，立论，言必称三代；著文，开篇必是子曰诗云；行事，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中国势若累卵，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破碎，就要瓦解！

    当东方的天朝帝国昏梦沉沉时，西方，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大清王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成了人家刀俎上的肥肉。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是西方窒息中国创新思维的一副毒剂。而这时，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甚至不知道如何来对付这种亡国丧权的局面。奉命禁烟的林则徐甚至以为可以凭“天朝声威”，“慑服夷人”，他断言一旦中国不给西方“茶叶大黄”，外夷因中国的“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然而，林则徐毕竟不是道光皇帝，这位热血充沛的爱国者终于惊醒，他痛悔“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便开始了解西方的技术、产业成就和创新理论。他派人“翻译西书”，甚至不放过西方的报纸新闻，他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并由魏源编制《海国图志》，详述西方各国历史、政治及改革等状况。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得到了林则徐创新思维的遗产，包括那部《海国图志》，成为激发日本朝野“明治维新”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

    接下来，便是日本要动手了。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舰队司令伊东在给他的同学和朋友、中国北洋海军司令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您知道，３０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

    这可谓是一份十分别致的“战书”——敌手将结论和方法都告诉了中国人：这就是创新，日本人甚至认为“制度创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中国的统治者呢？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１８９４年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海战终于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在刘公岛提督府上以死言志。这是中国志士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壮举吗？苦难深重的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万万两。

    戊戌变法，康、梁等人希望光绪皇帝的龙袍下能焐出一只金凤凰。自然，这样的空梦注定要被黑暗的现实击碎。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能把皇帝赶下龙廷，但不能改变军阀争战的混乱局面。

    外有列强侵割，内有灾祸频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还有希望吗？

    《求是》大院的这株百年古树，根深叶茂，直上云天。它沉默地见证了一个伟大的运动。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一大群爱国青年就是在这棵大树下集结，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北京街头。

    这棵大树的前头，是一栋古旧的红楼。那饱经沧桑的墙面，犹如一本大书的封面。上个世纪初，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里讨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由此推动了旨在传播这一新文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像闪电穿云，惊雷动地，震活了中华民族神妙的创新思维，结出了两个伟大的成果：

    一是中国人民找到了具有特别创新品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具有彻底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的创新精神打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