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网讯　作为一名较为认真地回望过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一名先后以电影、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等文学样式再现中共建党史的作家，我想就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谈几点思索。

    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始终用敬重而不能用游戏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的公论和历史的选择。

    现在，由于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反思”也呈现出多元化状态。有一种对历史进程的基本反思是“告别革命”，也就是说暴力革命的负面效应已经大于正面效应，不必要地增加了历史的曲折性，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为革命所累了，得不偿失，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显然有些犯不着，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搞得有点糟，而渐进式的“改良”则是社会的福音，中国上百年来没有走改良的道路太可惜。这些论说的市场似乎还不算小，我们有些文艺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委婉而艺术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本质，这是事后臆想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严肃的历史真实。在聆听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那些最初的足音以后，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对于已经严重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渐进式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是注定行不通的。不仅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无法以“君主立宪”改良社会，之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左冲右突试图走各种改良道路以救国，但这种企图先后都归于失败。蔡元培、胡适再三幻想和呼唤“好政府”出现，但是要北洋军阀政府靠自我演变而成为亲民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显然是天方夜谭；陈独秀大声疾呼“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对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出现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一度疑虑重重，结果在“大总统”的无情暴力威胁下只好逃离北京，南下组党。

    我在追寻这一段沉重历史的时候，深感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救中国，不仅仅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选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华民族的郑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历史的严肃选择，就是我们的严肃选择。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不容抹杀。

    应该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地上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植根于历史年轮深处的逻辑，实在是不容怀疑的。

    所以我以为，我们文学工作者在审视历史和时代，奏响时代最强音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我们的五线谱应当是流动在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上的，而不是离开历史的本质随心所欲吹奏的。

    “戏说”也是叙事的一种艺术手法，但一定要运用适度，不能过滥。如果总是以“戏说”态度来对待、处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革命史，那就是对我们的民族不负责任，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负责任。一个民族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崇高感是不能消解的，理性是有其磨灭不掉的光辉的，民族的脊梁和人民的良知实在是不容戏说的。

    我想说的第二个观点是，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惟有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作家才能有效地获得创作的源泉活水。我想，这也是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一个原则问题。

    我们总是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是我们总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经常被各种会议和各种阅读包围，我们的判断、把握和提炼都仅局限于书本和各种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作品多，但是鲜活的少；思想多，但是深刻的少。感想多，但是道出人民群众心声的少。文艺工作者还是要下去。只有作家深入下去，作品才能生动起来，思想才能深邃表达，社会才能深刻反映。经常去沸腾的工农业第一线仔细看看，仔细问问，仔细想想，比不去看不去问不去想要好。在我们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中，人民群众那种对作家的发自内心的欢迎，以及作家对朴素的人民大众的亲近和感情，都证明了“三贴近”原则的强大感召力。

    我们这些当代文学工作者，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话：“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反映论者，我们既然相信历史是人民选择的和人民创造的，我们就一定要无条件地亲近人民，坚信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第一主题，在人民的生机勃勃的创造中求取艺术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我们全部情感和全部思索的基点，都只能是自己脚下的这块坚实的土地。（作者为浙江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