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网讯　人民群众无疑是社会实践最活跃、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主体性力量。因此，在文艺创作中，把人民群众作为书写和表现的对象主体，既是真实反映历史活动的需要，也是保持艺术生命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我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阅读经历，就这方面的思考，谈几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不做历史和社会活动的局外人

    文学艺术工作者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活动必然也是历史和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作家艺术家个人，还是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要整合到历史和社会活动之中，整合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社会中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隔绝了人民群众，也就意味着隔绝了历史和社会，它所换取的后果就是，社会将遗忘这样的创作，历史也将淘汰这样的艺术。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新旧交织，任重道远，矛盾丛生，课题丰富。这一切亟需作家艺术家用真诚的情感、深度的思想发现和卓越的审美目光，与时代大命题前的人民群众一起，同船过渡，共赴前程。我自己在这个大的命题面前，常常痛感学养的不足、思想的贫困，但我首先在情感上严格地要求自己，必须坚定不移地和当代中国这个大命题下的人民群众维系在一起。这种情感上的自觉要求和思想上出现的贫困纠缠在一起，让我的创作速度缓慢下来，开始重新学习历史，学习知识，重新进行刻苦的冷静的思考。2000年写作《大法官》时，我力图在创作中体现文明中国的现代平等意识和人的尊严，为此我曾走访了上百名法官和数百名基层群众。但是，几年之后返观自己的作品，在中国百姓生存与发展这个巨大而丰富的课题面前，在社会文明日益推进的繁重任务面前，自己所做出的思想贡献真是杯水车薪，所做出的审美表达也是捉襟见肘。我的创作速度之所以缓慢下来，是因为我对巨大而丰富的百姓群体怀抱了敬畏之心，对历史、对社会、对百姓的尊重，让我不敢随意下笔，轻松亵渎。与此同时，我也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让我从心理上排斥和拒绝的创作。这些创作或者过多地叙述着奢靡浮华的生活状态，以富贵者的表情展览财富，裸露欲望，包揽既得利益，不仅自觉地与百姓区别开来，而且故作姿态地以另类生活对百姓形成利益的勾引和精神的恐吓；或者完全沉浸在自我的私人空间之中，彻底隔绝历史和社会的种种风云际会。这样的阅读甚至还反映在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中，似乎只有在创作中做历史和社会的局外人，才是对文学艺术本体的回归和“纯文学”、“纯艺术”文本的诞生。说实话，我很困惑，也很痛苦。我的出身和身份决定了我对百姓的尊重，并且我把这种尊重上升到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对历史和社会的尊重。这种尊重与生俱来，不可磨灭，因此我不能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和社会活动之外，更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与百姓的生存与发展割裂开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思考与选择，在别人眼里是不是纯正的文学思考和文学选择，但我知道天之苍地之茫，不缺无聊文章一两样。因此，我只能严于律己，可以少写，可以不写，但不可以丢掉我一以贯之的尊重。我的写作，必须是我对历史与社会，对生存与发展的中国百姓敬畏的表达，尊重的表达。

不要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优越感

    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把人民群众作为书写和表现的对象主体时，应该自觉地拥有平等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有时候，我自己都在这样思考，这种平等意识必须是血缘性的，这样才会有血浓于水的情感。在这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文学艺术相对于风尘仆仆的百姓生活来说，往往是优雅的，这种优雅很容易滋生出作家艺术家的优越感，优越感一旦形成，在表现百姓书写百姓的生活时，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位。批评家经常在指出当代文学艺术责任的缺席和担当精神的丢失，原因之一可能就来自作家艺术家或多或少的优越感。在有些以百姓生活为表现内容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置身事外的“悲悯”，言不及义的“赞颂”。这些作品的表征就是，或者平面化地罗列矛盾，或者简单化地书写苦难，或者人为地拔高人物，或者不负责任地指点出前方的道路。很难看到触及灵魂的感动，也很难看到焦灼而深刻的思考，痛苦的展示和光明的引导都像泡沫一样浮泛在表面，没有和百姓相濡以沫的情感，也没有探讨真理的真正勇气，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承受力、定力，不能从本质层面上挖掘历史和社会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这种优越的表达，实际上成为一种炫耀式表达，功利性表达，以人民性自居而实际上又是事不关己的表达。坦诚地说，主旋律这个词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误读和歧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有些创作以自觉或不自觉的优越感表现百姓、表现社会生活浅薄化、机械化相关联的。我这样说，更是在解剖自己，检点自己。1997年我推出长篇小说《车间主任》的时候，我还没有发现自己潜伏在作品中的优越意识，但现在我必须无情面对那种所谓优越感给作品带来的弊病。我写工人，写他们的命运，看起来充满情感，但我没有在作品中与主人公一起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没有在产业面临的抉择面前投入肝胆相照的精神援助。这么多年过去了，作品的主人公仍然在坚韧地生存和创造，而自己的作品却没有勇气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充满韧性地发展，作品却充满速度地消亡，这不得不让我感到尴尬和窘迫。这其中根本的理由在于，我的书写和表达，仍然停留在历史和社会的表面，虽然我在写工人，但在写作中我甚至暗含了这样一种潜意识，为自己没有生为工人而庆幸。《车间主任》给了我名声、荣誉和稿费，但除了那一些文字之外，我延续了多少对工人、对劳动的情感和思考呢？这样的自我检点有时候都让自己很难面对自己，很容易发现自己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时并没有崇高的精神相伴随。这也就是自己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史诗性作品的绝对制约。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劳动与生活相比，作家艺术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我自己开始规定自己，在这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中，你要寻找你的崇高任务，不要表现你的优越位置。

不忘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化身份

    文学艺术工作者是文明的传播者，真理的探索者，是科学精神的捍卫者。这样的职责是文化身份的规定。每一个文字，每一个镜头，都应该有着文化身份的质的规定性，这既是义务，也是制约。在我们国家努力建设“三个文明”的历史任务面前，文学艺术必然肩负着文化身份所规定的推进文明进程的责任。在这样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责任面前，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探寻真理，而不是传播谬误；应该敬仰科学而不是自作主张；应该倡导文明而不是放任欲望。一切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通过面向人民群众、面向历史，经过人民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而最后得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理由利用特殊的技巧和特有的传播方式，以非文明、非真理、非科学精神的手段去诱惑群众、怂恿社会，遮蔽历史。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拥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确认，没有故作惊人之语和危言耸听的特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学艺术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文学艺术工作者更要慎言、慎行、慎独，自珍、自爱、自重。（作者为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