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西安。８３岁的常曾刚坐在了记者面前，尽管听力略有迟缓，但当明白记者的来意，开始回忆延安时期的音乐家和音乐活动时，这位１９３８年在延安参加革命、终生对延安音乐怀有深厚感情的老人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的神采。
在回忆中，老人说，他“彷佛又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座‘庄严雄伟’的古城。看见了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张贞黻、向隅、李焕之、瞿维、安波、杜矢甲、唐荣枚、马可、张鲁、刘炽等人的身影；听见了《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抗大校歌》、《延安颂》、《红缨枪》等数不清的雄伟、嘹亮的歌声”。他说，那时，“延安是歌的城市，延安是歌的海洋”。
老人告诉记者，卢沟桥事变后，以冼星海为代表的当时我国第一流的众多的音乐家，相继来到延安。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深入工农兵生活，谱写了大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响彻了中华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勇气。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兴起了开一代新风的秧歌运动，产生了许多如《兄妹开荒》、《南泥湾》、《运盐去》、《胜利鼓舞》、《有吃有穿》、《军民大生产》等别开生面的优秀歌曲。“历史已经证明，抗战期间中国音乐的中心在延安，不在重庆。”
老人还郑重地说：延安歌声永响人间！
忆贺绿汀：八路军打仗的间隙还要练兵，为什么搞音乐的就不能重视技术训练呢！
常曾刚算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学生。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的贺绿汀在随联政队赴东北途中，在绥德就地待命约４个月。常曾刚当时是绥德文工团音乐组的组长，得知了贺绿汀给联政队音乐组的同志讲授和声学的消息，就建议领导请他来团讲课。“贺老不辞辛苦，来到我团驻地——九贞观，给我们讲授《和声学初步》。讲义是他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翻译出版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英Ｅ·Ｐｒｏｕｔ著）的缩编，是他自己刻印的。我当时水平低，只从丰子恺先生的《音乐入门》里学了一点五线谱的基本知识，识谱很吃力，其他同志也差不多。贺老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慢慢地讲音阶、音程、音调以及大小三和弦的原位、转位等基本规则，并且给我们批改习题。”以后，贺绿汀还教常曾刚拉小提琴。“贺老自己也说，他不是专学小提琴的，看见我们像拉二胡一样拉小提琴，就想教我们一些正规的拉琴方法，开始让我们纠正姿势拉空弦，以后就拉《霍曼》，并让我们将琴弓分成四等分，贴上白纸条去练全弓、半弓、四分之一弓等。”
常曾刚还记得，当时贺绿汀也常给他们漫谈作曲问题。他经常告诫不要写标语口号，不要在歌曲中记流水帐，要艺术地表现生活，要努力学习民间音乐，学习古典诗词。在常曾刚的印象中，贺绿汀为人直爽，敢于直言。延安整风以后，一般人对于学习技术不敢过分强调，怕落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他却无视这种不成文的“左”的观点，常谈作曲技巧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并说：八路军打仗的间隙还要练兵，为什么搞音乐的就不能重视技术训练呢！
忆鲁艺工作团：群众把我们看作自己人，说我们不像过去唱戏的人，和八路军一样！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张庚、田方等率领以实践《讲话》精神为主旨的鲁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到达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为广大群众演出，推广新秧歌运动的成果。冬天，来到了米脂。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党组织决定派常曾刚和杜锦玉、杜生华、王亚梅、白步义等同志去鲁艺工作团实习——在工作中学习，以便积累经验，准备将来开展当地的秧歌活动。常曾刚回忆说，当时，他被编入第三班，班长是时乐濛，成员有王大化、贺敬之、刘炽、张鲁、李刚、彭英、王岚和他。
工作团的秧歌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军民关系。这些艺术描写，也体现在工作团的日常行动中。“所有的同志都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自己挑水，自己煮饭；借群众的东西，用过后就及时交还；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住群众的房子，要给老乡打扫干净。群众把我们看作自己人，说我们不像过去唱戏的人，和八路军一样！群众欢迎新秧歌，也打心里热爱演秧歌的人。他们常常带上羊肉、粉条等来慰劳我们。谢绝是无用的。”被老乡们的热情所感动，工作团在工作快结束时，向绥德地委汇报演出了《王老汉与八路军》等剧目，再次表现军民鱼水情意。
１９４４年，鲁艺工作团回到了延安，绥德分区的群众仍然念叨着“鲁艺的秧歌”。“鲁艺的同志走了，他们撒播的种子却已破土而出，生根开花了。群众的秧歌活动，以新的姿态蓬勃发展起来，并成立了专业团体——绥德分区文工团。”常曾刚就是这个团的一名成员。
忆刘炽：学习民间音乐不能停留在谱面上，一定要学习民间音乐活的灵魂。
刘炽也是常曾刚在鲁艺工作团实习时认识的。
１９３６年，年仅１５岁的刘炽就参加了红军，最初被送进红军大学当学员，不久又到红军人民剧社当小演员，崭露头角。１９３９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毕业后留校。常曾刚初见刘炽是他随鲁艺工作团到米脂后在东街文庙的首场演出中。“那天天气很冷，院子里却挤满了人。锣鼓一响，当时还是二十来岁的刘炽同志，红光满面，身穿工人服，手持镰刀斧头标，以新‘伞头’（民间秧歌的领头人）身份，带领扮演工农兵及其他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全体演员扭起了大秧歌。”
当时常曾刚和刘炽同在鲁艺工作团第三班。“我们同吃、同住、同演出。我当时１９岁，他也不过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好动，爱玩，虎虎有生气，生命之火十分旺盛。”常曾刚还记得他们俩常在一起捡蜗牛、顶蜗牛的趣事，“刘炽比我心眼多，他捡到的蜗牛，先是自攻自战，留下强者才和我交锋，我的蜗牛一触即败，他便哈哈大笑。”
尤其给常曾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刘炽学习民间音乐的认真劲。当时他们走乡串镇，每到一处，都是晚上演出，白天学习；请当地的干部、劳模、艺人谈情况，传授民间艺术。“在这种时候，刘炽显得更加认真而活跃，他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学跳舞、学唱歌。他记谱记得很快，记完谱子，就跟艺人反复哼唱，直到完全掌握了民歌的韵味。”刘炽还常对常曾刚说：学习民间音乐不能停留在谱面上，不能只在它的旋律和节奏上兜圈子，一定要学习民间音乐活的灵魂。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反映在他的作品上的就是民族音调的完全创新。“他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七月里》、《运盐去》和后来写的《我的祖国》等都不是对任何一首民歌的简单模拟，而是将之融会贯通的全新创造。”
忆高波：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入囹圄，当歌汉苏武。
高波与常曾刚是同乡，都是陕西米脂人。他原名高如化，多才多艺，１９３８年任延安烽火剧团团长。１９４２年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十一旅一团政委。１９４７年３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１９４８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刑前狱中赋诗：“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入囹圄，当歌汉苏武。”常曾刚专门写诗歌颂这位同乡先烈：“‘烽火’英年事，桩桩显异才。从戎明壮志，入狱吐真怀。句句撕心语，声声裂肺哀。诗留人乃去，血洒雨花台。”
忆钟灵：我当时如果听了冼星海老师的话，那就会走向另一条艺术道路了。
著名作家、画家钟灵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期间，恰逢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刚刚创作完成，便自告奋勇去帮忙刻蜡版并油印，因为他懂简谱，也会用仿宋字。鲁艺合唱团成立后，因为音乐系的人手不够就吸收其他系的同学参加排练，钟灵也成了当然的吸收对象。参加合唱团后，在《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时，他还担任了独唱演员，扮演《河边对口曲》中的“李老七”。
当时冼星海亲自指挥，他发现钟灵嗓子有培养前途，就动员他入音乐系学习声乐和指挥。钟灵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对美术有偏爱，就婉言谢绝了。“现在看来，我当时如果听了冼星海老师的话，那就会走向另一条艺术道路了。”钟灵事后回忆说。
就在记者采访常曾刚的时候，他刚收到钟灵的讣告。钟灵于今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逝世，常曾刚回忆起这些延安时期的往事，不胜悲痛，作《文雄画杰钟灵祭》一首以表哀悼之意。诗曰：
奋斗机缘世所奇，文雄画杰梦游悲。
先公著作等身露，艺苑花香一树诗。
节亮风高阴雨过，波平浪稳阳光时。
谁言圣哲归天去，马列遗宗起大碑。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常曾刚著《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