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品学兼优的才子遭遇“文革”投笔从戎，一个“不务正业”的战士在边地结缘艺术，又最终成为知名作家。由文而武，由武而文，生活好像跟唐栋开了一个玩笑。然而，这却是一个善意的玩笑，甚至有刻意安排、有意成全的意味。因为，他在这个玩笑中获得了这样一份馈赠，它塑造了他的筋骨，包裹了他的灵魂，它让一个稚气的才子成为深沉的思考者——这份馈赠就是唐栋那来自部队的广泛阅历和对部队的深厚情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入伍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调入新疆军区话剧团任创作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入伍的？您对部队的感情一定很深厚吧？

唐栋（以下简称“唐”）：说实话，最初我是没有想到要入伍的，因为我在校时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几门主课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所以我那时的目标就是北大、清华等一些名牌大学，压根儿就没想着去投笔从戎。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停止了招生，这时发生了珍宝岛之战。我同其他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一半是由于有着誓死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一半是为着寻找出路，于是就报名参军了。

我相信一个学生学习好并不仅仅因为天分，主要还是源于有志向、有目标。所以我自然地把这种东西带进了部队，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但后来就变得不怎么“优秀”了，原因是我与文艺结了缘——那时团里、军分区每年临近八一建军节或者春节，都要临时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演出队，而每次都要提前一个月把我抽调到团部或军分区去，让我先写出一台节目来，有快板、相声、对口词、三句半、小歌剧等，然后再把其他人集中起来排练，这时我又成了伴奏员，二胡、三弦、笛子、手风琴、小提琴，样样都能糊弄几下。那时在基层连队，领导喜欢的是新闻报道，而不大喜欢你去搞文艺。加之我又利用空闲时间写起了小说，他们就更认为我在“不务正业”。

恰在这时，新疆军区文化部的领导由于早先就注意到了我发表过的一些作品，便撤销了我的复员命令，调我去新疆军区话剧团做创作员。不夸张地说，我可能是最地道地从边防战士成长起来的唯一一个剧作家，我对部队、尤其是对新疆边防部队的感情，仅仅用“深厚”二字来表达已经远远不够了，那片土地，那方山水，那座军营，那些战友，那个年代，把我的灵魂紧紧包裹，改变并塑造了我的筋骨，我早已与它们融为了一体。

记：您创作了大量优秀小说、剧作，像小说《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红鞋》等“冰山系列”，剧本《天山深处》、《岁月风景》、《回家》等。这些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部队生活给了您怎样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唐：那时候年轻，没有什么高妙的写作经验，写作的全部财富除了满腔热情和全神贯注，就是生活积累了。所以，尽管我有着多年的连队生活体验，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的岁月里，我每年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度过，而且哪里最为艰苦，就往哪里去。位于喀喇昆仑山被称之为“生命禁区”的神仙湾哨卡，海拔五千多米，我是第一个登上它的作家，我从那里满载而归，一口气写下了话剧《天山深处》、《草原珍珠》，小说《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雪岛》、《雪神》等，形成了“冰山系列”，被评论界认为是“开创了冰山文学之先河”。90年代初，我南下到了广州，我需要有一些走南闯北的经历，需要了解和体验与西部边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事实上，我到南方后的作品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西部边陲生活的影子，比如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岁月风景》，从人物到故事，从情节到细节，都是我当年在西部边防连队时的生活积累和感受，只不过将场景放在南方海边的一个连队罢了；比如话剧《回家》，主人公的原型干脆就是我在新疆军区话剧团时的老团长，只是把场景移到了广西的百色老区。

写作犹如种树，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精心侍弄着一棵树，但这棵树长得再好，也成不了森林。只有当森林出现时，才会有藤缠蔓绕、鸟鸣兽走的壮观。

俄国的梅耶荷德喜欢引用一位艺术家的话说：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就如同是葡萄和葡萄酒的关系。你想酿造葡萄酒吗？那就得有葡萄。葡萄越多，酿出的酒就越多；葡萄的品质越好，酒的品质就越好。如果在生活中采收不到葡萄，就无法酿造出美酒。

葡萄在哪里呢？当然在泥土里，在田野里，在阳光雨露里，在艺术家的真诚里。

记：这么多年来，您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有哪一部或者哪几部是您最满意的？为什么？

唐：作品总是令人遗憾，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知能力的增强，你会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作品的缺陷。相比较而言，话剧当中我觉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祁连山下》、《岁月风景》和近几年的《回家》、《天籁》可以提一提，这几部话剧各有各的不同，但演出效果都还不错，都是来自于生活，出自于我的真情实感，尽可能地往观众的心里头走了走，尽可能地对社会世态作了观照。小说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早期的“冰山系列”，那批作品，摆脱不了稚嫩，但那时的我在创作中充满了真诚和激情。如今，要想重新找回这份真情，我真担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记：作为剧作家，您认为，部队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最需要什么样的艺术？

唐：如今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提升了，欣赏文艺作品的方式和机会也多了，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就高了。在军营、在战士们中间，话剧是很受欢迎的，问题是他们很难看到话剧。这几年，我们战士话剧团下了很大的决心，硬是先后带着《回家》、《天籁》两部戏下到了基层部队，连广西百色老区这样偏远的地方都去到了。官兵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迎与感动，你从热烈的剧场效果中就能看得出来。为了能让更多的官兵看到话剧，我们为每一部戏做了一套简易布景，这样就不受剧场条件的限制，在任何一个礼堂、甚至在露天广场，都可以演。

记：战士文工团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欧阳海之歌》、《红色娘子军》等一大批精品佳作，都诞生在这个优秀的团队。在发挥军旅文艺鼓舞官兵、激励官兵、教育官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

唐：现在的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是由原来的战士歌舞团、战士话剧团、战士杂技团合并而成的。我担任过10年战士话剧团的团长、两年半战士文工团的政委，相比较而言，我最为熟悉的还是战士话剧团。

“战话”是我军最早的戏剧团体，１９３３年４月，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在井冈山宣布成立。在１９３３年８月１日红一方面军举办的文艺会演中，剧社演出了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和《杀上庐山》，这是我军话剧的开篇之作。１９５５年５月１日，由战士剧社延伸下来的这支文艺队伍，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广州战士话剧团，后来易名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

战士话剧团成立以来先后创作演出了４０多部大型话剧以及近百个小戏小品。每年为基层部队官兵及人民群众慰问演出６０多场，先后有２０多部话剧晋京演出，获得过全军、全国多种奖项。

记：在许多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中，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天籁》令人耳目一新。您和蒲逊创作的这部话剧，使观众对长征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长征，塑造了长征不同于众的新形象。您能否谈一下创作这部戏的具体情况？

唐：去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今年又是中国话剧诞辰１００周年，大家憋足了劲要搞一台话剧。这时我们想到了战士话剧团的前身战士剧社，于是决定写长征路上的战士剧社或者说战士剧社在长征路上，那是一段多么迷人、多么富有意味的精彩华章啊！

因此，我和蒲逊设想，《天籁》要生动、形象、真实地显示出革命文艺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特殊意义和特殊作用的战场。我和蒲逊，都是战士剧社的后代，单单就这份难分难舍、融入血脉的感情，也要把这个戏写出来。在写戏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里尽是战士剧社的历史画面，眼前不断浮现战士剧社前辈们的身影。蒲逊在这部话剧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具有娴熟的编剧技巧，对话剧的艺术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为该剧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您曾经说过，一个好的戏剧应具备三个要素：深刻的历史观、对现实的热情以及与时俱进的舞台处理。您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实践这三个要素的？

唐：对一部好的戏剧的要求，不止这三个要素。我所说“深刻的历史观”，是说戏剧要有历史的厚重感、文化的深邃感；“对现实的热情”，是说戏剧，尤其是话剧，其优势和观众对它的期待，就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失去了这一点，就失去了话剧的立身之本；“与时俱进的舞台处理”，是指包括舞美在内的各种舞台表现手段，要有创新，有发展，有智慧。我在创作中，每部作品都尽力想往那些理想的标准靠拢，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跟你方方面面的积累与准备有关，与你对题材的熟悉程度有关。不过，首先得有高标准、高目标摆在前面，这样才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

记：在纪念建军８０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一名部队剧作家，您有什么感言？有没有具体的作品献给建军８０周年？

唐：１２年前，我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去了战士话剧团担任领导工作。１２年里，我写了１０部话剧，１０次晋京演出，与这个团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想拿我和蒲逊创作的话剧《天籁》，作为向建军80周年的献礼作品，愿我们的文艺，永远发出天籁般的美妙声音，润泽我们伟大的军队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