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３月初，冀中区北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屈绍建同志找我谈话说：“《解放》报社要地下党派一位同志去当记者。条件是：既是地下党员，又要做过新闻工作的。组织上认为你很合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新任务。
第二天，屈绍建同志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到《解放》报社去报到。这封介绍信既没有信封，也没有写在信纸上，只是一张一寸来长的粉红色纸条，上边签着“武光”两个字。
我带着这封介绍信，出宣武门不远，进茶食胡同往南，拐进方壶斋胡同，找到了9号，便是《解放》报社。这是一所普通的民房，全院不过４００来平方米。
报社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陕甘宁等解放区。总编辑为钱俊瑞，副总编辑为姜君辰。我被分配到采访部，部主任是杨赓，采访科长是萧殷。我年轻幼稚，他们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老师。
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有４０名左右，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同志们时刻冒着被捕、被杀的危险，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解放》报向北平人民宣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阴谋诡计，报纸为人民伸张正义，控诉敌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介绍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它像把锋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心脏。因而，国民党政府把它看做是眼中钉，想尽一切办法，施展一切卑劣手段，要扼杀《解放》报。在报社周围，敌人的宪兵、特务、警察密布，对进出报社的人跟踪盯梢。宪兵十九团专派一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在报社门口北边，日夜站岗监视。还派了一辆小汽车，停在门口用来跟踪。报社大门南边不远，是一座警察阁楼，特务们麇集在那里，随时与特务机关联络。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不论步行、乘车，都有特务尾随。我是骑自行车采访的，总有特务跟踪。我每次外出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甩掉特务。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些动人的故事，有些印象较深，至今尚能回忆起来。
为“绱鞋行”工人说话
尽管敌人对于进出报社的人严密监视，但到报社来的工人、学生、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仍然络绎不绝。在来访者中，我始终怀念一位叫龚工的工人。他高高的身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只眼镜腿折了，用线绳代替，套在耳朵上。他说话嗓门挺高，总是骂国民党政府如何欺压老百姓。我和他成了朋友。他经常给我提供采访线索。一次我俩到东四牌楼弓弦胡同里的茶馆喝茶。往常，这茶馆里除去坐着几位提鸟笼子的，就是拉车、打鼓的在这里歇腿、喝茶。那天，喝茶的人特别多，还有很多人不喝茶，在茶馆内外站着。奇怪的是，大部分人的穿着打扮都一样，新剃的头，黑布大褂，白底皂鞋，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我问龚工：“这都是些什么人？”他扫视了一下，说：“大概是‘双线行’（绱鞋行）的。”我又问：“好像有什么事。有认识的吗？”他仔细看看，说：“有！”我说：“请他过来。”龚工将那位熟人请来，给我介绍时，只说我是他的朋友。我又请他们的负责人过来，请他们喝茶。一聊，才知道他们是北平市绱鞋行业的７０余家同仁。他们给国民党军政部被服工厂代绱棉鞋、做夹鞋。议妥每双夹鞋工钱７２元，额外每１０双发玉米２斤。工钱比别的地方低，又好长时间不发一粒玉米。当时，物价飞涨，劳动人民生活很困难。他们在这里集合，就是准备去军政部交涉，要求补发玉米。我边听边记。他们悄悄问龚工：“他是什么人？”龚工说我是《解放》报记者。他们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您费点心，给我们登登报！”我说：“一定！”
这条消息很快就在《解放》报上登了出来。国民党军政部非常被动，只好赶快补发了玉米，并且对绱鞋行同仁说：“以后有什么事，咱们好商量，千万别再找《解放》报记者。”绱鞋行业同仁却高兴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替咱们说话，军政部绝不会这么痛快地给咱们补发玉米！”
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政府玩弄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的阴谋，一手包办了北平市的“国大”代表选举，用种种手段剥夺了许多公民的选举权。北平市广大市民对此非常不满。有４０多个进步文化团体，发起组成了“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议会”。事前经北平市政当局备案。他们决定４月１９日下午２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国大代表选举讲演会”，聘请了社会名流陈瑾琨教授、江绍原教授及外国朋友讲演。
当时的音乐堂是露天的，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会场的椅子是用木条钉成的，最后一排的后边是一道土坡。下午１时许，听众陆续来到会场。主席台上已挂好幕布，正中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
主席团、司仪、记者等人开始上台就坐。仓夷同志在台上记者席，我在会场后边土坡上的人群里观察。只见周围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是国民党特务、便衣。他们麇集耳语，横眉怒目，嘴里叼着香烟，有的嚼着口香糖，衣袋里都是鼓鼓囊囊的。一个穿浅黄色军服，不戴领章、帽徽的人，３０来岁，中等身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会场。音乐堂外的北侧站着一排黑衣警察，挤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是来维持秩序，倒像是准备来抓人的。
大会准时开始。特务们立即散发反共传单，从口袋里掏出石头、瓦块、鸡蛋，往会场里扔。听众纷纷离开会场，躲到四周。只有坐在前排的三名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双手抱头，硬是不动。实在令人感动！主席台上，陈瑾琨教授面对特务的暴行，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前讲话。特务们狂叫：“散会！”那个穿浅黄色军服的特务头子，带领特务们登着椅子，从后排往前排移动，逼近主席台。一边走，一边往主席台上投石子、鸡蛋。主席台上丁当乱响，杯盘壶碗被击碎。陈瑾琨教授见此情景，大义凛然，气愤地振臂斥责特务：“你们真给国家丢脸！”一块石子飞来，击中陈瑾琨先生的右眼，眼镜也碎了。特务们大打出手，乱砸一通。台上台下有好几十人被打伤。主席团人员忙把陈先生抢救到后台。紧接着，两名美国军人上台，保护着陈先生从后台出来，出了公园，乘三辆三轮车走了。我也叫了辆三轮车，紧紧尾随。到了东四汪芝麻胡同，路北有一座讲究的住宅，美国军人搀扶着陈瑾琨先生进去，大门紧闭。
我在附近一家商号借电话，向总编辑钱俊瑞同志报告了中山公园事件的经过，并提出打算去访问陈瑾琨。钱俊瑞同志告诉我：“你代表我和姜君辰同志向他慰问，回头我们去看他。”
我递进名片，传达引我进去。到了陈瑾琨先生的内室，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原来担心陈先生伤了眼珠，医生说只是眼皮受了伤，才放了心。我向陈先生转达了钱俊瑞、姜君辰同志的慰问。陈先生兴奋地说：“您来得正好。昨天我才写了一篇文章《莫要硬来，莫要硬赖》，请您拿回去发表。那就是我对这个事件的态度。”他还对我表示，这次虽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决不后退，“决不会被一块石头所吓倒！希望全中国人民都起来，纠正这种野蛮行动！”
陈瑾琨先生这篇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说出了老百姓要说的话，刊登在《解放》报第２１期上。国民党更加仇视他，准备进一步迫害他。５月底，陈先生毅然携眷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受到我党和政府及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解放》报自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创刊后，平津人民争相阅读，发行量迅速上升到５万份，为北平各报之冠。
《解放》报的威望日益提高。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封闭它。４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大批警察逮捕了《解放》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才获释放。到５月２９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封闭了《解放》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怀着惜别之情，向北平人民告别。
《解放》报开始是３日刊，后改为２日刊。从创刊到被封闭，共出了３７期。尽管它的寿命仅仅３个月，但是它向平津人民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仅仅时隔３年，北平就真正解放了！
《解放》报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北平人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光明，迎来了胜利。
（作者文中身份为北平《解放》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 余勋国整理）